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总是把利益摆在第一位，不顾人情礼义。过去有句俗话说「十商九奸」，更是直接表明商人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形象。黑心商人为了赚取暴利为非作歹已不是新鲜事，尤其最近爆发的塑化剂风波，更是重挫台湾商业形象。
难道商人真的除了赚钱之外就一无是处？「富而有德」只是一句空话吗？最近，商业界流行一种「儒商」的说法，意指以儒家思想经商的人，可说是相当理想的商业模式。而这种精神，则是距今二千多年的春秋时代留下来的！
学习仁义 富而有德
「士、农、工、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排名大有差距，儒者精神乃是求礼义道德，商人则是求得利益，在观念上看似几乎相反的。
然而春秋时代，有位名为端木赐的富商，把儒和商结合起来，以儒家思想来营商。他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子贡」。
子贡出身贵族世家，乃是商朝后裔。《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家累千金。」子贡二十五岁时，在卫国与孔子结识，折服于孔子的道德与学问，从此跟随孔子习儒学、游列国，同时也经营买卖。他的学习力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经商也相当成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商。
子贡的性格豁达、直率，并且乐善好施，跟从孔子学习真正的「仁义」，虽然家累千金，仍能「富而不骄」、「富而好礼」、「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西汉论证散文集《盐铁论．贫富》记载：「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子贡和陶朱公都是春秋时著名的商人，他们因富有而名扬于世，不但交往富者，也帮助和抚恤贫者。所以上自君王，下至平民都赞颂他们的仁德。
经商方式受儒家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的工、商业开始兴起，子贡在此时势中，往来交易，获利无数。《论语．先进》记载：「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子贡能经商致富，并准确判断市场情势。
在孔子的教育下，子贡的经商方式逐渐受到儒家的影响，同时因为他认真向学，成了孔子相当看重的学生。《论语》中所记载孔子与弟子们的答问中，子贡的对话最多。
孔子也教导过子贡经商的道理。《论语．子罕》写道：「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认为，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又可延伸为良货与人才都不该私藏隐蔽，而是托付以真正识货的人。这便是成语「待价而沽」的由来。因此，子贡懂得随时令变化和市场供需状况的不同来获取利润，对于经商极有帮助。
商业往来讲究仁义礼智信
《论语．颜回》写道：「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答：『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认为，不论是强大的军队或是丰饶的经济，都比不上人民的「信」。人民对国君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个人的诚信则是立于社会的基础，无论如何都不可舍弃。孔子的话，子贡谨记在心。
孔子认为「利者，义之合也」，利益不单是自身获取，而是必须连结社会群体，因此必须在「义」的前提下获取。子贡以儒家思想经商，坚持「仁、义、礼、智、信」，商业往来中讲究仁爱、仁义、诚信。他曾在《论语．公冶长》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显示他将心比心、互相尊重、平等相处的想法。
子贡经商以诚信为本，时常与孔子探讨「信」的问题。子贡认为「信」乃立足之本，因此他「言必信，行必果」，使他在经商中得到良好信誉，也获得了「亿则屡中，家累千金」的商业成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重视仁、义、礼、信的经商方式是成功的，不但可得「利」、更可获得善「名」。或许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如此温吞的经营模式无法获得大利。但是，若以长久的眼光看来，「儒商精神」的经营方式，才能创造永恒的商机；能将此精神世代传承，更可获得真正的永续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