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當年提出中國要「全盤西化」，遭舊勢力圍攻，最後他妥協改為「充分世界化」。胡適用「全盤」這種絕對化的詞句，其實是「取法乎上得其中」；高喊要去天邊，能走到半空就超級好了。但「充分世界化」就有問題了，「西方」這個概念有清晰的界限，指西方民主國家和西方文明。而「世界」涵蓋所有國家，難道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充分世界化包括充分中國化，不僅等於沒說，也毫無意義，世界五花八門，文明的和野蠻的，學誰？但這是胡適當時在舊勢力圍攻下的無奈之舉，情有可原。

如果今天胡適仍在，再提「全盤西化」也有嚴重問題，因西方已變質。2006年我曾撰文〈兩個西方，你選擇哪個？〉西方有針鋒相對的左、右派分野，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你要學哪個？怎麼能全盤？

胡適對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因他對西方左右派問題不清楚，他的全部文章都沒涉及過這個議題。一般來說，只要不清楚，就自然偏左。胡適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時的老師約翰‧杜威（John Dewey）就是個左派。

美國正處於空前的危機

現在西方左派勢力越來越大，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前景不樂觀。一是左派掌控媒體，雖然過去也如此，但並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現在不同了，新科技大老闆基本都是左派，他們掌控了推特、臉書、谷歌、YouTube等主要社交平台，不符合他們左派意識形態的，動輒就遭封號，被封嘴。連擁有八千萬粉絲的堂堂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都被他們封掉。二是左派掌控了學校，從孩子開始就洗腦灌輸左翼毒素；三是左派掌控了好萊塢，製造大量左翼宣傳影視，潤物細無聲地毒化無數觀眾。僅這三項，就足以摧毀一個保守主義社會。美國正面臨空前的危機！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大國只有日本，仍是保守主義價值主導其社會。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都沒有像美國這樣被左派全面控制的可能性。所以我在日本參加保守派「櫻電視」節目，被問到對中國前途看法時，毫不猶豫地說，胡適當年提出全盤西化，現在我提出「全盤日本化」，中國要全面學習日本，再談學習美國。因為必須首先像日本這樣保守主義價值占上風，再談其他。

我之前寫了五篇專欄，都是談日本的長處，華文世界應借鑑之地。談到日本的教育（從小熏陶保守主義價值觀），日語的敬語（塑造人一生的禮貌文化），獨特的國民性等。其實日本的最大長處可用四字概括：常識常理，日本人以這四字哲學想問題、看問題、處理問題；也就是不走極端，遵循傳統以來可以行得通的常規常理。如果一個社會以常識常理為準繩，基本上會是健康、穩定、秩序、祥和的。而西方左派的最大問題，也是明顯特徵，就是不按常識常理，甚至挑戰、踐踏人類幾千年積攢的正向經驗和常規。

為什麼西方忽略日本文明？

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很成功的文明社會，但為什麼不被西方重視和借鑑，甚至被有意忽略，甚至貶低？左派當然不會喜歡日本，他們嘲笑日本人是螞蟻，只知道工作，不知享受。其實是西方左派不願看到日本是保守主義社會，人們按部就班工作，像美國作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描繪的，日本人的價值觀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即各自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敬業、忠誠，秩序、信賴等。西方左派不喜歡安分，因為他們熱衷以自由名義放縱、出格，我行我素，自我中心，我的意願可以高於傳統，高於法規。法國「紅五月」街頭暴戾，美國「黑命貴」打砸搶燒，是他們的經典。

那麼西方的右派應該欣賞日本了吧？也不盡然，因為西方保守派多是基督徒，他們認為日本沒有宗教，不信耶穌基督。日本的成功對伊斯蘭教社會、基督教社會都是一個重大挑戰：日本不是基督教社會，更不是伊斯蘭國家，但比所有伊斯蘭、基督教國家都更有秩序、法治、文明，而且其經濟實力和繁榮程度也是有目共睹！其整體文明度現在已遠超過左瘋主導的美國！

在我讀過的書中，印象最深之一是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詹森（Paul Johnson）的那本《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該書痛批左派知識分子，全書最後一句話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日本人的最大長處是重視人本身，不熱衷虛幻、超現實的概念和極端的東西。有人說日本人比較實際。這個「實際」，不是國人那種功利的概念，而是凡事看重「常識常理」。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就廢除了佛教的國教地位，也沒有引進基督教，更沒有伊斯蘭，實行宗教多元化，人們要信什麼，「各得其所」，各隨己便。日本也有自己傳統的宗教：神道；日本各地都有「神社」，是國家設立，費用國家支付。但跟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是：不允許神社人員宣教，也沒有教義；於是就沒有了各種借上帝名義自我發揮、甚至斂財的神棍，也沒有了各種教派之爭，也不存在「歪嘴和尚念錯經」的問題，因為沒有「經」。那麼神道的內容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傳統一路下來的忠、孝、禮、義、廉、恥等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平共處的常識價值，不少概念還是早期從中國引進的。人們到神社，是默默地用一種無形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價值審度一下自己，淨化一下靈魂。天皇是神社的最高主導，但他不是耶穌也不是大主教。《菊與劍》中說，人們對天皇、對神社，就像美國人對國旗，是一種敬仰和尊敬。沒有教義和宣教的一種情懷，就等於是各自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解，做自己的努力了。於是就沒有了「你必須信仰和服從我的上帝，否則你就下地獄」這種宗教之間的深仇大恨；於是日本人就把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裡面他們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拿過來學一學，認為不好的，不理就是了。

宗教和道德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上天堂、不下地獄，還是為了在這個地球上更文明地、與其他人和平共處，走好本次人生？

對遠藤周作從不解到理解

很多年前讀日本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時，很不解他對《聖經》的理解，因為他寫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強迫腳踏耶穌畫像時（不踩就殺害他旁邊倒吊著的五名基督徒），最後他選擇踩聖像。他默禱的結果是，耶穌同意他這樣做，為救那幾個基督徒。在西方作品中，即使多少人被殺、自己被害，也要堅持信仰原則，怎麼能腳踏耶穌聖像呢？後來更多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國民性，更多理解了遠藤周作：不管信什麼教，他還是日本人，他重視的是常識常理；或者說他把基督教「日本化」了。這點遠藤周作自己也有闡述，1986年他在台北參加基督教研討會時，就提出「西方基督教」和「日本基督教」，說西方基督教所表達的是父性的宗教：審判、定人罪的嚴厲宗教；日本基督教則加入佛教大乘等，是母性的慈悲宗教：透過聖母瑪麗亞所詮釋的赦罪宗教觀。這和日本人認為人死後就不再有罪的觀點一脈相通，而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下地獄等。所以日本靖國神社有包括戰犯的名冊，被中國、韓國抗議，但在日本人那裡，人死後已無罪。明顯是不同文化和理解。這是後話。

包括對「性」的態度，日本也與西方很大不同。西方左派一邊縱容性放縱、穿著裸露、宣揚同性戀、變性自由，一邊又高調咋呼「Me Too」運動，男人多看女人一眼，甚至讚美她們漂亮都可能被指「性騷擾」，如果誰敢用中文那句「秀色可餐」，小心被左瘋告上法庭。左派就是左臉打右臉、一邊鼓勵、一邊道德審判的人格分裂症。而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性」和「墮胎」問題又限制到幾乎沒有寬容餘地，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時代雖然不再，但規矩依舊（這是左派造反、全方位叛逆的原因之一）。

日本「性」其自然

而日本人又是不一樣。人所共知日本是色情大國；色情雜誌、色情場所到處都是，社會並不排斥。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從不高調宣揚「性」事。大街上女性都穿著得體，不像西方女人那麼暴露，同時很多女學生做性交易賺錢也沒人指責。日本女性被認為最順從男人（似乎受壓抑），但並沒看到日本女性有叛逆性的女權運動，更沒有萬事都要男女平等的瘋言瘋語。

至於同性戀、變性之類，也不提，也不理；不打、不罵、也不鼓勵，自生自滅都隨自己。總而言之，除了媒體渲染藝人的婚外戀、婚外性博眼球、賺錢之外，整個社會不關注別人下半身的私事兒。在一個既不渲染縱慾，又不排斥色情的日本，強暴率成為全球最低之一。如此做法是否是更符合人性的文明呢？

縱觀日本，在體制架構的硬體方面，日本學習了西方，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在社會軟體層面，日本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個文化已經被事實證明，創造了一個真正文明、繁榮、祥和的社會。

對漢文化主導的台灣和中國，學習日本不僅更順理成章，也更正確。因為，學習日本，等於制度層面學習了西方（台灣已經做到了）；在社會層面，在眾多社會議題上，學習日本就是拒絕西方左派思潮。拒絕左派，就是拒絕走通往地獄之路，對，就這麼嚴重。

日本文化中不少內容都源自中國，而中華文化中的很多正向價值和養分卻被各種獨裁專制給踐踏了。所以，學習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恢復自己本身文化傳統的精華，不僅更容易，而且更正確。所以，學習日本，日本化，是吃一道集東西方優點為一身的榜樣套餐。日本人的一大特點是知道好壞，誰好學誰。華人小聰明一大堆，會不會有點誰好學誰的大智慧呢？

台灣的四大議題公投12月18日舉行；12月19日香港舉行了《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後的第一次選舉。兩個活動日期相連是一個巧合，而正好美國召集的全球民主峰會閉幕不久，中共正在為「民主」而歇斯底里大發作，把自己裝扮成全球最民主的國家，因此也正好給全世界認識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的比較。

國安法、選舉條例 徹底窒息香港民主

1990年通過的香港《基本法》規定了香港在2007年就要實施全民普選了。但是中共咬緊裡面所說的「循序漸進」而放慢腳步，引發香港民眾的不滿，刺激了占中運動、雨傘運動，乃至反送中運動的大爆發。北京無法用「民主」的手段解決問題而採用暴力鎮壓手段，這也符合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本質。其後一不做、二不休，乾脆修改《基本法》規定的本來已經很保守的選舉模式，也不顧什麼「循序漸進」而來個「大躍退」。

退也要有退的理由。過去中共最擅長的理由是「反革命罪」，現在與時俱進到「危害國家安全罪」，新瓶舊酒，還是中共的老一套。於是在2020年下半年開始實施《香港國安法》以後，北京與香港聯手修改選舉法。為了讓新《選舉條例》在已有的立法會通過，香港也利用這個《國安法》，進一步用不同罪名逮捕一批本土派與民主派議員，也逼一批議員離開香港流亡海外，於是在全國人大授權下，香港立法會在2021年5月底三讀通過了新的《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只有兩票反對。

不必詳述改了什麼內容，只要掌握幾個基本點就可以了解：

一、地方分區直接投票選舉議席由原來70席中占有35席，改為90席中只占有20席。

二、專業功能組別由原來70席中的35席改為90席中的30席，由符合28個（原來是29個）功能組別選民資格之團體或個人投票產生，但原先的個人票大部分改為團體票而容易控制。

三、上述兩者被壓縮後空出來的40席，另組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插入，由1,488人組成的選委會內部選出。選舉委員會有1,500個席位，當中機構提名席位有156席、當然委員362席，選舉選出982席。當然委員就是指中共指定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選委會本身又有5大界別共40個組別。

四、參選資格：須經過選委會提名、政府主導的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確實是「愛國者」，方可參選；選委會人選的組成則由北京控制。

選委會原來在《基本法》裡只是選特首用的小圈子，現在還操控立法會選舉的生殺大權，而且可以直接成為立法會議員，簡直就是立法會的太上皇與中流砥柱！

原來《基本法》規定的選舉辦法已經對民主派取得半數以上議席設立結構性的障礙，那就是北京容易控制的，大部分由親共政治人物、工商界與專業人士組成的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的設置。但是哪裡想到由於中共與港共的倒行逆施，連工商界人士與中共的關係也漸行漸遠，遑論專業人士。所以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出現本土派與民主派取得近九成席位的情況，使中共膽戰心驚，認為是顛覆性行為，並且擔心蔓延到立法會選舉。從而以《國安法》強行修改《基本法》規定的《選舉條例》，亦即《香港國安法》的地位高過《基本法》！

可笑的愛國者遊戲

如此層層設障，再溫和的民主派也對這樣的選舉敬謝不敏。連最溫和的前民主黨主席、「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倡導者的劉慧卿也難以接受，認為民主派要有自己的尊嚴。因此執意要參加選舉的，除了個人私利，很難找到其他理由來解釋。

於是這場「社會主義民主」的選舉，只剩一堆「愛國者」自己在把玩。這比中國內地還有尾巴黨參與更加難看，因此又不斷拉攏若干傳統民主派人士報名參選，由選委會成員為他們提名打保票，否則其他愛國者也不會讓路。但是作為最大的民主派政黨民主黨還是拒絕參與充當中共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花瓶。至於表態躍躍欲試的多為邊緣人士或變節人士。為此，當局還放話，如果這些政黨不參與選舉，可能會強迫他們解散。原來社會主義民主是連不參加選舉的自由也沒有。

到選舉前三天的12月16日，惱羞成怒的北京當權者還出動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評論文章，批判民主黨主席羅健熙不准民主黨出面支持候選人參選的行動，還下令民主黨必須清黨。這種明目張膽干預香港政黨的事情只有共產黨才做得出。難道香港民主黨是中共的附隨組織？難道這個政黨黨綱規定必須服從中共的領導？難道這個黨的活動經費是中共提供的？中共中央錯把香港民主黨當成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出這種洋相，說明習家軍水準之低令人難以置信。對12月19日的選舉，民調統計大概只有兩、三成選民會投票，因為太難看，所以當局使用恐嚇手段不許討論不投票或投白票的問題，將之定性為破壞《國安法》或《選舉條例》。流亡海外的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多個月前已經呼籲投白票而立即被廉政公署通緝，廉政公署又在12月18日（投票前一日）加碼通緝身在海外的羅冠聰等5人。他們罪名如下：

羅冠聰涉嫌於或約於12月3日藉公開活動作出非法行為，即在一個網上會議發言，煽惑他人在立法會選舉中不投票，違反《選舉條例》第27A（1）條，面對一項控罪。張崑陽、李家偉、劉珈汶及李軒朗涉藉公開活動作出非法行為，於12月16日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廣播4人之間討論，煽惑他人在立法會選舉不投票；張崑陽另涉於12月15日在兩個社交媒體專頁展示兩篇帖文，煽惑他人不投票。

看看這種罪名，豈不感到港共當局的幼稚可笑，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廉政公署本來是負責調查政府官員的貪汙違法行為，現在居然成為對付異議人士的專門機構，由此可見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墮落到什麼程度！

除了威脅必須投票，選舉那天，還有親共人士挨家挨戶敲門要人們去投票，至於中資企業命令屬下員工前去投票，早就是家常便飯，只是以前還命令必須投給親共的建制派人士，這次因為參選者都已經被認證為「愛國人士」而不必再強調這點了。此外也為投票人士提供方便進行拉攏，尤其是在投票那天，公共交通免費以鼓勵搭車去投票。然而一般票站離自己家並不遠，但是為了不辜負當局的好意，許多人搭車不是去投票，而是去旅遊，於是那天成為旅遊日，港九新界的旅遊景點人頭湧湧，包括離島，尤其是迪士尼樂園，有遊客說，那天是迪士尼開幕以來他所見到遊客最多的一天。

▲2021年12月20日星期一，中共黨媒《大公報》頭版。網路擷圖

黨媒《大公報》的無恥頭版

然而直選議席投票率還是只有30.2%，上一屆的2016年則是58.28%，本屆創1991年香港有直選以來最低紀錄。但北京黨媒聲稱有百萬人站出來而歡呼勝利，表明「完善選舉」得到全民擁護。想當年一、兩百萬人站出來遊行反對送中修例，黨媒說還有六百萬人沒有站出來，怎麼現在只是舉手之勞的投票又不算那六百萬人？

小圈子的功能組別選舉，投票率也是三成左右，其中社會福利界只有18%，而上一屆則是83%。而上屆由民主派勝出的資訊科技界，在新選制下改為科技創新界，選民人數由逾1萬人銳減至73人，至9時半投票率近96%，僅3個選民無投票。12月20日，中共黨媒的《大公報》頭版通欄標題是〈投票率98%締歷史 市民擁護新選制〉，令人驚詫莫名，細看內容，原來是中共嫡系部隊的選委會一千多人的投票率98%而已。香港黨媒以偏概全，真是無恥之有。

選舉結果，20個直選議席全部由清一色親共人士當選；據初步統計，90個議席中只有原來是民主派大票倉的社會福利界選出一位前民主黨人士，其他全為建制派人士。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偉大勝利。以為中共會網開一面前去湊熱鬧要一口殘羹剩飯吃的變節人士，又碰了一鼻子灰自討沒趣，徹底喪失自己的人格。

2021年12月中旬，海外中文媒體與社交媒體在爭論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尤其是社交媒體上不少人將國民政府時期的歷史事件當作中共陰謀，過程中展示的立場優先於事實，再次表明刻下部分中國人對中共的怨恨無處發洩，將一場本該聲討的中共管制言論事件，硬生生地變成了否定歷史的無厘頭事件，除了加劇社會仇恨，毫無益處。

▲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人數，估計約為30萬人。Getty Images

史實辨誣成官家介入

上海震旦職業學院講師宋庚一講課視頻有剪輯片與全本。全本是：宋庚一認為南京大屠殺是反人類罪；接著，宋庚一對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在受難者親屬還活著的時候搞清楚受難者名字很遺憾，沒有具體的遇難者名字，就導致了數據的不同版本的出現，有三千的，有兩萬的，有七萬的，還有三十萬，五十萬等不同的數據。該老師覺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失誤，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以至於讓日本右翼有了混淆事實的說詞。以上所言都沒有問題，但說到後來，「死的是誰，有名有姓的是誰，如果你沒有名沒有姓沒有身分證號，你這個30萬只是一個中國歷史小說寫作的一個概述」。視頻流播後，校方火速行動，將宋庚一開除。

宋庚一後面所言有兩處硬傷，一是她完全沒看相關研究的數字來源，二是當時中華民國並未實施身分證制度。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各種研究汗牛充棟，她至少在講授之前，應該認真做一些文本研究。但不管怎樣，這種史實辨誣，是中國學界能力與職責範圍之內的分內事，校方與官方介入均是控制言論，與美國左派的「取消文化」異曲同工。此時此刻，民間輿論的支持如果朝以下兩個方向進行：一、反對校方介入這種關於史實的爭論，對涉事教師實施懲罰；二、指責惡意告密者，打擊中國此刻政府鼓勵下流行的告密文化，應該說，這次事件對目前萬馬齊喑的局面會有好處。

但是，網上輿論被帶偏了，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即使在國際法庭對戰犯審判之後也一直存在爭議，但日本社會並未因此否定大屠殺的存在，只是對數字、統計範圍等存疑。宋庚一講課內容的兩處硬傷，都被辯護者當作真理。

三種社交媒體廣為流傳的謬論

謬論之一：南京大屠殺是中共的陰謀，從來不存在，是國共合作唯一成功的事件。

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中共那時還避居延安，中華民國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當時的數據整理工作，是由民間多家慈善機構參與，清點受難者屍體得出的數據。現有的資料，都是民國時期留下來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宅巍傾畢生之力研究南京大屠殺，特別是數據整理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曾著專文論述此事，指出30萬之數來自於四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慈善機構共收埋屍體19.8萬具，其中，世界紅字會南京分會收埋屍體43,123具；第二條渠道：市民群體共收埋屍體4.2萬餘具；第三條渠道：偽政權共收埋屍體1.6萬餘具；第四條渠道：日軍動用部隊毀屍滅跡約數萬具。

中共政權成立於1949年，從無任何史料證明中共當時派員參加了當時的屍體清點工作，當然也不存在國共合作。國民政府在這件事情上也根本沒有與中共合作的需要。

謬論之二：有名有姓的死者只有13,000餘人，為什麼不根據當時的身分證登記狀態還原姓名？沒有姓名就是假的。

這一謬傳來自於前述宋庚一那段話。推特上畫家張英俊@Michell25852120到我那裡留言：「戰爭前南京總人口50要（應是「萬」的誤寫），是有統計數據的。後陸續撤離，剩餘20萬，就算殺光了，還有10萬的缺口。更不用說被領事館收容保護的數萬民眾。當時國民政府都城身分證制度已經很成熟。」還貼出一張未寫明年月的《戶籍法實施細則》第四章國民身分證的復印件，證明南京大屠殺時期民國政府有完善的戶口登記與身分證制度。這位職業是畫家，幾乎重復了宋庚一的錯誤，不認真查研史料。

史實如下：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1946年」，國民政府修正公布後的《戶籍法》，同年6月，行政院頒布了《戶籍法施行細則》，對國民身分證的有關事項做出了具體規定——上傳的復印件應該就是這本細則中的一頁。1947年5月，國民政府開始製作雙頁折疊式白色第一代身分證，發給18歲以上國民。2013年，中國網上曾登載過這條消息，登載之時，純粹是歷史發現，沒有政治因素。

也就是說，中華民國發身分證是南京大屠殺9年以後。因此，1937年南京居民沒有身分證檔案資料可查核，宋庚一這兩句話被不少人引伸為南屠根本不存在，沒有名字就沒有死人，就成了網上反共者的主流意見，他們不知道這事是自己的笑話，並且馬上就會被自己的立場絆倒。

國民政府自誕生開始就遭遇不斷的戰爭，人口死亡、逃逸、失蹤是經常發生之事，這種狀態下社會數據管理不善，戶籍登記不可能如今天一般完善，統計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依靠清點死難者屍體這種原始方法，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最可靠的辦法。就說中共治下兩次大事件，一次是三年大饑荒，死亡3,000萬人這個概數也是估計的，估計的方法是從各地地方誌中尋找1960年前後的人口數據對比，絕大多數人沒有留下名字。我的外公周兆璋，一位1949年前的祁東鄉紳，死於大饑荒，他就是無名死者。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另一事件是1989年六四屠殺，關於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這事迄今無定論，從幾百人到幾萬人不等。丁子霖發起「天安門母親」的這個群體在中共當局的嚴厲打壓下，歷盡艱辛地尋找六四遇難者，至今也只能找到202人。個別死難者家屬不願公布遇難親人的名字。每個大學都有學生花名冊，六四之後，哪些學生沒回來，應該能夠查清楚，但由於當局嚴厲管制，遂導致六四殉難者數量成謎。

如果按照這些極端政治反對者「死難者無名字就意味著沒死人」的邏輯，這兩件事情上他們將被自己的「立場優先」絆倒。

謬傳之三：日本已經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殺。

一些居住在日本的華人以權威口氣發表上述消息，並在我的推特下留言，說都是中國人素質低，連個像話的死人統計數據都拿不出來，向人毫無根據地索賠，已經被日本方面否定了。這話本身就錯得離譜，1955年3月，中共出台《中共中央關於對日政策和對日活動的方針和計畫》，其中規定：「聲明取消戰爭狀態和宣布日本免付賠款的時間不宜過早，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決，但我方願意解決該問題。」這表明中共已經做出放棄對日索賠的決定。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簡稱日本對華援助），是1979到2018年間由日本政府提供給中國政府的政府開發援助，主要資金來源於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在日本看來就是種變相賠償。

我三次訪問日本，並在日本出版過六本書。我當然知道日本學界的絕大多數人沒有否定過南京大屠殺是否存在，維基百科「南京大屠殺」辭條上寫得清楚：研究大屠殺事件的日本學者「因秉持觀點與政治立場不同，不同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有不同的解讀與看法，其中死傷人數的部分，有二十萬以上、十多萬人、四萬、數千、數百乃至於完全否定者等各種說法」，並附有註解。

我在日本與一些學者討論過這事，雙方的共識是：南京大屠殺確實存在，有爭論的是數字問題。我當時說了，日本紀念廣島原子彈轟炸的受難同胞與中國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都是出於同一個目標：為了讓戰爭不再發生。唯一的區別是：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侵略的受害國，要反思的內容不同。

不辨歷史真實只按價值觀站隊，誰之錯？

一次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講課，引起如此軒然大波，濁浪滔天，原因非常複雜，主要有兩點：

一、中日這筆歷史帳弄成今天這樣，與中國政府的宣傳政府有關。中日關係不好時，日本侵華史成了時時必講的政治項目，要國民勿忘國恥。一旦中日關係解凍，就開始「中日兩國一衣帶水，中日友誼源遠流長」，從唐代日本遣唐使、鑑真大師東渡日本弘傳佛法，到從「日本晁卿辭帝都」暢想出來的古人友誼，轟炸式宣傳。說過不要戰爭賠款，日本用援助方式替代，當局又不肯公開承認；每逢兩國之間發生不愉快，又利用民眾反日遊行玩國際怪罪遊戲。當局這種精神分裂式的宣傳，最後自然導致國民在對日問題上的嚴重精神分裂。

二、言論管制與現代人多不讀書的後果。南京大屠殺的專業研究著作與論文，日文、中文加起來汗牛充棟，普及本也有不少，維基百科辭條備列詳細，被網民如獲至寶引用的美國紀錄片主持人的四萬之說當然不在其列。只是一則網民多數不讀書，連千字文都不想花時間閱讀。我多次勸他們花半小時讀一下維基百科辭條相關介紹，但幾乎都願意碼字（即打字）發表無知見解與洩憤之言，沒人願意查閱。二則是如今中共言論管制與美國左派取消文化都在形成資訊高牆，網民們的問題不是沒有資訊，是自動排斥不合自己意願的資訊。

宋庚一女士的講課，有正確的介紹（比如死亡人數的各種估算），也有罔顧歷史真實的評論（30萬是當時收埋屍體的數據，不是小說情節，也沒有身分證制度）。但只要校方、當局沒有如此迅速介入施以政治懲罰，讓學界自由討論，也讓宋庚一發言，就不會形成目前這種按價值觀站隊的惡劣局面。

自從馬斯克（Elon Musk）促成「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Tesla Giga Shanghai）落成後，特斯拉的製造瓶頸算是疏通了。一直困擾特斯拉電動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公司股價扶搖直上，馬斯克也成了中共的啦啦隊長。中共也真是需要特斯拉到中國建廠，還特別開綠燈，但中共有自己的算盤，利用了特斯拉一把。

中共為何看中馬斯克？

《華爾街日報》對此有文章評述，以下闡述其觀點。這還得從川普政府說起，川普執政時期跟中共發動貿易戰，從2018年開始禁止向中國輸出高科技，因為北京就是要蒐集世界尖端製造工藝，成為未來高端製造的中心。

美國進行技術圍堵之後，中共就看中了馬斯克，除了特斯拉汽車製造工藝之外，馬斯克出生在南非，沒有意識形態，對美國也談不上效忠，還經常跟美國監管當局硬碰硬，因此就向馬斯克伸出了橄欖枝，專門為他投資中國破例，也就是在中國投資建廠不需要中國合夥人，沒有其他外資企業所必須的合資夥伴，而且在上海這個地價昂貴的地方提供廉價地皮建廠，還享有特殊的稅收優惠。

2018年7月，馬斯克跟北京簽署了投資協議，第二年年底就開始了生產特斯拉3型電動車。中共官員宣稱將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從2023年底開始，特斯拉將會每年上繳3億4,500萬美元的稅收。在2019年的一次會面中，李克強總理開玩笑說，要給馬斯克中國綠卡，李克強還開著特斯拉在中南海大院裡兜了一圈。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2020年1月7日在特斯拉中國製造的Model 3上海交付儀式上揮手。Getty Images

中國市場讓馬斯克成為世界首富

馬斯克在中國開廠，解決了製造瓶頸問題，他的目的達到了。今天有超過一半的特斯拉電動車是在中國製造的，製造問題的解決，和在中國市場的攻城掠地，促成了特斯拉2020年首度實現「全年盈利」，2021年的前九個月，特斯拉四分之一的銷售來自中國，也促成了馬斯克成為世界首富。

那麼北京紅地毯歡迎特斯拉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提振中國本土的電動汽車製造業。多少年來，中國本土電動汽車的表現總是不盡人意，北京希望把特斯拉招來之後，能帶動下游的一系列供應鏈，提振中國的電動車市場，完善中國電動車製造的生態環境，扶植本土企業，最終超越並代替了特斯拉。所以特斯拉在中國建廠的一個要求是，下游零件供應本土化。

苗圩是前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也是與馬斯克談判在中國建廠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引進特斯拉，就像是把一條生龍活虎的鮎魚放到一池懶洋洋的魚群當中。起到了作用沒？起到了，有了特斯拉，中國的消費者才真正關注電動車，才開始相信電動車是普通汽車的良好替代品，中國的電動車消費市場就有了活力。而中國原本懶洋洋的電動汽車廠也活起來了。

中國「蔚來汽車」公司本來徘徊在瀕臨倒閉的邊緣，去年4月獲得新一輪資本投入，股價攀升；理想汽車、小鵬汽車也是一樣，都是生產豪華電動車的工廠。這三家工廠所生產的汽車銷量加在一起，2021年約可超過27萬輛，而在2018年的時候，這個數字只有1萬2,000輛。

特斯拉派遣自己的工程師到中國進行培訓，協助研究和設計，傳授製造工藝，包括電池和壓力鑄造工藝。在2020年7月的一次股東會議上，馬斯克說，過去有相當多的零部件在世界各地生產，再運到上海，現在本地可以供應了，節省了大量的成本。比如說，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經成為特斯拉的電池供應商。寧波旭升汽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在2020年的盈利報告中是這麼寫的：在設計、研究開發和電動汽車零件製造方面已經積累了技術，占據了電動汽車零件行業的高端地位，2020年的生意量是2016年的3倍。

是福還是禍？

看到這兒你可能猜到了，特斯拉在中國的蜜月期過去了。是的，中國汽車廠壯大後就開始發難，他們不滿特斯拉受到的特殊待遇，不滿一家外國工廠在中國的特殊待遇。他們發難的理由就是「大數據」，中共特別敏感大數據掌握在誰的手裡，也因為大數據而打擊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從螞蟻、阿里巴巴、滴滴出行、滿幫集團、看準網等等，清一色都跟大數據相關。畢竟，數據就是真相，真相是萬萬不能外流的。

首先發難的是網路公司奇虎360和上海汽車集團，這兩家公司2021年3月要求人大立法，針對外國電動車公司蒐集大數據危害國家安全進行立法，明顯是針對特斯拉而來。奇虎360創辦人周鴻禕倡議，禁止電動車蒐集周圍地形的數據，上海汽車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陳虹倡議，電動車對用戶數據的蒐集和管理必須交給中國政府。

2021年4月，有用戶不滿特斯拉的剎車存在問題，在車展上抗議；5月份，北京政府就出台了新規定，限制蒐集數據的規模，蒐集到的數據必須留在中國本土，不經過允許，不得更新應用軟體，且特斯拉汽車不得在軍事基地和政府部門周圍行駛；8月份中國通過了個人數據保護法，11月1日執行。要知道，數據是電動車的生命線，特別是無人駕駛汽車領域，競爭空前激烈，無人駕駛技術需要安裝一堆感應器，隨時觀察路況、了解周邊地理環境，需要蒐集大量的數據，不允許蒐集數據就無法自動駕駛。

面對越來越不利的投資環境，馬斯克怎麼辦？他還能怎麼辦，他非常清楚北京想幹什麼，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吸引你，讓你賺錢，掌握你的核心技術後就扶植本土企業跟你競爭。不只在中國市場競爭，沒準還到國際市場跟你競爭。馬斯克現在的策略是當一位高調的啦啦隊，點讚中共，比如在中共百年的時候，他就發推特說，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無與倫比。9月北京召開互聯網大會，這正是中共打擊國內科技公司的尖峰時刻，許多中國知名企業家都沒有受邀出席，馬斯克出席了，還發表了講話影片，他說，特斯拉已經在中國建造了數據中心，所有有關生產、銷售、服務、收費等數據都留在中國，他還誇北京政府在加強數據管理方面的努力。

歷史不是沒有「前車之鑑」

馬斯克是聰明人，在不惹怒中共的前提下拖延自己被邊緣化的時間，也許他保留了最關鍵的技術，也許他會戰略轉移，改行發展太空旅行。但特斯拉在中國的好日子肯定已經走到頭了，在中國電動車市場的占有率一定會每況愈下。2021年稍早，摩根史坦利的汽車業分析師就透露，特斯拉在中國的電動車市場占有率是15%，到2030年的時候，會下降到7%的水平，中國本土企業會不斷蠶食特斯拉的市場。這是競爭的結果，更是中共要扶植本土企業政策的必然結果。

歷史上不是沒有前車之鑒，蘋果在中國生產iPhone，許多蘋果培訓出來的供應商也為其他中國手機供應，已經成為蘋果的競爭對手。微軟就很慘了，1992年在中國開設辦公室，但在雲端業務上幾乎一籌莫展，微軟已經宣布關掉在中國的LinkedIn，理由就是在中國經營太難了。估計在不久的未來，特斯拉在中國還會有一定的市場，但不會是龍頭老大的主導地位了。

隨著人類保護環境的意識日益增強，燃油汽車成了讓人又愛又恨的東西。愛它們是因為汽車滿足了人們的外出需求和精神慰藉，有人調侃，汽車就像男人的另外一個家，停車之後，他們喜歡在裡面待上5分鐘，畢竟只有這一刻他們才能做自己，其他時候只能是父親、兒子或者裝孫子。恨汽車是因為汽車燒油更燒錢，包括停車、保險、維護、罰單，還有日益上漲的油價。現在燃油汽車在中國需要遵守流量規矩，經常遭遇單、雙號限行，人們總感覺花費幾十萬元，只買回來半輛車，況且主流媒體動輒發表文章，宣稱汽車燃油是導致城市霧霾的主因之一，建議大家改為「綠色出行」。

面對如此憋屈的汽車生活，依舊有人前仆後繼要買車。汽車也能代表身分，沒有汽車就無法融入某些社交領域。旺盛的需求和收緊的政策之間產生了巨大矛盾，解決矛盾的出路就是採用新技術、新能源的新概念汽車。

電動車：誰能解決電池問題？

按照現今政策大方向來看，電動車大有取代燃油汽車的趨勢，例如：中國電動車不受限號政策左右；在中國某些城市購買一定金額以上的電動車，可領四成補貼款；一些公共交通如出租車、計程車都更加推崇電動車型。

此外，特斯拉在全球掀起一股電動車熱潮，創辦人馬斯克經常榮膺世界首富的頭銜。遺憾的是，作為電動車的核心零件──動力電池的發展一直非常緩慢，近兩年幾乎沒有什麼進展。而且受疫情影響，鋰電池的原材料、製造成本大幅上漲，中國的寧德時代等電池供應商，雖然手握大量訂單，卻因為產能不足而無法交貨。這種情況下，車商更沒有精力來研發電池新技術，導致動力電池續航短、畏寒怕冷等特性難有改進。

中國東北地區的司機對電動車的嬌貴感觸頗深，因為電池在嚴寒天氣下「虧電」非常嚴重，導致電動車在山海關外「寸步難行」。數據顯示，中國汽車銷售的比例，燃油車依舊高達92.8%，電動車僅有2.8%，這2.8%大多分布在江蘇、浙江、上海、珠江三角洲地區。

事實上，中國東北地區或者冬季的華北，人們的電動車體驗非常差，可以用「戰戰兢兢、提心吊膽」來形容。一位東北司機說，他的電動車的續航能力是400公里，但一旦溫度下降到5℃～10℃，就會下降到200公里，再加上天冷，需要開暖氣，偶爾開遠光燈等，粗估每週需要充電3次，每次5小時。抱怨的背後是電池技術的瓶頸，虧電現象是化學問題，低溫環境下，鋰離子的擴散、表面電荷的移動都會受影響，降低電池電量密度。解決之道只有兩個方向：首先是創新隔膜和外殼技術，使其保護電解質不受影響；其次就是升級電解質材料，增加續航能力。這兩個方向都不容易，難怪有人說，誰能解決電池問題，誰就是新的世界首富。

氫能源汽車：何時駛出實驗室？

如果動力電池註定嬌貴，要改變汽車的前途就只能再度升級新能源。氫能似乎已經被提出日程用來取代電池和燃油，而可控核能尚停留在「概念階段」。事實上，賓士、BMW、特斯拉每年都會設計出大量概念車，天馬行空，車商不奢望這些汽車會量產，只是想盡可能地刺激汽車業的創新，把技術潛力充分挖掘出來，包括非常規硬度的鋼化外殼、會飛的車以及氫能、可控核能汽車。

依照氫能的特性，很容易吸引到資本、政策、管理的關注，因為它太清潔了。早期的氫能源電動車概念是通過氫內燃機燃燒來產生動能，動力機制和燃油車差不多，但相較於燃油，氫氣燃燒的穩定性、電量轉化效率非常差。現在氫能源汽車的動力來源主要透過氫燃料在電池堆裡的化學反應，將化學能轉化成電能。氫能源相較鋰電池的優勢在於電量密度高，可適用於長途運輸，包括卡車、大巴、物料、重型貨車等，而且氫能源對環保有重大意義，社會各界充滿信心。美國、中國、歐洲、俄羅斯、日本等均將氫能納入國家能源戰略規劃。根據國際氫能委員會的報告，預計到2030 年，全球氫能領域的投資將激增至5,000 億美元。

不過，氫能源也面臨著成本、技術、補能等方面的問題。以補能為例，未來的氫能補給場景和加油站差不多，加一次氫能只需6分鐘，勝過電動車要充電5小時，但需要建設大量的氫能補給站，加上製氫的成本也比較昂貴，粗估下來，一個氫能源站的建設成本是普通加油站的3倍。

或許在未來新能源汽車大戰中，氫能會取代鋰電池，但時間會比較久。世人拭目以待。

通貨膨脹來了，朋友問我怎麼辦才好？他的問題很有意思：一方面，在通膨壓力下，全球央行將紛紛升息，勢必造成股市大跌，如果不趕快把股票賣掉，就會陷入「萬物皆漲，就是薪水不漲，還有股票下跌」的慘狀。但另一方面，參考了許多抗通膨文章，多數認為股票是很好的抗通膨工具。但二種觀點似乎互相矛盾，做為投資人，到底如何是好？

通膨、升息與股市

首先，讓我們簡要說明，為什麼在通膨之下，利率會上升；而升息又為什麼會造成股市下跌。

當物價持續上漲時，資金貸放者會要求比較高的利率，才足以彌補購買力的流失。例如，在沒有通膨之下，你願意用年利率2%把錢借給別人。假設現在物價每年上漲4%，那麼用2%把錢借出去顯然不划算，因為100元借出去，一年後收到的利息加本金只有102元；而現在100元的東西，一年後將漲價為104元。所以你會要求較高的利率。這是市場自然的力量。

從資金借入者的角度看，如果物價上漲率4%，利率只有2%，當然要趕快把錢借出來消費或投資了，而且多多益善。因利率過低而多借錢，所新增的消費或投資，會進一步造成物價上漲壓力，因此央行會採取升息的手段予以抑制。這是主管機關的一種政策工具。

當通貨膨脹來臨，市場和貨幣主管機關都有升息的傾向。

延續上面的討論，如果我們有一個報酬率5%的投資機會，譬如說，某一檔股票現在市價100元，預估一年後市價105元，預期報酬率5%。雖然投資股票有一定的風險，但是在存款利率只有2%下，我們願意為了5%的報酬率，冒一點風險。但如果銀行利率上升到5%，不用考慮了，當然是把股票賣掉，把錢存銀行，拿5%的穩定利息。這會造成投資意願大幅滑落，股市大跌。當然，利率實際上不可能一下子升這麼多，比較有可能的方式是一次升個一碼（一碼為0.25%）、二碼，投資意願和股價也跟著下降一些。因此，升息會抑制股價和投資意願。

對股票市場要有敬畏之心

重點來了，了解通膨和升息的機制之後，如果你以為，碰到通膨或升息的訊息，站在賣方就對了，那就是對股市缺乏敬畏之心。知道通膨和升息會造成股市下跌是一回事，看到升息訊息而操作股票獲利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能畫為等號。

筆者不是故弄玄虛。股市是一個很敏感的地方，資訊傳播異常迅速。一有風吹草動，立即反映在股價上，更何況升息這種重量級資訊。因為大家都想獲利，而大家都在關注幾乎相同的資訊。資訊，只有在公開之前才有價值，一旦公開之後，眾人競相操作套利，很快就反應在行情上，以致完全沒有套利空間。換句話說，等我們吃完早餐，打開財經頻道並收看通膨升息的報導，再經過一番琢磨，此時，任你怎麼決定股票買賣，勝算都是微乎其微。

股市就是這麼厲害的一個地方！

其次，我們也很難單靠通貨膨脹率來決定股票的報酬率與買賣時機。例如，美國通貨膨脹最厲害的時期約為1973年到1981年間，一共爆發了兩次的石油危機。根據美國資投資研究公司晨星（Morningstar）的統計，這段期間的通貨膨脹率高達平均每年9%，而美股的報酬率平均每年只有4%左右。

但在這段期間，股票報酬率和通貨膨脹率並沒有明顯的規律。例如1973年和1974年的股票報酬率最差，為-14%和-26%，通膨率分別為6%、11%；而1979年和1980年的股票報酬率高達18%和32%，通膨率卻分別為11%和13%。

▲股票上市公司，特別是S&P 500企業，絕對有實力漲價，把物價問題轉嫁給消費者。Adobe Stock

通膨避風港

幸好，長期統計顯示，股票是重要的抗通膨工具之一。而且只要買進持有就好了，省心省事。

依照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應用經濟系一位教授的統計，1900年到2017年美股的年化報酬率為11%，扣掉通貨膨脹因素之後，年報酬率仍高達8%。事實證明，只要持有期間夠長，股票便具有抵抗通膨的能力，是小資族最好的選擇。

股票的抗通膨能力可能來自企業的訂價力量，把物價上漲的壓力轉嫁給客戶。根據金融數據公司FactSet的資料，儘管2021年美國物價大幅上漲，S&P 500成分股企業2021年第三季的淨利率仍高達12.3%，為2008年以來的第三高。這個數據隱含了一個重要意義：股票上市公司，特別是S&P 500企業，絕對有實力漲價，把物價問題轉嫁給消費者。

通貨膨脹開始產生衝擊時，企業一時之間或許來不及反應，以致獲利減損。但一段時間之後，優質企業一定有辦法提升獲利。我們一般人雖然手無縛雞之力，只要把資金投入這些企業，就等於找到了一個避風港，輕鬆抗通膨。

長期而言，現金才是風險之所在

金本位時代早就遠離。在全球法定貨幣體系下，溫和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常態。有些根深柢固的舊觀念必須改變。

如果我們以平均每年物價上漲2.5%做複利推算，十年漲28%，二十年漲64%。現在100元的物資，二十年後要賣164元。也就是說，錢放著不去管它，大約二十年就喪失40%左右的購買力。這是對個人財富的重大侵蝕。你努力工作省吃儉用，存了二十年的錢，卻有四成的價值不翼而飛。

如何是好呢？首先，我們必須大徹大悟一個觀念：長期而言，現金才是風險之所在。其次，與其怨天尤人，不如腳踏實地，一點一滴執行抗通膨計畫。如果你沒有更好的工具，那就買進好公司股票或是ETF，然後長期持有。

社會經濟和國際關係有複雜的相互影響，牽一髮動全身，因此國家有很多政策必須互相搭配而形成一個一致性的整體策略，這些政策環環相扣更不能互相矛盾。這就像一棟大樓大部分梁柱和牆壁都相互聯結而成為支撐整棟樓的結構體，隨便打掉某一部分常有可能使整棟樓倒塌。政府政策有很多也是拿掉一部分就可能使其他相關政策被拖垮而無法實現。

因此，現代民主國家都有相關的制度來維護政策的整體一致性。公民投票雖然是表現民意的重要制度，但若沒有合理規範，也有可能出現民意衝動打掉一根不好看的柱子，而使屋頂甚至整棟樓垮下來的危險。

立法權、行政權如何協調？

現在世界上有不少人稱讚或羨慕獨裁國家的效率。獨裁國家獨裁者一個人做決策，除非這個人病了或很笨，否則各項政策相互衝突矛盾的機會較小，因此有些決策就顯得較有效率。反觀民主國家各種事情大家都有很多不同意見，若各項政策分開來決定，則可能就會相互矛盾。

例如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若分開由不同程序乃至不同的投票來決定，則有可能很多人為了私人利益而選擇讓支出一直增加，另外又要稅負一直縮減，而使財政無法平衡甚至使政府破產。因此現代政府都讓政府收支由同一個行政權負責，並規定政府的赤字及負債不能太大。我們現行《憲法》也特別規定立法院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決議，以免立法院為了投合短視或未顧慮國家整體利益及限制因素的民意，而大量擴大政府支出。

民主國家立法權雖然很大而且負責監督制衡行政權，但各國並不是什麼事都由立法部門一件一件投票決定，反而是另有一個行政部門負責整體的政策規劃，立法權主要只依法律和預算來規範行政權的行使，而且各國都有一些設計來避免立法權破壞政策的整體一致性。

例如美國總統若不同意國會的某項決議，他可以加以否決，而國會必須參眾兩院都超過三分之二要維持原議，才可以推翻總統的否決。我國《憲法》也規定行政院若不同意立法院的決議可提出覆議，立法院若沒有三分之二以上主張維持原議，原決議就會失效。行政和立法部門雖都由人民選出，但因為行政部門要做整體的規劃和考量並執行，立法部門若只就個別政策來表示意見，一定要民意對這個別政策十分反感，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反對，才能強迫行政部門改變而重做規劃。

▲2021年12月18日，台灣舉行第17案至第20案之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投票率僅約41%。Getty Images

公投制度有何問題？

我們要蓋一棟大樓之前可以有很多意見要建築師採用。建築師設計出來的房子我們若不滿意也可以不採用他的設計圖，也就是不讓他選上行政首長。但我們不可以自己決定拿掉某些梁柱、牆壁和必要設施。任意拿掉一些不順眼的柱子和牆壁就像是921大地震時的東星大樓，任意關掉防火警報或鎖住逃生梯，就成為林森北路的錢櫃KTV或高雄城中城大樓。蓋好的房屋不是不可以改，但常要有甚至比新建時更嚴格的規劃和審查，但台灣人常喜歡隨自己高興亂改。我們的《公投法》也給人民和政客太多可隨便打掉幾根柱子的機會。

由於立法和行政權的選舉投票率常甚高，而勝出者又常需得到過半選票，因此勝出者的得票常超過總選民數的三分之一。但公投案卻只要取得四分之一總選民數之同意票並大於不同意票就可通過，所以能通過之公投案的實際支持有可能低於行政和立法權的民意基礎。這樣拆柱子比蓋房子更隨便的制度，有可能造成不少危樓。

在一棟大樓中常會有幾根柱子特別礙眼或造成不方便，所以倡議打掉這柱子時一定有不少人同意。也常有一些人的房間通風和採光不足，而想在牆上多打一個窗子。這類意見被提出來時，常可得到獲益者的支持。而其他人有的漠不關心，有的不知道這會危及大樓的結構安全，有的人認為也許運氣不會那麼壞，有的被倡議者不一定實現的強化承諾欺騙，有的人則即將搬走。於是由住戶來投票時可能投票率不高或很多人不知道涉及的安全問題，而使打掉柱子和牆壁的倡議獲得同意。

政府政策這樣被操弄的可能性更大。因為第一、各項政策措施多半有些人獲益、有些人受害，政府是要努力讓所有政策加起來對絕大部分人都有利，若就各別政策項目來看，有一些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喜歡，如課稅和取締違規停車。反對政府的人若挑這類項目要求公投，常可得到相當多支持者。

第二、政府政策的道理常較複雜，甚至學理上也有不同見解，因此人民對拿掉某項政策的間接傷害常較不清楚甚至不以為然。於是公投時獲利贊成者可能投票率較高，而其他人可能不是那麼積極去投票。

第三、公投案常只是反對某項政策，卻不必提出完整的替代方案。公投只要求打掉礙眼的柱子，至於大樓安全如何補強並未包含在內。於是倡議者可提一些不見得可行的方案來爭取支持，卻不必提出具體的做法，有些人民也以為執政者一定有辦法修補。於是在很多人想著不同（且可能對自己有利）的修補方案的情況下，不去反對打掉柱子，而使公投案較容易過關。

第四、公投案若是要改變執政者或行政部門的政策，總有一些對執政者不滿的人會樂觀其成，可說是為反對而反對，而不管這公投對國家人民是否有害。

第五、如果有人對執政者乃至國家社會有所不滿，而想製造困擾或傷害，則可以在政府眾多政策中找出較符合前述四種情況的項目加以包裝，而形成較可能通過而傷害執政者乃至國家社會的公投案。

公投制度應如何修正？

公投制度的這些問題，使公投並不一定能反映對該公投倡議的真正民意，卻可能成為政治操作的工具，所以公投制度應該修正，以降低它破壞政策整體一致性乃至國家利益的可能性。大樓的梁柱和牆壁不是不能拆，但要先有結構安全的完整評估，以及大多數住戶的充分了解和同意。要改變行政部門的政策，應該要有高於讓行政部門當選的選民人數。而提出的公投案若涉及更大之政策的整體性，公投主管機關應可要求倡議者把公投題目擴大為該更大的政策，或者提出完整的配套修補計畫。

實際上整體政策的一部分並不太適合公投。比較適合公投的議題是較上層的國家或社會目標，以及只涉及較小範圍的政策如公園中要做草坪或兒童遊樂設施。複雜的具體政策，特別是國際合作這類包含很多項目而有整體性的政策，人民不容易充分了解，配套措施更有甚多可能性，有時還涉及對國際的承諾和義務，並不適合用公投來決定，而該由立法權和行政權做深入的討論。沒辦法解決時再由大選的民意針對不同政黨的整體政見來做選擇。內閣制國家總理可以解散國會的情況，就是必要時這種整體對整體的對決，而不是只拿一個項目來公投。

現行罷免規定亦須修正

最後附帶一提，我們罷免的規定也有類似的問題而值得修正。當選時是看喜歡該公職人員的選民是否多於喜歡其他候選人的選民，罷免時卻看討厭他而願出來投票的人是否多於喜歡他到願出來投票的人。選舉主要以喜歡為基礎，罷免卻以討厭甚至恨為基礎，這種不一致的決定方式若不改，將來以小差距勝選的人都可能常面對罷免。

至於一區多席的議員選舉本來就是要讓只有少數人支持的意見可以有機會呈現，因此一區若有五席，少數意見也許有十分之一的選票就可當選，但依現在的選罷法該區多數意見的一方卻可以在選後一年把這少數意見的人罷免掉，因為罷免時原先支持另外四個當選人及其他落選人的選票可以集中來把這少數意見罷免掉。

達康.come是知名現場喜劇雙人組合，由陳彥達（阿達）和何瑞康（康康）組成，不少人曾經被兩人30公分的身高差逗樂，只要他們站在一起，就是一種幽默。矮個子的阿達和將近190公分的高個子康康走進採訪現場，面對鏡頭和布景，立刻延伸搞笑的肢體和表情，但是一坐下來談喜劇發展，又是一本正經的嚴肅認真，展現出戲劇系出身的深厚養分。

▲達康.come表演現場搞笑的肢體互動。達康.come提供

緣起：學長、學弟投入專業喜劇演出

阿達和康康是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的學長與學弟，因為選修同一門踢踏舞課相識。阿達回顧畢業的時候，考慮要不要投入喜劇產業，經過一番掙扎。學校教的是劇場、傳統戲曲，表演首要強調觀點、詮釋，必須有所傳達，幾乎沒有純喜劇的課程，搞笑的演出不會是畢業生的首選。

剛好那年，以「站立喜劇」（Stand-up Comedy）表演為主的「卡米地喜劇俱樂部」（Comedy Club）開張，朋友問阿達有沒有興趣去表演，成為他接觸現場喜劇的契機。後來找了康康一起去玩，慢慢發現可以把對口相聲應用在表演裡，獨特的「台灣味漫才」因此逐漸成型，兩人在2013年成立「達康.come」表演搭檔組合。

▲阿達與康康日常生活也十分搞笑。達康.com提供

在康康眼裡，阿達就是每個班上都有的「那個最好笑的同學」！不自覺想要逗樂別人，放鬆的時候有無止盡的笑點。和阿達搭檔之前，康康對踢踏舞非常投入，阿達形容康康只要喜歡一件事就會拚命鑽研，「他熱衷的程度跟大家不太一樣，是一定要從最根本的地方開始研究。」

「阿達一開始找我，我抱著有趣的心態，沒有掙扎就答應了。」雖說是以玩玩的心情投入，阿達卻指著康康說：「但這個人就沒有玩一玩這回事，他一直在思考更多變更有趣的喜劇方法。」

▲達康.come幽默的肢體和表情立刻把大家逗樂。葉俊宏攝影

摸索：從戲劇專業到喜劇專業

「漫才」原是日本風行的一種站立喜劇表演形式，如今成為「台灣漫才」的代表，兩人一開始卻對這種搞笑類型一無所知。

阿達和康康最初參考很多日本漫才組合影片，用土法煉鋼的方式，觀察演員用什麼方式建構表演邏輯。「那時候的影片幾乎都沒有字幕，只能揣摩他們的表演形式，去分析文本，分析表演策略，慢慢建構出以台灣在地話題為內容的漫才。」

因為戲劇系的學術理論背景，兩人對文本和表演的拆解各有一套。「我們很容易從文本出發，一開始在卡米地表演的時候，本來想做短劇，但是受限於小場地，決定試試漫才這種雙人搞笑，才去了解漫才裡語言堆砌的方式，再從觀眾的反應去觀察效果，邊做邊學。」

漫才和相聲、脫口秀比較相近，但也不太一樣。與脫口秀比較接近的喜劇型態是訪談性節目，如美國脫口秀主持人吉米‧法隆（Jimmy Fallon）的《吉米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 Starring Jimmy Fallon）。漫才和相聲也不同，相聲有捧逗，漫才則是一人負責吐槽、一人負責裝傻，雖然都是在兩人的對話裡去演繹一個段子，但角色的性質不同。從角色出發的思考和對話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文本和表演方法。

▲喜歡和觀眾互動，即興成分很高的《好了啦！達康！》。達康.come提供

阿達形容喜劇的推進像球狀一樣散射，不斷在表演過程中透過觸角找出路。相較於阿達喜歡即席話題、即興創造，康康更喜歡寫文本，也比較能夠花時間去想，「創作我要面對的是自己痛不痛苦，但如果沒準備就上台，壓力反而大過創作的痛苦。」

寫本的靈感來自生活，日常發生的所有事情，通通都可以拿來創作。段子文本和表演文本，則是不同的兩件事，這也是現場演出最有趣的地方。「段子是一段文字，但是每一次表演過程角色的語言和演出的節奏，都會有所變化。即使同一個段子，可能有不同的化學反應。」

有人稱達康是智慧型搞笑，兩個人異口同聲表示，所有喜劇其實都需要鋪陳和思考，「很多笑料是絞盡腦汁鋪陳、沙盤推演出來的。一個段子雖然只有幾分鐘，笑點卻很密集，需要很多創意。」

▲2019年巡演短劇《走味關係》。達康.come提供

試煉：喜劇表演作為一門生意

阿達不諱言，專職表演至今，大部分時候都是拮据的。達康從2017年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之前，有段掙扎的時期。

「當時的瓶頸，是必須確定是不是要繼續做下去，沒想到做那麼久還這麼不容易。很大一部分是行銷的瓶頸，因為沒辦法賣那麼多票所以選在小場地，小場地收益就少，就更沒辦法花行銷資源，變成惡性循環。」兩人決定奮力一搏，用自己最熟悉的現場演出的形式，創作現場喜劇節目《好了啦！達康！》，並把表演全程錄影上網。

《好了啦！達康！》第一季選在只能容納60人的咖啡廳進行直播，透過現場的互動，展現達康的魅力。《好了啦！達康！》和過去劇場型的作品完全不一樣，準備挑戰的時候阿達感到不安，「當時沒有做過即興成分那麼高的內容，大概有50%以上是現場即興。」

▲2021年底的現場巡迴演出《三口組》。左起分別為阿達（陳彥達）、哈利（曹瑜）、康康（何瑞康）。達康.come提供

節目一放上網，觀看次數快速累積，不少影片都達到幾十萬的點擊。直到2021年推出《好了啦！達康！》第五季為止，從最初一場60人到200人，再到500人，兩個月演出一次，大量本來是YouTube頻道的受眾，開始走進現場體驗達康的即興互動，《好了啦！達康！》的觀眾，是透過現場和網路一同陪養出來的。

「我們之前都做劇場類的表演，設計DM、拉贊助，用很傳統的方式宣傳，但是大家的娛樂眼光早就轉移到網路上，更何況我們做的不是藝術劇場，必須要娛樂大眾，如果避開真正的主流娛樂媒介不去經營是很矛盾的，所以YouTube當然就會是戰場。」

阿達不諱言，大部分觀眾都是透過YouTube頻道「達康.come笑Tube」認識達康，YouTube作為一種擴散的工具，也能有一些收益去運作團隊，但是頻道的廣告並不穩定，所以對達康來說，收入有七成靠現場演出，三成來自接案。各種案子都會找上達康，包括尾牙、春酒、校慶、大企業辦活動，也有商品發表會。至於對專業喜劇演員最大的接案挑戰是什麼？兩人不約而同笑說是喜宴，「最後就要回到表演者的心態了，接案也要慎選！」

▲達康.come談到對喜劇環境的觀察相當全面有深度。葉俊宏攝影

願景：成就台灣漫才與喜劇環境

這兩年站立喜劇崛起，薩泰爾娛樂的博恩、賀瓏等喜劇演員知名度水漲船高，從消費習慣來說，不少觀眾看過站立喜劇，後來也看漫才，對整體娛樂的版圖有很大幫助。

「現場喜劇當然希望觀眾越來越多，越來越有鑑別力，前提是做現場喜劇的創作者用心於這種作品。」康康提到，和台灣很不同，日本的搞笑產業非常發達，在藝能界占了幾乎二分之一以上，主持節目、出演日劇，競爭非常激烈。喜劇人才的培育也是在電視節目、廣播、小說、漫畫、遊戲之間流通。美國、中國則有不少大型的喜劇節目，不只是小型的單元企劃。

「除了市場的擴展、受眾群的擴展，最主要在想喜劇演員能夠共創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作為笑太夫漫才集團的團長，阿達邊說邊沉思。

達康曾有計畫地開設「漫才塾」，為期半年，每週一堂課，把自己整理出的表演系統，分享給有志從事漫才演出的新人。目前則在23喜劇俱樂部（Two Three Comedy Club）主持open mic（站立喜劇演員的練習場），鼓勵素人上台即興演出交流，在觀眾面前練習，兩人及時提供建議。

社群網路時代，娛樂競爭來自四面八方，漫才或站立喜劇這種一字一句撰寫鋪陳的演出形式，只要透過更多元的媒介和管道，和越來越多創作者彼此聯合，依舊能夠迸發出新鮮、充滿張力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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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工廠」千萬票房推手林佳鋒 談藝術創作背後的秩序

「故事工廠」2013年創團以來，即專注在原創作品，不做翻譯作品；密集的笑點與哭點，在舞台上水乳交融，近年每年票房從五千萬到七千萬，鐵粉年年暴增，但創團第一個月曾經付不出薪水，只好請員工在家休息。

▲故事工廠的海報牆。

近年來，除不容小覷的編導實力，創辦人暨執行長林佳鋒以獨到的管理哲學，一手建立內部劇場技術經驗的SOP、嚴格管控財稅，使一個劇場後起之秀在短短八年成為台灣劇場界的航空母艦。

▲故事工廠的「膠帶箱」外面標示清楚，裡面收納整齊。

林佳鋒抵押房產、動用存款，成立資本額約1,500萬的「故事工廠」，第一步就拿出800萬規劃設備，從地毯到戲服、無線電到筆電，甚至電源線，每個工具都有自己的「家」；排練室裡的工具箱、規格箱堆疊整齊，每個箱盒外都清楚標示作品名稱；白板旁額外裝上筆盒，紅、藍、黑、橘，一字排開。所有人員都知道，鋒哥隨時會巡邏，東西一定要歸位。

▲故事工廠的每個工具都有自己的「家」。

20歲就進入劇場工作的林佳鋒，看過太多劇團的服裝間雜亂無章，不曾開啟的紙箱，到處都是，次次演出都上演「東西找不到」的戲外戲，「半年買一百把剪刀，你也不知道。」

▲林佳鋒有條不紊地管理故事工廠的資產。

不只物品，包括演出流程、觀眾資料都統一管理，甚至建立SOP，演出檢討在雲端系統同步更新，不但在演出時省時，也能一邊建立劇團內部完整知識財。疫情期間，林佳鋒每天下午與員工視訊會議，盯劇本進度，以秩序創建高效率，讓「故事工廠」一年內就打響名聲。

▲劇場版《我們與惡的距離》尹馨飾演痛失兒子成天酗酒的宋喬安。柯曉東攝影

計畫周全：降低溝通成本做出成績

跟著林佳鋒創團的7名員工，都與他共事多年，「這個人待在團隊愈久，我的溝通成本愈低。」劇場還在發展，而林佳鋒總是搶先布局，例如辦公室的空間設計規劃都預留孔洞、八里倉庫預留二樓空間；他一拿到劇場LOGO，立刻同時註冊二岸商標，因為他知道中國商標需要三年時間核批。換句話說，「故事工廠」前十年的發展藍圖都已經在他的腦海中，只剩一步步做出來。

▲故事工廠第 1 回作品《白日夢騎士》。故事工廠提供

「你要做出成績，人家才會相信你。」林佳鋒為養活劇場，同時成立文創公司，先接活動讓公司有現金流，一邊舉辦活動，一邊緊盯劇本進度，不到半年，「故事工廠」迅速推出第 1 回作品《白日夢騎士》。

與林佳鋒過往參與的屏風表演班製作相比，《白日夢騎士》舞台布景「一景到底」，可說只比一桌二椅多了幾樣道具而已，「我不認為你有心，事情會做不到，團隊的人都願意往同一個方向前進，這個循環就會是正向的。」林佳鋒認為，快速堆疊品牌知名度是當務之急，因為好的劇本會說話。

▲《明晚，空中見》是故事工廠技術難度最高的作品。故事工廠提供

大方分享：一部戲的製作成本與行銷費用

近年「故事工廠」作品愈來愈精緻，包括道具技術難度極大的《明晚，空中見》。林佳鋒表示，一部戲的編劇、服裝、燈光等費用，基本就要400萬，加上交通食宿等巡演變動費用，成本約落在700至800萬左右，行銷費用占比約一成，人事成本約四成。但以大受歡迎的《我們與惡的距離》為例，因是超強卡司，製作成本高達2,820萬，人事成本也稍高。

除了花錢宣傳作品，一本60到80頁的節目冊，也能小兵立大功，「當你喜歡我的作品，你就會幫我介紹。」他分析，「故事工廠」找到一位觀眾的成本約是100元，與一本節目冊售價差不多，因此以演出現場多採贈送方式，使看完作品的效益擴大。

林佳鋒也讓其他劇團的宣傳DM放入自家節目冊，「我希望這個環境是共好，因為只有大環境養成觀眾，我們大家才能一起好。」

▲林佳鋒渴望尋求企業年度贊助。網路擷圖

真誠喊話：尋求贊助培養人才發展作品

「故事工廠」深知觀眾的重要，作品以具有藝術基底為主，兼顧教育、療癒、娛樂，很難不受歡迎。據悉，2022年已收到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Esplanade - Theatres on the Bay）的演出邀請，中國也有人在打探《我們與惡的距離》演出機會。林佳鋒渴望尋求企業年度贊助，自己就能專心在劇場經營上。

林佳鋒的劇場經營理念不只發揮在演出時間，「故事工廠」五年前就在台東舉行青少年劇場營，從表演藝術到劇本寫作，逐年疊加相關課程，目前小有斬獲。林佳鋒對喜愛表演藝術的新生代喊話，不管喜歡什麼樣的形式，創作都非常重要，「要說你想講的故事」。他補充，若國家能投入資源建立菁英培訓計畫，相信下一代很快就有傑出作品。

「故事工廠」去年已先為員工加薪3%，並包給部分員工紅包，「你要讓年輕人知道，他們的努力，我看到了！」他建議政府可加強對表演藝術類的補助，建立菁英有酬培訓計畫，使其無後顧之憂地蹲在劇場學習，如此台灣的表演藝術將會有不同的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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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假了～各位目前心情還好嗎？（剛剛還打成「收工」到底多想回家）

幸好今天天氣很不錯，暖暖的太陽稍稍撫慰連假結束的失落心情。世界繼續運轉，我們也快點來更新一下，這幾天出現新進度的烏俄邊境動態。

先為大家複習前情提要，耶誕節前夕，普丁提出兩大要求：一是禁止北約向東擴張，也就是不能再增加成員國。二是禁止北約在前蘇聯國家建立軍事基地。

這兩項要求都非同小可，要是協議真的一簽下去，等於北約影響力就到此為止，北約和美國當然不可能立刻接受。因此三方在耶誕假期開始前約好，會在2022年初找個時間坐下來好好談談。

隨後俄羅斯25日宣布自烏克蘭邊境撤離1萬名軍人，雖然撤回人數僅佔邊境大軍的一小部分，但這應該是普丁為後續談判釋出的最大善意。

原本以為可以好好過個年，結果耶誕假期還沒過完，俄羅斯又出招！白宮表示，俄羅斯方面要求與美方再次通話，於是拜登與普丁在30日二度進行通話。

兩人之前在12月6日時曾進行過2小時的視訊通話，但雙方態度都很強硬，對話內容沒啥進展。30日這次通話時間更短，只有50分鐘。

根據會後新聞稿，拜登在電話中警告普丁若入侵烏克蘭，美國和盟友將「果斷回應」，並重申會持續以「外交手段」為烏克蘭提供安全協助，拒絕給普丁更多口頭承諾。

普丁則回嗆拜登，若美國打算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和相關制裁，將會是個錯誤，雙邊關係將全面挫敗。

特地約了通話，卻只是繼續放話互嗆？我的判斷，雙方應該是為了月初會談在鋪陳談判籌碼，尤其俄羅斯應該是打算藉由二度通話，透過挑釁言語試探拜登與美國政府的底線。

玄機就在，俄羅斯政府發言人在通話後跟記者透露，普丁對這次與拜登的對話「非常滿意」。或許，普丁確實有得到他想要的情報。

就在美俄在檯面上放話角力的同時，烏克蘭這邊的耶誕假期也不平靜。2022年1月1日，烏克蘭東部邊境槍聲再度響起，烏克蘭軍方表示親俄分離主義分子在新年第一天發動三次襲擊，導致一名烏克蘭士兵陣亡。

這是邊境停火後的第一起傷亡事件，當天拜登也立刻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進行通話（拜登：怎麼整個假期都在打電話啊）。

根據白宮說法，拜登在電話中重申「美國對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承諾」，強調美國和盟友會堅定站在烏克蘭這一邊，阻止俄羅斯入侵。

看起來現在三邊都沒有打算妥協退讓的意思，那該怎麼辦啊？十天後，美國和俄羅斯官員9-10日將在日內瓦舉行會談，隨後俄羅斯和北約理事會的會議在12日召開。然後13日，俄羅斯將與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舉行會談。

這三場會議美國都會參與，等於美俄將見面至少三次。

究竟在會談之前，俄羅斯還會有甚麼動作？拜登和北約該如何為會談作準備、增加籌碼，同時還要能順利安撫烏克蘭？

2022年第一週，這幾個國家的動向將會是全球新聞的關注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