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退基金及其他退休基金可能破产，政府也负债沉重而无力补贴或保证，因此退休金制度被迫必须改革。这种情况下的改革一定会使很多人的退休给付减少或费率提高。但目前的退休制度相当复杂，而且有很多不公平不合理之处，因此任何改革方案必会有很多人不只觉得受害，而且觉得不公平。
因此，这项改革必须要对现在制度及相关信息做充分的检讨，并由各不同阶层共同参与讨论，以厘清各方的各种疑虑，并协商乃至讨价还价到一个大家都认为公平或至少比现在公平而可接受的方案，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并完成目的。
然而马政府却不接受在野人士建议之全民共同参与的国是会议，而由自己的小决策圈一意孤行，因此马政府提出的方案并未能解决年金的各项问题，还带来很多批评及后遗症（有关国是会议的必要性，请参阅《看》杂志第127期本专栏文章：〈国是会议才能合理解决退休金问题〉）。
马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虽然对公教人员的退休给付有删减，但删减的程度却缺乏公平合理的基础，不只在公教人员之间有是否公平之疑虑，劳工更普遍觉得不公平。这种威权任意式的改革，即使可以降低一点政府负担或延后退休基金破产的时限，却未根本解决问题，更可能使未来的改革更为复杂而困难。
本文不拟讨论这些已有很多评论的不公平问题，因为这样重大且涉及全民利益的改革，应先由「改革的原则」建立共识，再依这些原则及实际情况去计算各种给付及费率的调整，才不会落入只见细节而不见整体的争论之中，所以本文将提出一些可供讨论的改革原则。
马总统说要改革时，也提出了「减少亏损、永续经营」以及「全面、务实、渐进、透明」等目标，马政府也有「财务健全、社会安全、世代包容、务实稳健」等十六字箴言的四大原则。然而这些原则除可能变成拖延的「渐进」及实际上并未做到的「透明」之外，都是空话。难道我们改革的目标和原则会是要增加亏损、走向破产、财务不健全、社会不安全、世代相冲突而且不务实吗？所以马政府这些空话的原则对改革并无帮助，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十大改革原则建议
可以让改革更完美，而须大家讨论建立共识的原则，是一些具体，而且会对实际权益及负担分配有具体影响的原则。以下提出的就是一些可以让大家拿来讨论的原则。
第一、现在没有法律基础且无特别合理基础的给付应先拿掉。年终慰问金和公股金融机构的优利存款利率都可能是该检讨的问题。但马政府在这方面很畏缩。
第二、不合理的给付基础和方法要改变。18%是以前高物价上涨率及高利率时代订的，政府补贴有限，但现在市场利率很低，政府补贴太多，因此大部分人都认为该调低。政府方案虽也调低利率，但早期退休已拿很多好处的人却不调低，似不合理。而未来利率又设了9%的上限，万一物价和市场利率又高涨，这种死板的规定又要由补贴变成处罚，这即显示这次改革只想到删减，而未想到制度的合理化。
第三、政府提供给军公教的退休金应区分为政府补助及雇主负担两部分，政府补助部分应该和对劳工及一般人民的补助相近，雇主负担的部分则应检讨并逐步调整到合理水平。
第四、政府既有对劳工之承诺，以及对军公教人员某种合理上限以下之承诺，政府应对到目前为止之年资或已提拨之基金继续负起责任，新的制度和承诺由未来年资起算。
第五、未来退休基金除政府对全民大致相同之补贴部分外，应由人民及雇主自行提拨。退休给付除政府必要之补贴及部分社会互助之外，亦主要依提拨金额精算摊付。
第六、不要拘泥于所得替代率。现在的制度因为好像是由政府负责，所以大家都想提高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但这已使政府无力负担，反而变成债留子孙。若将来大部分需自己或雇主提拨，而属于一种强制储蓄，则这部分退休金只要够合理的生活即可，想有更多退休金的人可自己另行储蓄。
第七、自己和雇主提拨之退休金政府可提供适度的保证，并在某些规范下，允许人民自行选择交由政府核可之金融机构管理。
第八、现制到理想制度之间的差距可逐步调整，而且依现制退休金愈高者可愈快速调整。
第九、军公教人员薪资调整可以是改革工具之一。同样的制度薪资愈高则退休金及政府和退休基金的负担就愈高。前年政府在民间工资和一般人民所得停滞的情况下，以不正确的理由调高了军公教人员薪资，并同比例增加政府退休金的负担。纯从合理来看，政府应该认错并将薪水调回来，至少也应不降薪但把这部分钱用来调高自行提拨之退休基金。
第十、退休制度及制度之改革应该重视其对国家整体经济之影响，而尽可能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这个原则看起来有点抽象，但当实际制度提出时，用这个原则来检视它的整体影响却很重要。
先谈道理 不谈利益 才能提出有益的改革方案
举例来说，马政府的方案要逐年提高劳工退休金的提拨率0.5%，这好像不多，而且符合渐进的原则，但实际上却可能有严重造成产业外移及失业的后果。大家也许觉得一年0.5%，十年也不过5%。但实际数据显示，过去五年我国制造业平均实质经常薪资下降了5.69%，各分类制造业只有两个实质薪资是正成长，而且都低于2%。即使把经济较好的再前五年加进来，制造业平均实质经常薪资十年仍一共下降了2.69%，多数产业也仍是下降，且只有两个产业成长超过5%，而这两个产业的成长很可能是因工厂外移，留下的员工多为较高薪的技术或白领人员所致。
不管这种薪资低或负成长是员工无力、老板无义、政府无能或其他任何原因所造成，这都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若依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十年要多提拨5%的退休金的结果可能多半要反映在劳工实质收入的减少，或者是企业的外移，所以马政府的方案有可能反而伤害劳工和产业。企业界对政府草案的不满可能不能随便当成全是企业家自私自利的想法。
再看另一个例子，退休基金若能多用于国内投资，则可为劳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但过去几年却因马政府及一些人士为了退休基金短期的报酬率，甚至为了经办机构的利润，而一再主张要拿基金到外国投资，其结果不只减少国内投资，而且帮外国抢走我国的生意和就业。劳工被强迫储蓄而减少国内支出，但这些钱未被拿来国内投资及帮助劳工，反而去帮外国，这就是未从国家经济整体来思考制度的结果。
上述原则不见得大家都认为正确，其中的程序更须有共识。年金改革应先由这类原则的讨论出发，先不直接谈私人利益而从公平和道理上对一些原则有大致的共识，再讨论原则中较具体的调整程序，然后再去精算直接影响个人利益之每个阶层的实际调整。这样才可以降低私人利益的干扰，而较理性客观地得出公平合理的改革方案。
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