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说法：「要害一个人倾家荡产就鼓励他去办报纸，或者去办杂志。」的确，要开办一个媒体很容易，但要把一个媒体经营成功却很困难。尤其是智能型手机让讯息的传播走向实时化、无线化以及影像化之后，平面媒体数字化的趋势迫使报纸与杂志的技术面也要跟上时代变化，否则在激烈竞争之下很容易被淘汰。不过，淘汰媒体最厉害的杀手不是市场竞争，而是独裁政权。
《中国青年报》：五年内将关闭五千家报刊
中共共青团的「团报」──《中国青年报》在4月20日的一篇报导是这么说的：近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表示，于「十二五」（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报刊出版单位数量将减少五千家；非独立法人报刊出版单位总量比例由65%左右下降到30%以下，将重点扶持中央主要报刊，发挥在舆论传播中引领和主导作用。
报导引述新闻出版总署的理由，说是要在今后5年退出停办那些规模小实力弱的出版单位，退出停办一批资质差、资不抵债、发展能力不足、不符合国家有关办报办刊规定的报刊出版单位。整编之后的重点扶持对象以及改进目标是「建立报刊公共服务机制和体系；推进党报党刊发行体制改革」。
问题当然不是中共表面所说的那么简单。要知道中共治下的中国至今没有一家民营的报纸，所有的书籍、杂志、电视都有一套严苛的事先审查制度。中共要关掉的五千家媒体基本上全部是它的党报、党刊、团报、团刊……既然是党报团刊，当然是共产党说了算，共青团说了算，让关就关。
至于为甚么要大手笔地关闭五千间呢？表面上最好用的理由当然是财务的理由。毕竟这种机关报从来只需负责出产文章，何曾需要考虑盈亏？可是中共的机关报财务不平衡的又岂只五千家？如果拿掉那些被强制订阅的订户，《人民日报》首先活不下去。所以钱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党报、团报是不是听命行事，还是错把自己当成了独立媒体，想要凭着新闻从业人员的良心行事。
《中国青年报》是团报
就像《中国青年报》的前任顶头上司，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六年前就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中级干部会议上重申共青团中央对《中国青年报》的绝对权威：一、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二、《中国青年报》是「团报」，不是「抽象的大报」。三、不能用「理想主义」办报。
有理想的《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之后果然「被滚蛋」，其他同样愤怒的记者与编辑人员因为想要保住饭碗就得压下怒火、拿掉理想、绝对服从。
孰是孰非？其实党官赵勇是对的，他很清楚整套游戏规则──党付钱办报不是给你搞理想主义，不是给你用来揭批贪腐对付高官，是让你完成各种任务，党所需要的任务。
中国一批有良知的媒体人想要挺起胸膛、直起背脊来报导真相，想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从来就是一个缘木求鱼的打算。所以每一次的抗争都是主编与记者走人，甚至坐牢的结果。
党官赵勇的认识是对的，因为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所有的「新闻从业人员」只有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眼中没新闻的独立精神，它要的从来只是一个为它涂脂抹粉的化妆师，而不是一个揭批真相的新闻人。想要把一只恐龙化妆成美女，当然要舍得花钱。但如果花了大钱之后恐龙还是恐龙呢？
中共过去可以容许这些媒体以异地报导的形式，曝光一些贪官污吏与社会不公义的现象──让重庆的官员去斗上海的官员，福建的官员去斗广州的官员──只要是小打小闹不要让党中央伤筋动骨就成。可是现在它连这一点容量都没有了。
中共怕的是这种点状的零星抗争，这种全面性的隐忍怒火，这种看不清楚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集体盲目，甚至是地方与中央不同调的失控兆头，已经形成一个长期干涸的森林，只等待一把野火。
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在北非革命之后，中共的恐惧累积到草木皆兵的顶点，所以才会把矛头指向自己手上的五千家媒体。所以过去六十年钱不是问题，今年就突然成为一个必须杀掉五千家报刊的重大个问题。
不听话的失去饭碗，听话的也要失去饭碗
于是那些隐忍不发、听命行事的媒体从业人员，突然发现自己也要和之前挺身而出与体制抗争的同事一样，即将丢失饭碗。
中共很清楚点状的异地负面新闻报导，加总起来就是一个全面性以及全国性地对中国共产党的攻讦。加上智能型手机与网络散布讯息的速度以及数量惊人，杀掉五千家报刊的主意，中共很容易接受，但却可能更快把中共带向灭亡。
因为杀掉五千家报刊之后，不会让中国民众更爱看《人民日报》，却会把更多人挤向其他的讯息传播通路。现在年轻的一辈已经很少看报纸或电视新闻，他们习惯从网络或者手机取得实时的信息。部落格、微博、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使得人人都是「媒体」，加上智能型手机，人人都能变成一台SNG车实时上传影像与图片。
杀掉五千家报刊之后，中国讯息的传播只会更加热闹，更贴近个人而且更加真实──已经造成北非革命，而且很可能接着颠覆中共的真实。
关掉中国五千家报刊并非只有加速中国变革的好处，最起码地球可以少砍不少树。所以，何妨再关五千家？反正关的全是中共的机关报，关了也就关了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