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中国经济态势如何？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是投资和出口，但近两年这一模式的收益正在迅速递减。北京也认识到必须转向新的模式，这种新模式的要点是依赖消费促进成长，同时解决巨大的银行债务。问题是，北京至今只找到一个「城市化」方案。
经济发展支点难觅
2012年中国政府换届，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本是新一届政府亮出经济发展新思路的重要舞台，但此次会议开列的「菜单」却是了无新意的老生常谈，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城镇化与养老、扩大中产收入阶层等等，已经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干脆避而不谈。行将接任总理的李克强并不相信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成长方式会改善人民生活。但近几个月以来，他能够拿得出来讨论的新方案只是「城镇化」，有的论者将此称作「新型城市化」。
收入分配改革、改善养老保险、国民收入倍增等要实现，全得依赖于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支点既然定为「城镇化」，就得先看看中国的「城镇化」究竟有没有可能拉动中国经济成长。
城镇化等于继续吹胀房地产泡沫
李克强指出，中国未来预计每年平均有1,400万人大规模涌向城市地区，所以「战略化」的城镇发展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李克强发表这番讲话之后，一直在担忧泡沫破灭的中国房地产公司犹如看到了曙光。但马上有人指出，仅仅依靠车子、房子拉动经济不可行。央视发布的调查更显示，中国660个城市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表示全国有高达6,540万套空置房。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购买力与高昂的房地产价格有巨大差距。《中国房地产金融安全评估报告》公布，中国只有最富裕的20%人口具备购房能力。在社会中大多数人缺乏购买能力，而住房空置率又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再继续发展房地产，是非常不明智的。
中国政府正在开征房地产税，不少囤积住房者已经开始甩卖房产，这种情势只会造成供给继续上升。
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进程如下：在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增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这一农村人口逐步迁徙至城市的过程就是城市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与就业机会的成长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房地产业对土地需求激增导致的「伪城市化」。其特点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在农村强征农民土地、在城市拆迁大量民房，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商则通过与官员合谋赚取超额利润。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算从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却并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今后，如果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银行合作围绕土地牟利，土地收益还是在政府、开发商和城郊农民之间分割，农民仍然得不到新的就业机会，这种无就业成长的城市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
大城市负担过重 中小城市无就业机会
20多年前，中国曾争论过所谓城市化的方向问题，即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镇为主。由于各地政府都将房地产做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是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
中国的大城市现在负担超重。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会出现20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美国只有9个这样的城市）。最大的问题是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扩张的速度。目前，各大城市的主城区与郊区、新城虽然有路网连接，但教育、医疗、就业、公共安全等资源依旧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当人们都在追逐中心城区的就业、教育、医疗、商业等稀缺的公共资源时，交通拥挤、上学难、就医难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使各大城市中心区的房价相当高昂，年轻人大都无法负担租房费用、交通堵塞将上下班的通勤变成一种慢性折磨。前几年，低薪白领曾发出「逃出北（京）上（海）广（州）」的号召，都纷纷回到自己所在省分的大中城市。再继续发展大城市，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将中小城市称之为二、三线城市，这类城市里，公务员与国企的工作职位相当有限，其它的就业机会更少。想进入政府部门与国企工作，基本上依靠父母家族关系或走后门请托。目前，中国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很大程度是炒作起来的，如旅游地产概念、推出限购令以制造供给紧张的假象、再雇用一些枪手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二、三线房地产需求看涨，以此来误导消费者。真实的情况是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泡沫行将破裂。
过去二十年以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比如城市下水管道建设过于粗糙简陋，每遇大雨就出现雨涝；大量公共设施与住宅建在未经净化处理的「毒地」（一些高污染企业留下的地块）上，对人身健康造成恶劣影响；大量城市的桥梁、路段质量低劣，经常塌陷……
中国过往的城市化已经遗留了大量问题，在这些问题尤其是六千多万套住房空置的情况下再继续推进城市化，不仅不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希望，还会累积更多的问题。北京以城市化作为今后的经济发展方略，只能说已陷入黔驴技穷之境。
何清涟
作者为旅美中国经济专家与评论家，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评为「亚洲之星」。其著作《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推选为「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