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與中共的關係日益緊張，為遏止中共的擴張，英國首相強生準備立法，嚴厲阻止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企業收購行徑。

按規定，當外國企業提出收購25%以上的股份、資產或是智慧財產權時，英國企業必須主動申報。沒有報告收購案或收購後無視英國政府規定條件的企業，均屬刑事罪行，其董事可能被判入獄、取消董事資格或者被罰款。

英國1月將華為列為「高風險供應商」，限制其5G業務參與率在35%以下，並可能在2023年前全面移除5G網路中的華為設備。針對北京當局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強生還表明，將大修移民法，廣納300萬香港人取得英國公民身分。

因擔心中國留英學生作為中共「特工」滲透英國大學，英國國會建議，應效仿美國做法，如果中國學生「被國家利用來增強審查制度」，應禁止其入讀英國的大學。該委員會去年的報告指出，有證據顯示，中方的學生的組織被利用來監視英國的學生，而且其組織部分資金來自中共政府。

持續緊張的中澳關係，也讓澳洲政府6月5日宣布，將採取更嚴格措施阻止或駁回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投資案。據法新社報導，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將從2021年起對電信、重要基礎建設和國防等敏感產業投資案展開審查，不論私人投資者抑或國有資金，也不論規模大小。澳洲政府計畫7月之前發布新規則的草案，並在2021年1月1日實施。

這是澳洲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大一次修改外商投資的規定，包括賦予政府更大權力，在外商投資引起國家安全方面的風險時，有權強制其退出投資，範圍將涵蓋電訊、能源、公用設施及涉及國安資料的資訊公司。

中國企業一直是澳洲資源、農業和房地產的主要投資者。但在2018至2019年獲澳洲批准的外商投資來源國名單中，中國從第二位降至第五位。美國位居第一，隨後是加拿大、新加坡和日本。

自從美國紐約州4月20日再次升級限制後，要求非基本服務行業的員工100%要待在家裡工作。效果如何？至今禁足令已經實施這麼長時間了，媒體報導，紐約66%的新住院患者是在居家隔離之後，在家中染疫。紐約州長對此表示震驚。可能有人辯解，紐約州出現這種情況也許還有別的原因。

最嚴厲封城 沒能阻擋疫情

在此次疫情中，最先封城，而且是用最嚴厲手段封城的武漢，日前又爆出疫情消息。因為有幾個小區突然出現多人無症狀感染，武漢市政府因此要求所有小區的居民自5月12日起同時做核酸檢測。更有人透露，此次武漢市政府做這個決定，不是因為幾個小區出現無症狀感染，而是因為武漢市高三應屆畢業生從5月7日開始復課，復課前體檢時，發現有一千多名學生的核酸檢測顯示陽性。武漢市封城如此之嚴，先前街道上根本看不到有學生在外面走動，那麼這些學生就是居家感染。在封城最嚴厲的城市中，如此長的隔離，多少個14天都過去了，病毒竟然還在。這麼多人是居家感染，那麼封城的作用可想而知，病毒還是無法控制。如果有一千多名學生被檢測出是無症狀感染者，那占這次復課的57,800名學生的比例就不可小看。

在中國大陸，如此嚴厲地管控，這樣長時間的封城隔離，對病毒都不管用，那麼其它國家的那些禁足令不就跟隔靴搔癢一樣，除了干擾人們正常生活，給民眾帶來更多麻煩外，對病毒仍是無可奈何。

禁足令越來越受到質疑。因為不是只有紐約州執行禁足令，很多地方都是採取這個措施。人們應該認真思考，目前這種禁足令到底有多大效果，該如何面對疫情。因為目前顯示，與英國早期實施的群體免疫方式比較，禁足令並沒有明顯效果，沒有明顯地阻止感染病毒人數下降，卻已造成經濟停滯。如果繼續執行這種措施，後果是什麼？

在瘟疫中，人們面臨雙重威脅，病毒帶來的感染造成死亡，禁足令給人帶來無異於導致自殺的精神壓力。

▲禁足令短期間發揮了防疫效果，長時間恐有不良效應。Adobe Stock

長時間禁足令 對精神帶來不良訊息

本來現代醫學對於這場瘟疫就顯得無奈，至今尚未開發出有效的治療藥物，也沒有疫苗。此時人們對病毒的反應是無奈與恐懼。

尤有甚者，政府的做法加重了人們這種恐懼心理。封城除了給民生帶來困難和痛苦外，還給人帶來精神上的恐懼。面對突如其來的病毒，人民不知所措，全體社會陷於恐慌、悲觀、茫然、無精打采，不知道何時疫情會過去，靠躲避來逃避疫情帶來的威脅，所以人的情緒會出現問題。

其它實施禁足令管控的地方，也或多或少出現問題。人們形容禁足令就像是鴕鳥一樣，不敢正視和面對可能的威脅，知道自己遇到危險，只是把頭藏起來，但卻把整個身體作為靶子暴露在危險中，其實更危險。媒體報導，實施禁足令容易使人無奈、厭世，因此出現自殺、抑鬱、酗酒而死亡的人數比往常增加很多。

常言道：「七分精神三分病。」從醫學角度來看，人的精神能夠對疾病和病毒產生影響。禁足令讓人產生消極和恐懼心理，使人精神垮掉了，加重人的悲觀情緒，反而加重病情，助長疫情蔓延。

到目前為止，禁足令對企業和投資者帶來的損失，可能比病毒帶來的損失還要大。禁足令對社會機體產生的影響，可能更難以恢復。這種對經濟的影響不是疫情帶來的那種衝擊影響，衝擊是在自然狀態下產生，是短暫發生的，其產生和恢復都是在自然狀態下進行；而目前這種對經濟的影響經由政府的禁足令強制實施，是人為地強制執行，強制地讓社會機體休克、停止運行，禁足令直接影響到各個行業、各個層面。

清醒的人已經看到禁足令是一種自殺措施，這種人為造成的自殺行為更可怕，因為瘟疫帶來的死亡是被動的，人們本能地還有求生的慾望，而自殺是人的主觀所為，其可怕後果遠遠大於目前瘟疫帶來的後果。

救助措施是疫情社會主義

對民主國家的民眾來說，禁足令的後果沒有專制國家封城那麼明顯和立竿見影。目前出現的問題都被暫時性的政府補貼給掩蓋了。因為有政府補貼，目前民眾沒有像中國大陸人民那樣，有那麼大的生活壓力，人們在享受政府的補貼之下還能心安。但政府這些補貼從哪裡來？能持續多久？預支政府財政收入，政府財政收入從哪裡來？還是納稅人繳的。

政府的救助計畫使政府的財政負債天量攀升，目前還沒有停止的跡象。這個看似高尚的福利救濟在摧毀經濟基礎、吃空政府財政。這種財政負擔最終還得落在民眾頭上，只是像信用卡一樣，利用透支先享受。政府讓人們享受自己透支的福利。

有句老話說：「救急不救窮，幫困不幫懶。」疫情中的這種政府救治、紓困計畫，歷史上沒有。過去只有在饑荒時，在災害發生時，官府會賑濟饑民，幫民眾找活路，從來沒有說讓人待在家裡發錢，誰聽了都覺得不正常。但是現在各國政府實施的這種賑濟，不是因為饑荒，而是因為疫情而做的福利賑濟，以防疫的名義實施全民福利，不光是賑濟個人，還得賑濟企業。

此時，政府的角色似乎是全能的，但是政府從來就不是全能的，也不可能是全能的，政府只能在社會某一方面起作用，而不能在全方位把持，否則就是集權政府。現在的政府在疫情下替民眾安排生活和未來，只是利用福利溫水煮青蛙。這是今天的人不相信神、不信天命，想自己把持一切，但是真正改變命運必須得是生命自身的醒悟。

政府此時的限制措施配上福利救助計畫，必然產生貧困和懶惰，沒有想到此時的限制措施是在侵蝕人的自然權利，增加集權，是利用疫情搞社會主義——疫情社會主義。

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搞那麼嚴厲的措施，在中國大陸的人們反應沒有那麼強烈和明顯，因為中共一直在搞計畫經濟，這套封城把戲在它那兒玩得最順手，民眾也習慣了。

救濟福利在摧毀社會經濟的基礎。一個結果是明顯地搞垮經濟、虧空政府。在挽救人的口號下，給人帶來更大災難。

科學發展沒能追趕上病毒的變化，依據科學的防疫措施，有可能是在抄襲一張錯誤的答卷。所謂的「大瘟疫」不斷證實著古老預言的真實與準確，走回傳統，為政者真心敬天愛民，可能是更好的出路。

中美貿易戰仍未止，戰火卻有延燒到歐洲的態勢，6月16日，歐盟首次對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產品徵收高額的反補貼稅。

歐盟6月15日做出一項前所未見的關稅決定，目標是反制北京當局對中國企業的出口補貼措施。此次涉及的產品是歐盟從埃及進口的玻璃纖維織物，這兩家埃及出口商巨石埃及和恆石埃及，是中國巨石集團有限公司和浙江恆石纖維基業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均位於中埃蘇伊士經濟貿易合作區，是中國「一帶一路」全球基礎建設發展計畫的一部分。

歐盟決定從6月16日起，在未來五年內向巨石埃及和恆石埃及兩家公司徵收20%至99.7%的關稅。此外，歐盟對原產於中國的玻璃纖維織物徵收了17%至30.7%不等的一系列「反補貼稅」。

迄今為止，歐盟的關稅僅瞄準中國出口商的國內補貼，這是歐盟史上首度將目標對準中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在這起玻璃纖維補貼案調查中，歐盟執委會發現，這些生產商在歐洲市場的份額從2015年的23%上升到2018年的31%，而產品平均售價則下降了14%。

歐盟認定，巨石埃及和恆石埃及獲得了北京當局和埃及政府的補貼，再加上從中國直接輸出的玻璃纖維織物補貼，這種不公平待遇使歐盟本地生產商處於不利地位。

美國諮詢公司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副主任、負責中歐關係和中國商業外交研究的Agatha Kratz表示，這是一起里程碑式的案例，可能會有更多類似的情況出現。事實上，在中國大陸國境之外，北京政府的支持普遍存在，對歐盟和其他外國利益相關者產生不利影響。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6月5日告訴《路透社》，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希望對受益於國家補貼、尋求收購歐盟公司的中企展開調查，原因是這種補貼可能扭曲市場機制。報導稱，在這一提議公布之際，歐盟官員們正擔心中國企業和其他外國企業收購擁有尖端技術的歐洲龍頭企業，尤其是那些因疫情大流行而被削弱的歐企。

受疫情的廣泛影響，世界銀行預計今年全球經濟會下降5.2%。這是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個預測是以全球經濟在6月底開始重啟為基礎的。

世銀在6月8日發表的《全球經濟展望》中指出，主要受到國內需求供給、貿易和金融領域受到的沉重打擊，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成長將在今年下降7%；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面臨2.5%的下滑，這也是這些國家至少在這60 年以來，第一次全面性的經濟衰退。這些國家的人均收入將下降3.6%，意味著數百萬人在今年將面臨極度貧困的問題。

報告指出，對全球貿易、商品出口和外國金融體系擁有巨大依賴的國家和地區，將遭受最強烈的經濟衝擊，損失程度會因地區有所差異。發展中經濟體的薄弱點，將被外來的打擊無限擴大。

世界經濟今年陷入困境，中國難以倖免。美國研究機構「中國褐皮書國際」發布的《中國褐皮書》（China Beige Book）調查顯示，疫情對中國經濟造成的重創前所未見，報告用「瞠目結舌」來形容疫情對經濟造成的衝擊。

該機構執行長米勒（Leland Miller）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復工也不會讓第二季度的數字好看，挑戰非常嚴峻。「我們的數據顯示，復工不等於就能恢復成長。」這位學者說，中國的企業倒閉潮剛剛開始，失業潮很快來臨。

江蘇商人吳昊說，接下來中國民眾的生活環境比一般人想像的還要差：「現在中國是全民負債，尤其是年輕人，80後、90後透支信用卡，每一個人平均負債都達到3至5萬元人民幣，有的更高超過10萬元，他現在失業，沒有收入，連信用卡（帳）都還不起。」並且目前中國國內很多民營企業瀕臨崩潰。

在疫情影響下，史無前例的失業大潮正在中國蔓延。官方公布2月份的城鎮失業率攀升至6.2%創下新高，3月份的失業率則為5.9%，和一個月前相差不多。但非官方的失業率估計遠遠高於官方數字。中泰證券的估算稱，中國的失業率約為20.5%，有超過7,000萬人失業。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是鄧小平最早在60年代就說過的話。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掌權，中國人曾一時充滿希望，以為在30年荒唐血夢之後，終於可以回歸真理了。但是站在2020年往回看，得承認是我們會錯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

鄧小平有機會否定毛澤東但卻沒有，而是做出了對毛澤東三七開，功大於過的評價。後來鄧小平在六四中鐵了心要做總射擊師，反映出他的心態是一致的。他說這話的真正意思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是我黨家的貓，就行了。黨不能只掌權，黨還是要吃肉的。

所以，中國人如果以為黨是在說，這是你家的貓，要為大家捉老鼠，那往輕說是自作多情，往重說是致命錯誤。如果你犯了這個錯誤，還要去提醒黨兌現這個錯誤，那麼黨會叫來坦克車幫你改。貓捉老鼠，從來只是為黨而捉，至於小民們，在黑貓、白貓橫行的社會，能有點湯喝那就是恩賜了。

在過去40年裡，貓富了，富得流油，成了天下第一富貓，以至於那些想分一杯鼠羹的國家，紛紛「百邦來朝」，在一片大紅色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紅色，是醉人入夢的顏色。

也可以說是美國人的天真幼稚，他們居然把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錯當成了一位自家德州牛仔哥，只因為他臨時戴上了一頂牛仔帽？就是這個牛仔夢，讓美國每年奉獻幾千億美元逆差，20年無怨言。

而小民們，也有湯喝了。準確說，是6億小民每月有了150美元的湯錢。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兩會閉幕後的記者會上講：「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人民幣），一千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疫情……」

6億人，足以組成一個「紅窮國」了，這會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國，超過現在第三人口大國美國幾乎兩倍，而這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卻是排在全球190多個國家的第140位往後，還要比很多「百邦來朝」的國家窮很多，這是真實的數字，不是夢。

治理國家好比經營企業，在全球經濟緊密以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民間企業及公民社會力量抬頭，轉變了傳統政府體制及國際權力政治。國家不再能只靠槍砲來確保自身地位，還需仰賴更多軟實力及民間力量來鞏固。以下借鏡商場智慧來省思治國之道，從當代企業經營的竅門，來談談中共在國家治理上的五大政治錯誤。

錯誤一：說謊成性，品牌信任陷入危機

「品牌信任」（Brand Trust）是企業競爭力核心要素，尤其在當前資訊科技越來越發達的時代，「品牌信任」的價值益顯重要。《必然：掌握形塑未來30年的12科技大趨力》（The Inevitable: Understanding the 12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Will Shape Our Future）一書的作者凱文．凱利（Kevin Kelly）表示，因為「信任」無法被科技複製，無法被捏造，而且需要大量時間投入才能建立信任，因此有品牌信任的公司的產品往往能賣出更高的價格。

中共說謊成性，早已陷入「誠信危機」。自1921年建黨起家至今99年，中共就是不斷靠著欺騙人民、美化自己、抹黑對手來維繫政權，控制網路和媒體，防止人民獲得真實資訊。或許「謊言」可以幫助中共獲取利益並且逃避責任，但終究得承受失去「信任」的代價。

中共這次隱瞞武漢肺炎疫情，踢到鐵板，惹怒了全世界。更別提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發推特文說武漢肺炎是美軍帶去中國的，試圖透過媒體和輿論改寫病毒起源，把責任推卸給美國。這一舉，可以說是壓垮中共誠信的最後一根稻草，不僅引起美國人民群情激憤，更讓許多長年支持中共的國際人士幡然悔悟。

錯誤二：專制暴政，不重視個體價值

蘋果、臉書、亞馬遜、惠普等優良企業的共同特質之一，就是「自主性與企業家精神」。不管員工層級高低、薪水多寡，企業家重視每一位員工在公司扮演的角色，並鼓勵員工提出個人看法，給予員工應有的福利，營造友善工作環境，進而激勵員工熱衷工作，發揮1加1大於2的團隊合作力量。

反觀中共可說是惡名昭彰的「黑心企業」，極權體制不僅踐踏人權，剝奪人民言論、集會結社、人身及信仰自由，並監視、壓制人民，建立集中營，把不聽話的人送進「勞改」或「黑監獄」。個體價值無法發揮作用的後果，就是中國的公民社會無法得以茁壯。而這長期孱弱的公民體系導致中國社會始終缺乏一套創新、自我更新、自我修復的機制，得不斷仰賴政府介入。

但很多社會問題是無法單靠政府解決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年3月11日發表一篇題為〈災難降臨，中國更需要公民社會的力量〉的評論表示，當國家面臨像是此次武漢肺炎這麼重大的災難時，其實「社會自助和自救」常常扮演比政府更有用的角色，借助民間的力量，防疫可以達到更好的成果。但在中共「維穩」的算盤裡，這些欲求社會團結的力量就成了管制打壓的對象或被輿論攻擊為異端。

錯誤三：急功近利，缺乏社會責任精神

「飲水思源」是中國人感恩天地、回饋社會的道德觀念，體現在企業經營策略上即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只是捐錢、做公益慈善活動，歐美企業更強調企業應該以「社會目的」為導向，在制定產品或政策時，即納入社會需求的考量，實現共存共榮、永續經營的理念。

中國企業目前仍較不重視社會責任，比較重視商業考量及短期獲利，缺乏承擔社會義務的概念。中國政府亦然，中共確實提供了不少公共財，帶動經濟發展，例如大量興建高鐵等「鐵公基」工程，截至去年底已長達3.5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然而，中共過度擴張基礎建設、允許濫蓋房產、建商濫墾濫伐，長期下來中國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消耗殆盡，農民耕地減少、環境被汙染、草地退化與沙漠化、霧霾增加。各種汙染不僅有害國民健康，折損人民壽命與勞動力，還導致畸形兒出生率升高。中國崛起了，但這崛起的背後，賠上無數人命、環境傷害、辛酸血淚，可能用再多的金錢都無法彌補。

錯誤四：以債養債，中國國家財政惡化

在財務方面，企業為了獲利鋌而走險，採取過度聰明、投機取巧之法，導致企業擴張過度，變成得倚靠信貸或補貼度日、以債養債的殭屍企業，甚至陷入破產狀態。中國財務狀態每況愈下，殭屍企業數量不僅排名世界第二，債務增長更是怵目驚心。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IS）最新統計資料，去年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餘額已達255.9兆人民幣，占中國GDP的258.7%，再創歷史新高。

面對如此債台高築的危機，經濟又遭武漢肺炎疫情重創，第一季GDP首度出現負成長6.8%的困境下，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仍然大手筆地進行「撒幣外交」。

中國國務院在6月7日記者會，發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宣布對77個發展中國家暫停債務償還，免除額約2.6億美元。該金額雖只占總額一小部分，但已顯示出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貸款遭違約的風險與日俱增，且已有許多低收入發展國家很明顯無法償還重債。中國雖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排名卻在第65名，在國家債台高築、銀行接連倒閉、經濟下行的情況下，中國所推動的「一帶一路」等財政擴張計畫，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財政狀況。

▲歷史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只會帶領國家走向失敗時，中共領導人不但沒有放棄馬列毛思想，反而抓得更緊。圖為中國人民大會堂。Adobe Stock

錯誤五：抱殘守缺，放不下共產主義

「創新」及「靈活變通」是企業永續經營之智慧所在。有些企業認為與其花成本做改變，倒不如維持既有的舊模式，獲取更多報酬，所以不肯靈活應變。但事實上，風向會變，海水會轉。當遇到突如其來的「黑天鵝」時，最能調整腳步應戰的企業，才能存活下去。

國家治理亦然。當今的中國經濟崛起，是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始的。鄧小平的成功，其實就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換言之，中國崛起與否以及崛起程度，取決於中國遠離共產主義的程度。在《余英時回憶錄》書中就觀察到，當年中國選擇共產主義以為可以救國，卻沒想到所帶來的貪汙腐敗導致整個中國社會變得「畸形」，「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

即使中國早已放棄了計畫經濟，但中共始終以馬列毛思想為首，從政府、公司到學校都得接受共產黨思維的領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去年11月直接在黨刊《求是》雜誌上，以〈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是共產黨人的必修課〉為題投書。當歷史已經證明共產主義只會帶領國家走向失敗時，中共領導人不但沒有放棄馬列毛思想，反而抓得更緊，再次應證中共抱殘守缺、食古不化的心態。中國其實有更好的體制道路，那就是學習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化」。因為只有民主體制才能帶給中國更大的應變力與創新能力，長期繁榮下去，那才是能實現大同世界的「中國夢」。

5月下旬的北京兩會，突然宣布要為香港制定《港版國安法》。消息不但震動全港，也引發全球關注。因為繞過香港立法會而由北京直接出手為香港制定法律，無論如何是談不上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的。這不但是對香港民眾的敵意，也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

面對港版國安法的各界反應

由於北京態度之強硬，大有不惜付出一切代價來「攬炒」（編註：玉石俱焚），因此即使自己也可能成為《國安法》下待宰羔羊的建制派人士，絕大部分也只能表示擁護。身為人大常委的香港傳統土共譚耀宗，一直充當北京的傳聲筒威嚇香港人；「忽然愛國」的舊電池中更不乏助紂為虐者，例如早就聲名狼藉的譚惠珠；曾經一僕兩主、長期擔任金管局總裁，現為香港行政會議成員的任志剛，竟以「感謝主」來褻瀆神祇，他居然認為此舉有助穩定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但也有以警告後果嚴重來暗示異議者，例如原屬愛國愛黨新民黨的人大代表田北辰，則不諱言「如果北京什麼都管，一國兩制就玩完」，後來人大進行表決時出現唯一的反對票，中國網友紛紛猜測就是他投的。原來江澤民派系愛將、曾與地下黨梁振英爭奪特首大位落敗的政協常委唐英年，聲稱商界歡迎《港版國安法》，然而又做了許多表示不安的暗示。例如被問及如有中央機構在港執法人員是否需要遵守香港法例，唐英年表示本港已經有海關、警隊等執法機構，同樣需要守法，他相信所有在港活動和生活的人，都應該遵守香港法例。

民主派勇武之士早就不顧性命維護香港利益，自然照樣上街進行抗爭，大批大批地被黑警抓走，受到暴力虐待。有的表示要轉入地下工作，這是勢在必行。泛民中的年輕世代與本土已經不分彼此，老一輩不少也是如此，但是仍有「老成之士」，擔心西方國家的制裁會砸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損害市民利益。例如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竟然認為美國的制裁會傷害香港而須高抬貴手，放香港一馬，完全不知道與流氓中共一向的惡行一味妥協只能助長中共的氣焰。

當年每逢美國要以《301條款》制裁中共時，不少中國民運人士表示反對，理由是會傷害到中國民眾的利益，只有魏京生堅決主張制裁。美國每次放中國一馬，結果就是如此餵肥了中共，到現在尾大不掉，使美國非常頭痛。李柱銘從政近40年尚未吸取教訓，到現在還就港獨問題糾纏不休，被稱為「左膠」不是浪得虛名。

▲如果美國剝奪港幣與美元的兌換關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立即崩潰，香港將成為臭港。Adobe Stock

美國手握殺手鐧

左膠並非香港土產，而是國際產物，西方國家雖然也都表達關注與譴責，然而也有輕重之分。美國對中共態度最為堅決，在去年因應反送中制定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之後，除了國務卿蓬佩奧（龐皮歐）立即表示美國會有強烈反應之外，川普總統更親自宣布制裁措施，包括撤銷香港的特殊待遇、禁止有中國軍方背景學生入境、防止美國技術遭竊取，以及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等。

其中的殺手鐧，當然就是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由於具體內容還沒有公布，大家議論紛紛，如果僅僅是增加關稅，雖然也會大傷香港貿易中心的地位而影響金融；然而最要命的卻是香港是人民幣兌換美元的離岸最大中心；港元本身又是與美元掛鉤而有固定的聯繫匯率，這需要美國配合，如果美國也剝奪港幣與美元的兌換關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真是立即崩潰，香港將成為臭港。

因此目前香港的資金已經逐漸流出，主要去新加坡與台灣避風，其中包括香港中資民企與紅二代、官二代的資金，後者反而最怕被習近平抄家，明天系負責人肖建華從香港被綁架回去就是實例，以後則是光明正大了。而外資的某些舉動，如果危害到中國經濟利益，例如做空港幣、人民幣，揭發中國企業的假帳或國企的不法行為，分分鐘（粵語，隨時之意）也會被戴上「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而被執法。外資當然也要走避。別看香港股市大跌之後也反彈，那是「北水」灌進來的，以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與習近平的大撒幣，中國對香港的支持能夠持續多久？

目前美國對中企不斷採取制裁措施，包括要摘下在美國股市掛牌的中國公司，因為太多假帳損害美國投資者的利益。這些中企準備移到香港上市。然而一旦香港外資撤走，誰來投資？因為香港是中國最大的資本市場，是外資投資中國的重要跳板。現在中國發行債券問津者已經不多，股市豈非也沒有保障？

也有說中企要到倫敦上市，然而英國現在對《港版國安法》反應激烈程度僅次於美國，因為中國公然撕毀了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協議，英國身為當事人，怎會無動於衷？何況現在保守黨執政，首相強生的右派形象鮮明，豈會讓中資到英國掠奪資金？歐盟態度雖然相對溫和，但也是持批判態度，而中國的惡劣態度，例如把第二波武漢肺炎在北京的傳播，第一時間就推給挪威的鮭魚並且下架與取消進口，下一步會不會是對中國充滿期待的德國汽車？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徑還希望在歐洲找到盟友？

面對內外壓力 中共自亂步伐

因此中國自己也亂了步伐。例如新華社宣布6月18到20日將召開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許多輿論紛紛猜測中國將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這樣就可以制止香港的七一大遊行，也可以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以《港版國安法》拔除當選的某些立法會議員。然而過了幾天新華社宣布會議的議程時，竟然沒有把討論《港版國安法》列在其中。可是到開會前夕的6月16日，新華社又突然宣布會議將討論《港版國安法》。

新華社指上述《港版國安法》草案的審議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臨時提請安插，故未見於原先議程。什麼事情會做如此緊急安插？是17日（北京時間18日）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要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夏威夷會談來提高自己的談判籌碼嗎？還是中央本來主張推遲審議避免外界強烈反應，結果卻是習近平親信栗戰書利用自己的人大委員長身分，召開委員長會議自行做出的決定來表明習近平的定於一尊？

然而到了20日會議結束，《港版國安法》並未通過。顯然北京還有顧慮，可能楊潔篪帶回來美國強硬的訊息而使北京再施緩兵之計。而在此時，《港版國安法》的草案才曝光，與原先所預告的內容有些變化。香港人最在意的內容，是中共在香港成立國安團隊並在香港執法，這也是上述唐英年的顧慮。這點完全沒有變化，定名為「駐港國安公署」，說是在「特定情形下」才對香港國安案件履行執法權。可是北京從來不會實現承諾，而且隨時會對「特定情形」有新的解釋。然而也看出北京對外國的反應是畏懼的，所謂「不得干涉內政」只是表面上的氣壯如牛。

草案中四類犯罪行為中包括「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與全國人大原先通過決定草案的字眼「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不同，把原先對付外部敵對勢力改為針對香港內部的勾結外部敵對勢力者。這顯然要減弱對外國的敵意而恐嚇香港民眾。然而什麼叫做「勾結」，被勾結的外國勢力難道沒有事嗎？

此外，草案雖未如外傳禁止外籍法官審理國安案件，但規定須由特首指派數名法官處理訴訟程序，有別於由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指定法官審理案件的傳統。這是要避免被指控為「種族歧視」，因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在特首凌駕司法之上以後，還有司法獨立嗎？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制度也就徹底破功。

《港版國安法》要幾審才通過？內容會不會再更改？都得看香港民眾與外部勢力的態度，還取決於中共內部的鬥爭。無論怎樣，當年鄧小平接見十二金釵，大叫「請投資者放心」的呼籲再不會有什麼人相信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日益下沉而不是上升，這取決於中國的政治因素與經濟因素。

中國和印度在邊境地帶又發生軍事衝突，雙方都幾十人死亡。在武漢病毒全球蔓延、全世界無數人痛恨中共導致世界性瘟疫情況下，北京當局不僅毫無愧意，反而更瘋狂地在全球樹敵，此刻還與印度衝突，這更展示習近平瘋狂和愚蠢到何等地步。

雖然中印之間在1962年曾有邊境戰爭，印軍失敗，但今天的印度絕非當年，習近平們根本不清楚印度近年的五大變化，中共將為錯判付出巨大代價。

終結尼赫魯左派政治 保守派莫迪崛起

首先，長期左派執政的印度已巨變。在印度獨立之後的60多年中，不幸的是，熱衷社會主義的尼赫魯家族主導的國大黨（NC）竟執政近50年！僅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兩人就掌權32年！左派國大黨煽動反富、反商、均貧富、國營化，這種列寧毛澤東式的洗腦在窮人多的國家很容易俘虜人心，尤其得到喜歡唱道德高調和作秀的左翼知識分子支持，所以國大黨在印度長期掌權。這種一黨獨大造成印度政治腐敗、經濟落後。

雖然在野的人民黨（BJP）也執政過，但直到2014年莫迪（Narendra Modi）當選，印度巨變，人民黨才成為1984年以來首個獲國會過半議席的單一政黨，結束印度近30年靠聯合小黨的「聯盟政治」（印度有700多政黨）。

2019年大選莫迪不僅連任，人民黨在國會席位更增加，是印度獨立72年後首次完成第一任期後再次勝選。印度是五年一次大選，莫迪成功連任，該黨獲有史以來最大勝利，史家認為印度進入「莫迪時代」（他將執政10年），尼赫魯家族時代被終結！那個1962年中印戰爭時對外軟弱、推行社會主義導致經濟貧困、軍力不強、政黨腐敗、領袖無能的局面已被結束。習近平們還用舊眼光看印度，完全時代錯位。

過去五年印度的經濟成長率超過中國

第二，不少中國知識人強調印度雖有民主，但經濟不如中國。但印度的經濟問題不是出在民主政治，而是左派尼赫魯們推行社會主義政策造成的。就像中國毛時代計畫經濟和專制導致貧窮。1964年（中印戰爭兩年後）尼赫魯去世時，印度人均收入才是南韓一半；英迪拉．甘地接班執政20年，1984年她被暗殺時，印度的人均收入降到只是南韓人的25%。左傾社會主義害苦了印度。

而莫迪的保守派人民黨主張市場經濟。九十年代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勝，印度就開始揚棄社會主義。尤其現任總理莫迪擔任11年州長時力推自由商貿獲得成功，他執政後強勢全面改革，推行市場經濟，印度開始騰飛，過去六年中，有五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都超過中國！

印度的知識精英普遍懂英文（是國家法定語言之一），方便印度與西方國家接軌，尤其在科技和經濟領域。另外印度有充足的勞動力，20歲以下年輕人占印度人口55%。在大量外資撤出中國之際，很多選擇去印度，那裡不僅有廉價勞動力，更有民主法治等對經濟投資的保障。

印度軍費開支已成全球第四大

第三，經濟成長使印度更有能力投資軍事。莫迪執政第三年（2016）印度的國防開支就超越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成為全球第四大軍事開支國（前三是美國、中國、英國）。印度海軍排名全球第五，有航空母艦等155艘戰艦，在印度洋具主導力量。印度軍隊133萬，全球排第三（中國200萬，美國140萬）。中印邊境衝突後，印度國防部長說現在已不是1962年，意思就是印度軍力絕非當年。印度從美國獲得射程3萬公尺的榴彈炮、美製重型運輸直升機，還有從以色列購買的萬枚「長釘」反戰車飛彈，它只需一名士兵就能操作，射程800到8,000公尺，適應高原作戰環境，對邊境的中國輕型坦克構成極大威脅。

如今親美的印度不僅從美國獲得尖端武器，還因印度是俄國傳統盟友，也從俄羅斯拿到先進戰機等，這些都有助印軍強大。印度也是核武大國，其「烈火五號」導彈射程覆蓋整個中國，這些都對北京構成戰略平衡和反制。

印度教和「莫迪時代」的和聲

第四，莫迪執政後印度民族主義高漲。人民黨強調「印度教特性」（Hindutva），突出印度教在國家身分認同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共同的宗教、文化、歷史、種族、語言等建構同質的強大印度。

莫迪有魄力大刀闊斧改革。他連任後印度就頒發法令，取消了對喀什米爾地區（印屬）的《憲法370條款》，把它分為兩個邦，並允許外地居民在當地購買不動產，不僅有助改變該地多數是穆斯林的人口比例，更壓縮了該地區極端伊斯蘭的空間。莫迪說，他履行競選承諾，執政70天就做到了。

莫迪政府同時還給從阿富汗、孟加拉、巴基斯坦等來到印度的被迫害教徒以印度公民身分，但不包括伊斯蘭教徒。雖遭左派國大黨等抗議，但這個政策等於遏阻伊斯蘭勢力在印度的擴大，增大印度教的主導地位。莫迪的大幅度迅速改革，使他在本黨支持率達到90%，全國支持率達84%！這給了莫迪在處理中印邊境問題上更大的施展空間。

「印太戰略」的美日印三角聯盟

第五，印度外交大轉向、與美國結盟。在尼赫魯時代，印度實行所謂「不結盟」政策，其實這是幌子，實際上尼赫魯們在與共產蘇聯連手，暗中抗衡美國。這種左傾政策直到保守派人民黨執政才有所改變，靠近中性一些。但到了莫迪當選則情況大變，印度清晰地朝向與美國、日本連手。這中間還因巴基斯坦是印度宿敵，卻一直得到中國支持，所以印度需美國的支持來平衡中巴勢力。

另外莫迪本人也有建立強大印度、成為「南亞次大陸主導性國家」的雄心。由於印度經濟迅速發展，也吸引了周邊鄰國，目前孟加拉、不丹、斯里蘭卡都是與印度友好的政府。所以，莫迪的印度，正在從「平衡性力量」（balancing power）向「領導性力量」（leading power）轉變，在國際舞台上更舉足輕重。

印度的變化也與美國的政策有關。川普總統當選後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而不再是以往的亞太戰略，這個新提法就是要形成「美日印」三角聯盟，抗衡中共勢力擴張。這次疫情蔓延，川普政府更看出中共的全球性危害，提出「美日印澳」四國戰略聯盟。同為保守派的英國首相強生提出「民主十國」設想，由七大工業（民主）國再加印度、澳洲、南韓。川普總統還希望再增加俄國，由此形成11國聯盟，其戰略重心是遏阻中共。在這個大態勢下，印度的全球地位更為提升。

上述五個變化都展示，印度作為戰略大國的實力與日俱增。對這樣一個崛起的印度，習近平們還蠢行到邊境衝突流血死人的地步，那就等著付慘痛代價吧；眼前明擺著的，就是更促使印度與美國結盟，更導致印度人民的反獨裁中國情緒，這個強大民意更給了莫迪政府助力，強硬回擊習近平們的愚蠢和瘋狂。

2020年適逢美國大選，發生的怪事接連不斷，背景撲朔迷離的武漢肺炎如何從中國實驗室出來還在爭議之中，「美國文革」又如疾風暴雨般來臨。在美國大肆打砸搶燒的Antifa，剛被美國司法部定為恐怖組織，從不對中國政府的暴行說半個不字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這次不僅大肆譴責美國警察的執法暴行，還宣布承認Antifa是合法組織。

這些怪事的背景，將來總會有人揭示，本文只分析這次美國文革的驅動力：歐巴馬在美國啟動的身分政治：入學、就業、升遷、司法全按膚色標準，黑人優先。如果以為美國「種族歧視」仍然是歧視黑人，還請先看了以下事實再發表意見，因為美國早就形成了逆向種族歧視。

讓世界震驚的美國文革

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府明尼阿波利斯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警察執法暴力而死亡，引發了一場民主黨主導、左派主流媒體推波助瀾的美國文革，開篇就是在美國各地（主要是民主黨州）砸毀各種歷史文物，類於中國文革的「破四舊」。民主黨眾議院議長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親自圈定應該被移除的歷史人物塑像11座，各民主黨州為了方便Antifa與「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或譯為「黑命貴」）運動參與者打砸搶，紛紛宣布BLM運動是正義的，要求Defund Police（取消警察）。

美國開國先賢傑佛遜、華盛頓、美洲大陸的發現者哥倫布、南北戰爭的南軍領導者李將軍都難逃身後被砸爛頭、斬首、撒尿、烈火焚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命運。裴洛西女士在國會大廈的解放廳帶領參眾兩院民主黨議員單膝下跪，並向佛洛伊德家屬贈送國旗覆蓋遺體，將一個屢屢犯罪者變身為英雄與美國制度的受害者，全美國民主黨州的議員、州長、市長等全部上街為黑人洗腳、吻鞋，一時之間，BLM所到之處，警察被強迫退出，打砸搶肆虐，梅西、亞馬遜、耐吉等名牌店被劫搶一空後，還立刻發表聲明，說今後本公司員工的非裔比例將提高至30%。

發展到後來，事情越來越荒誕，6月20日，美國國歌《星條旗》（The Star-Spangled Banner）歌詞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基（Francis Scott Key）在舊金山的塑像被BLM推翻，亞特蘭大郊區科尼爾斯（Conyers）的一位退伍軍人在家門口懸掛的國旗，被當地民主黨政府要求取下，否則罰款50美元。

我將這場由民主黨發動，恐怖組織Antifa、BLM等成為主要打手，遍及全美的打砸搶騷亂稱之為「美國文革」，是因BLM成員信奉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他們目前以暴力手段抹除並改寫歷史的方式，與中國1966年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太過相似。這些，我寫在〈「打碎舊世界，創造新天地」——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1）〉、〈移除歷史的美國「破四舊」、禁書——美國文革正在進行時（2）〉這兩篇文章裡，此處不再贅述。本文從三方面分析，黑人到底在美國是否受到歧視、黑人開出的天價賠償是否有道理。

平權運動之後，黑人在美國受到制度性優待

釐清一個民族在某國是否受歧視，主要看三點：

一、該國的憲法與法律是否對某民族有歧視性條款。

1964年7月2日，美國總統詹森簽署《1964年民權法案》，並在電視演講中宣布：「不承認黑人不可剝奪的權利的日子已經過去。」歷史證明，自從1960年代平權運動之後，美國法律對黑人再無任何歧視性條款。

二、該國各機構及企業對某族群是否有針對性的歧視性條款。

在美國，自《民權法案》之後，法律禁止在僱用人員、公用事業單位、工會會員資格以及聯邦出資項目等方面存在種族歧視。學校、政府機構的僱員均實行種族配額，黑人得到優待。大學招生也同樣如此，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高校招生率先實行種族配額，對黑人學生實行錄取優待，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等也紛紛加入這個行列。以哈佛為例，最終錄取的亞裔學生SAT分數要分別比白人、西裔、非裔高出140分、270分和450分（SAT滿分1600分）。

美國本來講究機會平等，這種優待政策其實是為黑人、西裔等在起跑線上讓他們先跑好幾公尺甚至十公尺以上。這種向邊緣、少數或特定群體提供招生優待，在世界各地都有類似做法。但這種補償最後總會陷入兩難境地：被補償者往往覺得天經地義，補償不夠，要求更多；但其他族群則會質疑破壞公平，如造成逆向歧視或偽造身分騙取優待等結果。

到了歐巴馬統治的八年，美國以膚色為特點的身分政治已經形成，一位名叫Ziad Ahmed的穆斯林黑人革命小將，因為在考卷上一口氣寫了一百遍Black Lives Matter，獲總統歐巴馬親切接見，並被名牌大學爭相錄取，最後他選擇了史丹佛大學——這種按政治正確錄取，與中國文革招工農兵學員按出身錄取，本質上相同，都是身分政治的產物。在這位總統的偏向支持下，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產生，砸毀移除歷史人物塑像的美國式「破四舊」當時已經開始，但歐巴馬從未發聲制止。

三、社會歧視。

這種歧視不是制度保護的歧視，而是社會習俗與社會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某種族自身的行為。以下的分析，主要介紹統計數據，即黑人群體行為的後果。

幾項與黑人有關的統計數據

一、黑人的犯罪率比其他族群要高

在美國，相較於白人階層，黑人的犯罪率、吸毒率、罹患愛滋病等疾病的機率都高得多。美國黑人占美國人口不到13%，在因傷害與謀殺罪嫌被捕的罪犯當中，黑人占比高達50%；在因搶劫被捕的罪犯當中，黑人占67%。一項研究顯示，被逮捕的女性罪犯中，其中75%是黑人女性，白人只占13%。據美國司法部估計，有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入獄——這比白人男性的機率要高出5倍。

這次BLM在全美打砸搶燒，《彭博社》於6月4日刊發文章〈新澤西州卡姆登市的警務改革〉（The City That Remade Its Police Department），列舉了該市警務改革的成功經驗：這個74,000人的小市曾是一個凶殺案高發之地，2012年高達67起，2019年降為25起，原因是在這7年當中，該市進行了「一些影響深遠的警察改革」。我仔細看了這篇文章，發現其主要措施是兩項：（一）輕罪不罰，放棄因違章駕駛、停車、小偷小摸行為的處罰，以緩和警民關係，同時也降低了犯罪率，讓居民自我感覺社區在變好；（二）降低警察工資，以僱用更多的警察，在市區範圍內巡邏。

對某族群實行輕罪不罰，無論如何不是歧視，而是優待。至少，我與其他沒有優待的人在美國開車時絕對不敢超速、違章停車，否則要面臨一系列麻煩，從罰款、記分，甚至吊銷駕照等。

二、黑人中單親家庭越來越多，不利於孩子的成長。

2018年統計數據顯示，黑人中單親家庭占四分之三，美國各州政府忙於建立「單親家庭社區」（Single-parent families community）以滿足需要。我住在新澤西，這些年來，州政府努力建設了不少類似社區，以極低的租金甚至免費讓黑人及少數拉丁裔單親家庭入住。其他族裔的工薪族要買到同樣地段、同樣性價比的房子，至少要30萬美元以上。

三、美國的福利偏向黑人及拉丁裔，尤其是前者。

單親家庭以母親為主，許多單親媽媽不需要上班，依靠領取福利為生。歐巴馬時期，針對黑人、西班牙裔與非法移民的福利支出猛增。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服務處（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簡稱CRS）的數據，如果將生活水平低於貧困線的家庭的現金支出折算成現金，則他們在每個家庭中每天的平均支出為167.65美元。相比之下，2011年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為50,054美元，相當於每天137.13美元。

在2011財政年度，CRS確定了大約80個重疊的聯邦經過經濟狀況調查的福利計畫，這些計畫共同構成2011年單個最大的預算項目，超過美國在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或國防方面的支出。這些聯邦項目的總支出加上約2,800億美元的州捐款，總計約為1兆美元——如果對數字沒概念，請比較以下數據：2011財年美國財政收入2.302兆美元，也就是說，聯邦財政收入的將近一半用於黑人為主的低收入家庭福利支出。

Black Lives Matter提出的訴求，誰能滿足？

慈母害子，這種過分的政策傾斜，並沒有讓部分黑人滿足。這次BLM運動提出了令人瞠目的賠償要求：取消警察（聯想到黑人犯罪率高，警察成了其天敵，就會理解BLM為何提出這個要求）；給每個黑人發40萬美元奴隸賠償；對黑人實施不用上班的最低收入；黑人免費上大學；無後代的白人遺產給黑人；擬出售的遺產給黑人；白人建築商必須給黑人建免費住房；白人每月出錢給黑人用於買地等等。

以上要求的內容還在繼續豐富的過程當中。但是，天價賠償的總額已經提出來了。黑人娛樂電視台BET創始人羅伯特‧強生（Robert Johnson）5月30日在接受CNBC採訪時稱，「現在是讓美國白人承認奴隸制造成的損失，並為黑人提供14兆美元財富的賠償，以防止該國分裂為獨立的和不平等的社會。」

這筆財富有多大？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第一經濟大國美國2019年GDP總量21兆美元，位居第二的中國為13.84兆美元，擁有56個國家的非洲為2.1兆美元。

也就是說，美國政府必須拿出2019年GDP總量的三分之二、中國GDP的總量、整個非洲GDP總量的七倍來賠償給黑人。試問全世界，除了不事生產、每天只盼著政府高福利的左派們之外（台灣有不少），誰認為這種賠償合理？

黑人中的理性聲音

黑人當中不乏對本族群問題有深刻認識的人，芝加哥學派當中著名的黑人學者湯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曾寫過一本《美國種族簡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在這本書中，湯馬斯用大量的史實、數字，深入淺出地講述了各個種族在美國的文化史與奮鬥史，其中，他對自己族群的解剖分析非常犀利，可以洞穿今天美國黑人的真正困境：「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

近年崛起的黑人女性政治活動家、川普支持者歐文斯（Candace Owens），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反種族歧視者。她在2016年推出SocialAutopsy.com（社會屍檢）網站，旨在揭露互聯網惡霸，觸犯了左派利益，引發了對她的人身攻擊。在這之後，歐文斯成了保守派。佛洛伊德事件發生後，她立刻發表「我不支持佛洛伊德，他不是我的英雄」（I DO NOT support George Floyd and I refuse to see him as a martyr!）影片，用警局的犯罪紀錄說明了佛洛伊德是個罪犯。針對左媒廣為引用的黑人死於警察槍擊高於其他族裔的數據，並從中引伸出警察專門針對黑人暴力執法這個說法，她列舉了一組符合犯罪學理論的統計數字，表明黑人犯罪率高，因此死於警察槍下的也多。她最後指出，從數據分析看，這個警察因種族歧視原因專門針對黑人施暴的說法是編造的，是故意編造出來煽動暴亂影響2020大選的。

她引用了黑人學者肖比‧斯蒂爾（Shelby Steele）說過的話：「黑人群體是獨特的，黑人的文化也具有獨特性。這是唯一一個只會去迎合支持社會基數最最底層社區的族裔。」加以通俗解釋：「並非每個黑人都是罪犯，並非每個黑人都在犯罪。但是我們的獨特之處就在於我們是唯一的只為我們社區裡不做好事的人吶喊鬥爭爭取權利的族群。……我個人的理念是，不管你是什麼人種何種膚色，你做惡事就會有惡報。我們必須往好的方向做，更好的教育我們自己還有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已無法前行。」

拳王阿里的兒子則將BLM分子稱為種族主義者和邪惡分子，他說可以和平抗議不可以亂來，「我父親如果今天還活著，絕不會同意BLM這個口號，因為所有種族的命都重要。那些喊這個口號的很多不是黑人。」

當BLM在美國各地打砸搶燒時，並提出各種近於荒謬的索賠要求時，湯馬斯‧索維爾嚴肅發問：「美國是不是已經走到荒謬的最高階段，有些人要為他們出生前發生的事情負責，而另一些人卻不需要為他們自己今天的行為負責？」這種荒謬還體現在此時此刻的美國街頭，黑人可以命令任何一位白人下跪請罪、或者吻他們的髒鞋，民主黨政客們也配合他們的要求，下跪謝罪，為黑人當街洗腳。

所有這一切，源自左派政府強調反種族歧視的身分政治，這種以膚色確定權利的身分政治，破壞了美國賴以立國的憲政與法治。

最近美國掀起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運動，讓種族歧視的問題再度成為美國社會的焦點議題。本文就來趕個流行討論一下歧視這個題目。

近年來經濟學界出現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文化之所以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是因為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文化對個人的經濟決策以及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

文化經濟學關注的議題包括社會規範、價值觀、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等如何形成、傳播、變遷，以及如何影響人的行為與經濟結果。另外，文化經濟學特別關注文化與制度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而制度顯然是決定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文化經濟學的領域中，「歧視」（discrimination）是一個長久被關注問題，因為歧視幾乎無處不在：種族、階級、性別、宗教等面向都存在歧視的問題。而且歧視不但關乎經濟行為，也關乎人權保障，從這次BLM運動看來，它也關乎社會的重大衝突。

「歧視」可以長存也可以迅速改變

關於歧視，一個讓學者們很難解釋的現象是：某些歧視可以很快改變，但另一些歧視卻淵遠流長，可以在人類社會持續數百年甚至千年。

對女性工作與教育的觀念，就屬於一個快速改變的歧視，而台灣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台灣女性在日本時代社會地位非常低落，不但沒有財產繼承權，而且社會上盛行小婚（童養媳）也允許妾婚（一夫多妻制）。

但是到了1974年，台灣製造業男女雇工的人數就達到了1：1的比例，只花了不到30年。接著到了1980年代，女性大學生數量就超過了男性大學生，只花了大約40年。

更早之前在日本時代的初期，台灣女性（客家人除外）盛行纏足。但這個在中國與台灣都流行超過好幾個世紀的慣行，卻在19世紀初期的20到30年間快速消失。

對猶太人的歧視

至於歧視可以頑強存在的現象，對猶太人的歧視應該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反猶」在西方社會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而且直到現在也在歐美社會裡普遍存在。

美國Nico Voigtländer和德國Hans-Joachim Voth兩位經濟學家在一篇研究論文中探討了從中世紀到近代德國600年間反猶活動的關連。

近代歐洲對猶太人的迫害，在二戰的納粹時期達到高峰。在那之前，另一個迫害的高峰則發生在中世紀歐洲，尤其是黑死病大爆發的1348到1350年。瘟疫帶來的恐慌導致獵巫盛行，除了數萬名女性被當作女巫燒死之外，猶太人也是另一組被獵巫的對象。

當時對猶太人的迫害十分血腥慘烈，主要的形式為暴動與騷亂（pogrom）。大規模的武裝群眾對猶太社區或者聚集地進行攻擊，經常造成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幼被大屠殺的慘劇。

兩位學者蒐集了325個城市關於反猶暴亂的資料，並將近代德國的反猶迫害的紀錄進行比對。他們發現那些在中世紀迫害嚴重的城市，在600年後的20世紀也發生較多的反猶暴力、對納粹黨的支持度較高，並在1933年大規模驅離猶太人時更加劇烈地進行驅離。

反猶為何長久持續？

600年不是一個短時間，為何反猶會如此長存？兩位學者針對這點進行了更深入的探討。首先，他們發現並非每個城市都沒有改變，一些在中世紀迫害猶太人很嚴重的城市，在20世紀上半葉並沒有出現太嚴重的迫害。

他們透過量化的迴歸分析，發現遠距離貿易活動愈盛行、移民活動愈頻繁的城市，對猶太人的迫害程度就愈會隨著時間而減弱。而那些人口較少、經濟型態封閉、移民少、與外界通婚少的城市，則能長期保持著反猶的「傳統」。

這樣的發現跟經濟學芝加哥學派的主張基本一致。這個學派認為，市場競爭是消除各類歧視的利器：由於「歧視」行為將讓公司付出更高的成本，所以該公司無法跟沒有歧視行為的公司競爭，長期將會被市場淘汰。

人們對於市場經濟的認識，往往侷限在經濟效率上。然而，這篇研究的發現強調出了另一個市場經濟的重要面貌：它會幫助一個社會消除歧視，建立更多元、理性、容忍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