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引发的风暴，究责之火迅速燃烧媒体大亨梅铎的世界媒体版图；而梅铎的华裔妻子邓文迪在英国国会公听会上的一记快掌，打出了邓文迪中共特务的影子；加上前些年梅铎为打入中国市场，不惜牺牲媒体价值而屈膝于中国政府，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共在整件窃听事件背后扮演的角色。
另外，《世界新闻报》收买警察进行窃听、渗透个人隐私，梅铎庞大的媒体帝国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等情事，被中共引为「把柄」，动用官媒大肆批判西方媒体价值堕落之余，只要稍微两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共对媒体的控制触角的深度与广度，恐怕连梅铎这个媒体大亨都相形见绌，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匹敌。
中共试图操控世界媒体舆论的计划到底是甚么？它如何把自己的政治触角伸向全世界？
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在今年5月来台的一场演讲中，揭露了中共的「大外宣」计划，将中国政府控制世界华文媒体的方式曝光，并勾勒出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让人一窥中共欲主导世界舆论的内幕。
何清涟是众所皆知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专家，对中共控制媒体有深而扎实的研究，2006年在台湾曾出版《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一书。
不是传播学者出身的何清涟，为何对中共控制传媒问体感兴趣？
1998年何清涟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问题。此书在中国暴红后，何清涟却受到中国政府的监视与迫害，最后不得已出走美国避难。一位BBC记者采访她时，请她谈论中国舆论监督的问题，何清涟回答道：「中国哪有甚么舆论监督政府，是政府监督舆论！我就是被政府监督的典范！」当下她就下决心研究「中国政府控制传媒」的议题，将学术界关于中共控制传媒研究的缺口补上。因为，许多国际上的学者还得与中共打交道而不敢碰触这禁区。何清涟心想，自己若不做这个研究，此领域仍将继续空白。此外，何清涟曾在中国媒体《深圳法制报》工作并与中国政府宣传部门打过交道，局内人的角色让她的研究更为犀利。
揭密1
「外文局」是「大外宣」的旗舰
何清涟提到，外界对于中共「大外宣计划」的关注，源于2009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该消息提到：「中国中央政府准备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推动它的主要媒体机构向国际扩张，以改善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何清涟解释，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遭遇许多抗议中国人权的事件。中国政府从此学到的教训，不是改善中国人权现状，而是得出结论──中国的声音和文化影响，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地位。基于此结论，中国政府对应的策略，就是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国家公关」形象，并提升到「一个系统性、战略性的层面」。何清涟提到，如此一来，「将中国反人道的政治价值观包装好推向国际社会，就可以成功『夺取话语权，改善国家形像』。」大外宣计划由来已久。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运用宣传公关手法，把延安的劣迹隐藏，让美国的军事代表团看到「样板的延安」，转而同情共产党，并影响了美国政界对左派的看法。中共因此尝到甜头，便在夺取政权后，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一年后改名为「国家外文局」，作为中共统一负责编译出版对外宣传书刊的机构。外文局一直延续到现在，何清涟表示：「它是中国大外宣的旗舰，最老的指挥部。」外文局成立以来，累计用43种语言出版书刊近十三亿册，发行到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范围之广，包含了翻译、采编、出版、印刷、发行、网宣、舆情研究等领域，占中国出版出口量的一半以上。主力刊物包括《北京周报》、《人民画报》、《今日中国》（原名为《中国建设》）、《人民中国》等，还网罗了中国文化界重量级人士，如茅盾、巴金、萧干、刘尊棋、冯亦代、杨承芳、戴望舒、叶君健、丁聪、徐迟、陈依范、杨宪益等。甚至外国亲共的左翼人士也被外文局吸收，如爱泼斯坦、戴妮丝、沙博理、魏璐诗等外籍左派人士。这些出版物由国家购买，经由中国驻外大使馆发送给各国精英、重要人士。2003年后，中共改变策略，提出「大外宣本土化策略」，其中的三个原则称为「三贴近」：「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以及「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从此，原本从中国出产内容再外销到国外的宣传策略，转为改用目标国的亲共专家学者，针对当地民众的口味挑题材写文章。何清涟说：「本土化策略就是，在当地聘请记者、当地印刷发行、和当地政要结合。请当地人写稿成了一个方针。」
不过，何清涟观察到，虽然中共改变了宣传策略，但效果仍然有限。只有在日本发行的刊物销售量有几万册，其他国家的发行还是得靠中国政府购买分发，「这策略在英文版中不是太成功。到目前为止在华人小区，只能在国会议员的信箱里，免费送；而且那些议员到底看不看也成问题。我曾经看过国会处理垃圾时，推出一大堆《今日中国英文版》，好像不大看，封皮都没拆。」
揭密2
新华社疯狂向海外扩张
何清涟话锋一转，提到中共官方的通讯社──新华社。新华社近几年来向海外扩张的速度极其惊人，目前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家海外分社，记者人数高达六千多人，每天发七千多则新闻。
这样的规模到底有多大？拿有上百年历史的法新社、路透社相比就可明了。法新社到现在为止只有一百三十家分社，记者只有一百五十多名；路透社在全球只有一百五十多名特别记者，并无设立专门分社。何清涟感叹：「中国国家大外宣，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决心之大！」
去年新华社还在美国众媒体云集的时代广场，租了一个四十二层的大楼楼层，买了时代广场的电视屏幕三个月，不停播放宣传影片，介绍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名人、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何清涟风趣地解释：「这在台湾有个专门名词，叫置入性营销，就是做广告！」
虽然中国政府不惜砸下大钱，但宣传效果却仍是有限。《南方都市报》曾经专门做过一个采访，访问了四十多个外国人对时代广场电视墙上宣传中国的内容有何感想。许多人表示，看不到真正的中国，只看到中国的帅哥美女。多数人甚至不知播放的内容为何。
揭密3
中共全面收买世界华文媒体
何清涟披露，中共大外宣计划其中一项为「进行对全世界华文媒体的控制」，方法有三：「对香港媒体的控制」、「对台湾媒体的控制」以及「针对以美国为主的世界华文媒体的控制」。
何清涟谈道，1980年代，中、港、台媒体在海外的生态，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报纸用语、词汇、读者有所不同，路线、意识形态、市场等泾渭分明。
北京统一收编海外华文媒体
到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快速，开始有财力向外渗透；而随着网络发展，传统媒体生存日渐困难，中共趁势买下许多海外华文媒体。从此以后，海外华文媒体多元的表达生态开始转向一元化，并向北京靠拢。
最早发现海外多元中文媒体生态改变的是美国智库詹姆士基金会（James Foundation）。该智库在一篇〈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影响美国华语媒体有四种方式：第一，购买报纸、电视、广播的股权达到直接控制；第二，用经济力量影响与中国有关系的媒体，并有效地移除被认为「不利于」中国的报导；第三，向媒体购买播放时段或是广告时段；第四，分派政府人员进入媒体，影响舆论走向。
90年代出现一个现象，许多中国人想移民国外，发现到海外办媒体，中共批准移民的效率很高。于是，海外华文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还出现嫡系、非嫡系华文媒体互争市场。这些媒体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内容几乎与中共喉舌媒体同调。中共为了对这些海外华文媒体进行掌控，还经常进行所谓的「业务培训」，目的是让海外华文媒体感到有组织依靠，藉以传达原则性指示。
何清涟接着说明，业务培训的作法有两种：第一种方式是专门开放服务海外华文媒体的研究中心、网站、杂志，而此研究中心就设在北京大学，名为「世界华文媒体研究中心」，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聚合海内外研究资源，接管世界华文报业协会，把中共重视的媒体编制到该协会中，并在网站上发表许多成果。
何清涟举了《芝加哥华语论坛报》社长兼发行人张戴维的讲话为例，张戴维表示：「大力宣传和努力推动反独促统，是我们海外华文媒体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作为海外华人的喉舌，应当正确地反映华人的心声，运用自己的舆论工具大力反独促统，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并宣称自己的媒体「具有非官方、非政治、非政党的色彩，发表的消息和言论比较更有亲和力和说服力」。何清涟笑着解释：「也就是希望（中共）领导多多支持！」
另一家纽泽西的《彼岸杂志》也毫不掩饰地写道：「要充分运用海外媒体的作用，影响美国主流社会，我们就是国内媒体在海外的延伸，一定要忠实履行海外媒体的责任，国内媒体的宗旨就是海外媒体办报的宗旨。」为中共意识形态与政治效忠的目的，白纸黑字，完全不用分析解读便明了。
规驯海外传媒的从业者
第二种方式是开放海外传媒研修班，规驯海外传媒的从业者。何清涟提到，这种研修班有六、七种，但最密集的是「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民大学新闻传播系主办与协办，对象为海外华文媒体的编辑室或领导阶层。从2006年1月开办至今，总共办了六期，举2007年的研修班为例，参加者为来自十五国廿二家海外华文媒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4人，如法国的《欧洲时报》、英国的《英中时报》、葡萄牙的《欧洲联合周报》、日本的《日中新闻》等，一班时间约四到五天。
主办单位会邀请中共官员来传达当前的政治形势，并指示如何应对报导，主题从「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采编业务与媒体管理」，到「中国国情与经济形势」等，同时带领这些负责人与中国媒体进行交流。有时还进行专题报导研究，如2008年西藏314中共镇压藏民事件，当时「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当场传授专题报导原则，包括「如何报导西藏问题」、「如何利用海外传媒反驳西方的反华势力」等。这些被收编的海外传媒按照指示报导后，中共便收集这些报导登在中国国内的官方第一喉舌《人民日报》上，宣称「国际媒体谴责藏独势力、也谴责西方媒体一边倒报导」。何清涟苦笑道：「就用这种方式来哄骗中国国内的民众。」
紧接着，2009年发生7.9新疆事件，中共屠杀新疆百姓后，大力封锁新疆一切对外联络管道，却同时带领这些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到新疆参观，目的是「参观学习后写出一个真实的新疆」。何清涟解释：「再由『出口反内销』，把这些华文媒体的报导登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上。」
举办「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第三种方式就是定期举办会议。最为盛大的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从2001年9月以来，至今已召开五次，每次规模约三百多人。「中国政府将这些海外华文媒体的总编、记者们招待得服服贴贴。」何清涟举例，有个参加的记者对此写过文章，他说：「这种逛庙会式的会议，有吃、有喝、有礼品、有旅游，我们华文媒体在海外很弱势，然后大家都很感动，就觉得自己在国外不受重视，还是祖国好，便纷纷表示报效，祖国要我们做甚么，我们就做甚么！」
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在2009年的次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就总结世界传媒论坛的四大特点：一是规模大，参会人数多；二是传媒类别齐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等一应俱全；三是层次高，与会的均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等；四是地区分布广泛，世界上有华文媒体的国家和地区均有代表参会。
何清涟观察，这些海外华文传媒经过中共收编培训以来，使用的语言和新华社越来越像，和南方报系（中国较敢言的媒体）使用的语言相差越来越远，除了在重大事件上配合中共官方的指示报导外，中国人权的劣迹也配合中共一概不报导。
从中共收买海外华文媒体以来，不受影响的媒体已寥寥无几。何清涟表示，就剩下美国政府支持的美国之音与自由亚洲电台、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以及大纪元系列与异议人士办的网站没被收买，其他的皆已沦陷。
揭密4
港、台媒体自由度连年下降
对于香港媒体的情况，何清涟提到，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一直都在香港驻派中资媒体，包括《大公报》、《文汇报》、《商报》等。
另一类的媒体是属于亚洲首富李嘉诚旗下经营的媒体，中共也以官爵头衔册封李嘉诚等人，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而台湾的媒体，何清涟指出，是属于另一种类型。她表示，近年来台湾许多本来对媒体不感兴趣的商人，也突然对媒体热忱起来。何清涟解释，这些商人并不是真的要办传媒，而是藉由办传媒控制舆论，取得中共给他们的另一种资源（如中国内地经商的利益）。
所以，在美国「自由之家」的评比中，近年来对港台媒体自由度的评比连年下降。何清涟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讯。
再好的宣传品还是宣传品
那么，面对中共财大气粗地投入大外宣计划，华人该如何应对？何清涟不假思索地回答：「中共的宣传策略为『三贴近』（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也就是把宣传品包装得像一般新闻输出。但是，宣传品终究是宣传品，有分辨能力的人还是不会看。」何清涟判断：「这个大外宣计划到最后，应该是投资巨大收益却最小的一项事业。」
台湾人似乎对中共收买媒体的作为不熟悉也不关心，该如何面对中共藉由大外宣计划控制面板湾媒体？
何清涟打气道，台湾是华人地区中，唯一达成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不像香港，在港英时期只有自由没有民主；也不像新加坡，只有形式上的民主却没有自由。「台湾的民主框架已经打好了，你们有选举权，可以用选票说话；你们还有一些中资媒体之外的媒体，至少现在台湾不能够以言治罪。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行动起来，珍惜你们的选票，监督你们的政府，尽量地发声。」
何清涟道出肺腑之言：「作为一位中国逃亡海外的流亡者，我都愿意你们保留一块自由之地，让我们中国大陆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