正当中国政局明显左转，以恢复毛泽东时代作为时尚的时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大逃港》，记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大量逃亡香港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国青年报》以「人民会用脚投票」为题推介该书，虽然取态温和，但是在暗示，人民如果不能用手投票，就会用脚投票！
香港《苹果日报》也转载介绍，并用电话访问在深圳的作者陈秉安。本书第一版2万册已经卖断市。笔者还没有机会看到，但是从介绍文章来看，对人心的震撼不能低估。
一颗子弹父亲倒下 催生《大逃港》
作者透露，他想写这部《大逃港》，起因是1987年他在《深圳商报》任记者时，一次去罗湖（位于香港及深圳的交界）采访某港资大酒店开业，「当时，香港过来的酒店总经理在庆典上演讲，刚讲到一半，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台下愕然，不知发生甚么事。」
那位港人总经理哽咽着说：「20多年前，就在我站的位置，我父亲背着我偷渡，快到河边时，一颗子弹射来，我父亲……倒了下来。」总经理擦去眼泪后说，正因为此，他把酒店开在这个地方，为纪念死去的父亲。陈秉安称，那次采访令他知道当年大逃港潮，催生了他写逃港事件的冲动。
但是如果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观点来看，这位香港总经理简直就是「还乡团」来「反攻倒算」，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是循合法途径从上海移居香港的，我也没有勇气以偷渡方式来香港。但是即使在上海，从其他华侨朋友那里，也听到不少偷渡的情况（国内的朋友即使知道也不敢说），尤其是文革武斗尸体与偷渡尸体飘向香港的惨状，更是香港人具有强烈反共意识的原因之一。
陈独秀女儿陈子美 为了偷渡准备十几年
1997年我移民美国后，曾经访问中共创党总书记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她也是1970年代从广州到深圳偷渡到香港的，准备了十几年，从训练孩子游泳开始，最后由他的儿子与儿子的朋友，捆着汽油桶护着她游到香港的。到香港后几年，又以旅游身分到了美国，非法逾期居留，最后取得合法身分。
作者写这本书时，得以参阅一些档案，使内容更加翔实。据记载，深圳历史上共有4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全国12省市县。看看这些年份，都与共产党发生的大事件有关。
1960年代前，边防军可随时开枪射偷渡者，不少偷渡客被打死在海滩、河滩或山头。当时深圳催生一个新职业──「拉尸」，鼎盛时有二百多个拉尸佬。而最近我则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某地因为贫穷而跳河自杀的人增多，渔民改打渔为捞尸，捞一个3,000人民币。可见中国崛起后，穷人的遭遇并没有出现大变化。
1970年代我在上海时就已经听到，由于逃亡人数之多，不可能都以「反革命」来论罪，监狱容不下那样多的「反革命」，所以1970年代以后，从广东逃到香港被抓回来的，一律以「经济犯」（只是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关一阵教育教育就放人，当然一样受到虐待与羞辱；但是从厦门逃到金门的，则是「叛国投敌」，以「敌我矛盾」方式严惩。看来国民党反动派比英国殖民主义者还要可恶。
「改革开放」 文人用笔写 农民用血写
作者说：「我永远记着采访过的一位宝安农民的话，他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却是用血写的！』」的确，不少人把改革开放的功劳归于邓小平，这是共产党所批判「英雄造时势」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实际是民众用脚投票逼共产党改革，邓小平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统治，为了要外来资金才改革开放，那是形势逼人啊。
到现在，共产党还不肯放权，改革开放的果实落在共产党特权集团手里，也可见他们的改革开放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人民。如今，中国自命已经崛起，为何用脚投票之风未减？不但欧美富裕国家，连非洲贫穷之地，与伊拉克、阿富汗的「危邦」，都有中国偷渡者的足迹，可见一斑。
我移居香港以后，更多了解到偷渡的情况，也接触到一些偷渡的朋友。港英政府对偷渡政策由松转紧，更不乏「阴谋论」之说。初期完全接收。中期港府的「抵垒政策」，只要偷渡者能够混入市区自首，就准其居留；在新界就被截获的，遣送回中国；因而能够进入市区的，多为有过人本领，或有内应；偷渡本身已要有胆识，能够抵垒成功的，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可谓「偷渡菁英」了，这样大大提高香港人的素质与竞争力。
另一种「阴谋论」则说，1960年代后，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偷渡正好为香港提供廉价劳动力，1970年代中期以后，对劳动力没有那样渴求，所以政策越来越紧，最终全部遣返。
由于偷渡者经历过鬼门关的考验，甚么苦都能吃，也有冒险精神，所以在香港，无论白道，还是黄道、黑道，都不乏他们中的成功人士。书中提到了金利来老板曾宪梓、壹传媒老板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即使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不少也趁改革开放之风，拿着小本钱回到家乡投资，成为成功企业家。在我的香港偷渡朋友中，我观察他们待人处事的现实态度，我相信他们的人生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我庆幸我的华侨身分，可以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拿着港澳通行证合法到达香港。但是我在厦门亲眼看到文革武斗死难红卫兵的墓群，听到偷渡者被边防军打死、被鲨鱼咬死，或偷渡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而累死或被抓回的悲惨遭遇，同为中国人，我为我的「好运」感到愧疚。
我奋笔疾书 乃为死者讨公道
对生者来说，对有幸来到自由世界的我来说，难道不应该为不能开口说话的死者或留在中国的同胞讨取公道吗？这也是我到达香港后，一直奋笔疾书从事写作的原因之一。为了死者，也为了避免海外像我一样的生者，再度落入中国共产党的大囚笼里。
因此，当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香港新华社宣传部刘再明奉副社长张浚生之命请我吃饭，并了解我是否政策尚未落实因而写反共文章时，我对他说，我人在香港，政策落不落实与我已经没有关系；与其他不幸者相比，我可以说没有怎么受到迫害（其实就是还没有把我列为牛鬼蛇神进行批斗，抄家、「帮助」都经历过了）。
然而1991年我为华东水灾的灾民说话时，香港新华社组织点名围攻我时，竟说：「清楚其底细的人都知道，中共、中国政府过往待他并不薄。正是因为中共及中国政府的关照，他得以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尔后又有一份不错的职业。他自己也公开承认过，即使在『文革』那些年代他也未受过迫害。林氏来港后却利用香港的『言论自由』尽情反共反华。」
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被迫害的人才可以「反共反华」，否则就不可以。那么已经被害死的人又如何「反共反华」，难道不许我们还活着的人代他们「反共反华」吗？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共产党稍微忌惮一点，否则他们对异议人士杀光就是。这也是我至今还反共的原因，至于「华」，那是他们拿来掩护共产党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那篇批判文章发表后，在校友会的活动中见到已经荣升为《文汇报》总编辑的刘再明，他赶快向我解释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我知道那不是他写的，因为同一天的《文汇报》，有他署名表扬李嘉诚的文章，他没有本事一天写两篇两个正反对照的文章。但是他已经把与我谈话的内容放进我的档案里了。
我与黎智英、刘梦熊相识，黎智英「壹传媒」的政治立场人们都知道，他对共产党有相当的了解。刘梦熊最近为赵连海被判刑事件痛斥中国的司法黑暗，我在《争鸣》杂志里称赞他还有良心。虽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希望他还没有忘本，坚持良心的底线。老朋友、著名作家倪匡则是很早期偷渡来香港的，反共更是旗帜鲜明。
我最蔑视的是曾宪梓，不管他是不是偷渡来香港的，至少他不喜欢共产党而离开中国到了香港，但是后来居然带头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从中国到了香港，靠做冒牌巴黎领带而被港英政府判刑的骗子，因此仇恨港英而沦为「爱国人士」中最恶形恶状的「左王」，最近更针对刘晓波颁奖典礼发表宏论，指责出席典礼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是「叛国者」，责问挪威政府为何不向自己国家的牢犯颁发和平奖。对这样一个据称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却不知道挪威并没有政治犯的白痴来说，多说也没有甚么意思，只能说：「上帝要你死亡，必先叫你疯狂。」梦熊老兄看到他这位同道，不知会做何感想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