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媒体将「李克强指数」炒成了「李克强经济学」，在7月中旬的20国集团财长会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财长楼继伟在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再次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将通过改革促进成长和就业，并推进结构调整、城镇化，被看作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实施宣告。
从「克强指数」到「李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不是指李克强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是指其经济政策的特点。由于李克强是历任总理之中唯一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人，在辽宁省任职时曾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表示，他不相信中国的GDP数字，而是从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等三项来判断宏观经济，国外舆论因此认为他在掌控经济方面是内行，因此他获得了前几任中国总理没有的殊荣，有了专属他的专门名词：先是英国《经济学人》曾按照李克强所说的三个指标，即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发放的贷款额做了一个「克强指数」（Keqiang index），用这个指数分析中国经济。到了今年6月，巴克莱资本在一报告中推出一个英文新词Likonomics，中文则是「李克强经济学」，它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和结构性改革。这个概念立刻在媒体上走红，不提李克强经济学似乎就有落伍之嫌。
中国媒体从7月上旬以来，连篇累牍地大谈特谈「李克强经济学」，对其评价甚高。
对「李克强经济学」的热烈幻想
其实，巴克莱报告总结的「李克强经济学」，总体思路是认为李克强将约束政府的行为，纠正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和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结束财政刺激，就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去杠杆化，就是抑制信贷成长，大幅削减债务；推行结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体制，财政税收系统、生产要素价格、土地政策、国企垄断、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时论评价，其目的是用短期阵痛换取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上述措施与其说是李克强本人想做的事情，还不如说是巴克莱报告希望李克强推行这些措施，因此将「李克强经济学」总结为上述三点。事实上，上述三件事情，李克强就算是想做，也基本无法做到，因为中国现实缺乏李克强经济学实施的制度基础。
「李克强经济学」缺乏制度基础
表面上来看，李克强经济学最为重要的理念是约束政府行为，经济主体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负责。但要想做到这点，必须约束权力对市场的作用，这是经济逻辑落实到政治安排的自然要求。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是无责任政治，地方政府不会因为债台高筑而引咎辞职或受到撤职处分，中央政府也无需因任何过错而下台。正是这一点，导致「李克强经济学」缺乏现实的制度基础。
第一点是中央政府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这是吸取2009年以来的政府大规模投资教训。但事实上很难做到。据中国媒体报导，近期内中国多位省市一把手前往北京拜会财政部长楼继伟等要员，称本省经济底子薄，希望中央财政加大支持力度。在这些拜会财政部的省分中，寄望财政部的支持重点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要求中央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中国各省区经济发展放缓，财政吃紧，在地方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央能坚持多久，是个问题。
第二是去杠杆化，这已经开了一个头。中国人民银行7月19日宣布，将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分配。许多英文媒体都认为这是重要的金融改革，还有人认为提高利率，加大借贷成本，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我认为是药不对症。在美国这种信用经济下，利率高低确实可以约束借贷者行为。但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坏帐过多，放开利率解决不了以下两大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是银行贷款的主要使用者（2012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4.8兆元）；二是从地方政府到民营资本，所有贷款者都是无责任主体。2013年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约计6.24兆，但绝大多数并未偿还，少数是借新债还旧债；民营资本近几年有不少借贷者贷款去炒房地产，亏本之后一跑了之。这两类借贷主体都并非正常的借贷者。既然可以赖账不还，利息高一点当然不可能加强对借贷者的约束力。
第三是推行结构改革。如前所述，这项改革涉及的领域太广，几乎是动摇根本：土地政策涉及到中国政府对国家重要资源的控制方式；行政控制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既是国家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还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裁判者与参与竞赛者（尤其是垄断领域），如果放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控制，如同西方国家那样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等于放弃政治垄断与舆论垄断的物质基础。如何为「李克强经济学」营造制度基础，并非李克强这位总理所能。事实上，中国的制度惯性不仅让总理难有施为，就连习近平也并不是想干甚么就能付诸实施。
中国的现实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国高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支撑的危险平衡之架构，想动一样都非常困难。我的估计是，「李克强经济学」目前红极一时，过几个月就会悄悄改弦更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