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當年提出中國要「全盤西化」，遭舊勢力圍攻，最後他妥協改為「充分世界化」。胡適用「全盤」這種絕對化的詞句，其實是「取法乎上得其中」；高喊要去天邊，能走到半空就超級好了。但「充分世界化」就有問題了，「西方」這個概念有清晰的界限，指西方民主國家和西方文明。而「世界」涵蓋所有國家，難道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充分世界化包括充分中國化，不僅等於沒說，也毫無意義，世界五花八門，文明的和野蠻的，學誰？但這是胡適當時在舊勢力圍攻下的無奈之舉，情有可原。
如果今天胡適仍在，再提「全盤西化」也有嚴重問題，因西方已變質。2006年我曾撰文〈兩個西方，你選擇哪個？〉西方有針鋒相對的左、右派分野，代表兩種不同的價值，你要學哪個？怎麼能全盤？
胡適對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因他對西方左右派問題不清楚，他的全部文章都沒涉及過這個議題。一般來說，只要不清楚，就自然偏左。胡適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時的老師約翰‧杜威（John Dewey）就是個左派。
美國正處於空前的危機
現在西方左派勢力越來越大，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前景不樂觀。一是左派掌控媒體，雖然過去也如此，但並沒有雄厚的經濟實力。現在不同了，新科技大老闆基本都是左派，他們掌控了推特、臉書、谷歌、YouTube等主要社交平台，不符合他們左派意識形態的，動輒就遭封號，被封嘴。連擁有八千萬粉絲的堂堂美國總統川普的推特都被他們封掉。二是左派掌控了學校，從孩子開始就洗腦灌輸左翼毒素；三是左派掌控了好萊塢，製造大量左翼宣傳影視，潤物細無聲地毒化無數觀眾。僅這三項，就足以摧毀一個保守主義社會。美國正面臨空前的危機！
縱觀全球民主國家，大國只有日本，仍是保守主義價值主導其社會。而且在可見的將來，都沒有像美國這樣被左派全面控制的可能性。所以我在日本參加保守派「櫻電視」節目，被問到對中國前途看法時，毫不猶豫地說，胡適當年提出全盤西化，現在我提出「全盤日本化」，中國要全面學習日本，再談學習美國。因為必須首先像日本這樣保守主義價值占上風，再談其他。
我之前寫了五篇專欄，都是談日本的長處，華文世界應借鑑之地。談到日本的教育（從小熏陶保守主義價值觀），日語的敬語（塑造人一生的禮貌文化），獨特的國民性等。其實日本的最大長處可用四字概括：常識常理，日本人以這四字哲學想問題、看問題、處理問題；也就是不走極端，遵循傳統以來可以行得通的常規常理。如果一個社會以常識常理為準繩，基本上會是健康、穩定、秩序、祥和的。而西方左派的最大問題，也是明顯特徵，就是不按常識常理，甚至挑戰、踐踏人類幾千年積攢的正向經驗和常規。
為什麼西方忽略日本文明？
今天的日本是一個很成功的文明社會，但為什麼不被西方重視和借鑑，甚至被有意忽略，甚至貶低？左派當然不會喜歡日本，他們嘲笑日本人是螞蟻，只知道工作，不知享受。其實是西方左派不願看到日本是保守主義社會，人們按部就班工作，像美國作者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菊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描繪的，日本人的價值觀是「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即各自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敬業、忠誠，秩序、信賴等。西方左派不喜歡安分，因為他們熱衷以自由名義放縱、出格，我行我素，自我中心，我的意願可以高於傳統，高於法規。法國「紅五月」街頭暴戾，美國「黑命貴」打砸搶燒，是他們的經典。
那麼西方的右派應該欣賞日本了吧？也不盡然，因為西方保守派多是基督徒，他們認為日本沒有宗教，不信耶穌基督。日本的成功對伊斯蘭教社會、基督教社會都是一個重大挑戰：日本不是基督教社會，更不是伊斯蘭國家，但比所有伊斯蘭、基督教國家都更有秩序、法治、文明，而且其經濟實力和繁榮程度也是有目共睹！其整體文明度現在已遠超過左瘋主導的美國！
在我讀過的書中，印象最深之一是英國當代歷史學家保羅‧詹森（Paul Johnson）的那本《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該書痛批左派知識分子，全書最後一句話是：「任何時候我們必須首先記住知識分子慣常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一切專制主義中最壞的就是殘酷的思想專制。」日本人的最大長處是重視人本身，不熱衷虛幻、超現實的概念和極端的東西。有人說日本人比較實際。這個「實際」，不是國人那種功利的概念，而是凡事看重「常識常理」。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就廢除了佛教的國教地位，也沒有引進基督教，更沒有伊斯蘭，實行宗教多元化，人們要信什麼，「各得其所」，各隨己便。日本也有自己傳統的宗教：神道；日本各地都有「神社」，是國家設立，費用國家支付。但跟其他宗教的重大不同是：不允許神社人員宣教，也沒有教義；於是就沒有了各種借上帝名義自我發揮、甚至斂財的神棍，也沒有了各種教派之爭，也不存在「歪嘴和尚念錯經」的問題，因為沒有「經」。那麼神道的內容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傳統一路下來的忠、孝、禮、義、廉、恥等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平共處的常識價值，不少概念還是早期從中國引進的。人們到神社，是默默地用一種無形的至高無上的精神價值審度一下自己，淨化一下靈魂。天皇是神社的最高主導，但他不是耶穌也不是大主教。《菊與劍》中說，人們對天皇、對神社，就像美國人對國旗，是一種敬仰和尊敬。沒有教義和宣教的一種情懷，就等於是各自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理解，做自己的努力了。於是就沒有了「你必須信仰和服從我的上帝，否則你就下地獄」這種宗教之間的深仇大恨；於是日本人就把佛教、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裡面他們自己認為好的東西都拿過來學一學，認為不好的，不理就是了。
宗教和道德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上天堂、不下地獄，還是為了在這個地球上更文明地、與其他人和平共處，走好本次人生？
對遠藤周作從不解到理解
很多年前讀日本基督教作家遠藤周作的代表作《沉默》時，很不解他對《聖經》的理解，因為他寫一位天主教神父被強迫腳踏耶穌畫像時（不踩就殺害他旁邊倒吊著的五名基督徒），最後他選擇踩聖像。他默禱的結果是，耶穌同意他這樣做，為救那幾個基督徒。在西方作品中，即使多少人被殺、自己被害，也要堅持信仰原則，怎麼能腳踏耶穌聖像呢？後來更多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國民性，更多理解了遠藤周作：不管信什麼教，他還是日本人，他重視的是常識常理；或者說他把基督教「日本化」了。這點遠藤周作自己也有闡述，1986年他在台北參加基督教研討會時，就提出「西方基督教」和「日本基督教」，說西方基督教所表達的是父性的宗教：審判、定人罪的嚴厲宗教；日本基督教則加入佛教大乘等，是母性的慈悲宗教：透過聖母瑪麗亞所詮釋的赦罪宗教觀。這和日本人認為人死後就不再有罪的觀點一脈相通，而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下地獄等。所以日本靖國神社有包括戰犯的名冊，被中國、韓國抗議，但在日本人那裡，人死後已無罪。明顯是不同文化和理解。這是後話。
包括對「性」的態度，日本也與西方很大不同。西方左派一邊縱容性放縱、穿著裸露、宣揚同性戀、變性自由，一邊又高調咋呼「Me Too」運動，男人多看女人一眼，甚至讚美她們漂亮都可能被指「性騷擾」，如果誰敢用中文那句「秀色可餐」，小心被左瘋告上法庭。左派就是左臉打右臉、一邊鼓勵、一邊道德審判的人格分裂症。而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保守派，對「性」和「墮胎」問題又限制到幾乎沒有寬容餘地，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紅字》（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時代雖然不再，但規矩依舊（這是左派造反、全方位叛逆的原因之一）。
日本「性」其自然
而日本人又是不一樣。人所共知日本是色情大國；色情雜誌、色情場所到處都是，社會並不排斥。與此同時，日本人也從不高調宣揚「性」事。大街上女性都穿著得體，不像西方女人那麼暴露，同時很多女學生做性交易賺錢也沒人指責。日本女性被認為最順從男人（似乎受壓抑），但並沒看到日本女性有叛逆性的女權運動，更沒有萬事都要男女平等的瘋言瘋語。
至於同性戀、變性之類，也不提，也不理；不打、不罵、也不鼓勵，自生自滅都隨自己。總而言之，除了媒體渲染藝人的婚外戀、婚外性博眼球、賺錢之外，整個社會不關注別人下半身的私事兒。在一個既不渲染縱慾，又不排斥色情的日本，強暴率成為全球最低之一。如此做法是否是更符合人性的文明呢？
縱觀日本，在體制架構的硬體方面，日本學習了西方，成為穩定的民主國家。在社會軟體層面，日本保留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個文化已經被事實證明，創造了一個真正文明、繁榮、祥和的社會。
對漢文化主導的台灣和中國，學習日本不僅更順理成章，也更正確。因為，學習日本，等於制度層面學習了西方（台灣已經做到了）；在社會層面，在眾多社會議題上，學習日本就是拒絕西方左派思潮。拒絕左派，就是拒絕走通往地獄之路，對，就這麼嚴重。
日本文化中不少內容都源自中國，而中華文化中的很多正向價值和養分卻被各種獨裁專制給踐踏了。所以，學習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恢復自己本身文化傳統的精華，不僅更容易，而且更正確。所以，學習日本，日本化，是吃一道集東西方優點為一身的榜樣套餐。日本人的一大特點是知道好壞，誰好學誰。華人小聰明一大堆，會不會有點誰好學誰的大智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