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成都市民5月4日以「散步」形式抗議PX化工廠落戶彭州，「PX」這一用於生產塑料、聚酯纖維和薄膜，產生高污染的化學產品名稱再次在中國的網路上流傳──去年是一個由台商（前東帝士集團陳由豪旗下）翔鷺化纖、翔鷺投資的PX廠在廈門遭到當地市民數度抗議，目前能否落戶廈門尚在未定之間。而有「中國第一周報」之稱的《南方周末》對這次事件溯源的一篇報導「PX化工：成都危險拐點」則胎死腹中。
PX化工廠為何在中國遍地開花？
如果說在離成都30公里左右的彭城建立PX化工廠是成都的危險拐點，那麼中國經濟結構的「危險拐點」早已出現。早在好幾年前，中國調整產業結構時，那種以發展資源型企業為導向的產業政策，就已將岌岌可危的生態環境加速推往深淵。
目前，中國已經建好與正在擴建的PX廠已有10餘處：浙江鎮海煉化公司，PX年產能65萬噸；齊魯石化公司在山東淄博所建年產80萬噸的PX項目；此外還有遼陽石化新建45萬噸/年的PX項目（現有PX產能約為22.5萬噸/年）。規模最龐大的應是青島凱聯集團公司，該公司在青島的基地據稱年產PX70萬噸、純苯20萬噸、甲苯6萬噸。遼寧大連、河南洛陽與福建石獅等地均建有大型PX化工廠。
這種可以通過呼吸、食物攝入、皮膚吸收，對人體危害極大的化工產品，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停產，為甚麼只有中國在不計後果地引進？原因只有一個，PX原料帶來的高利潤。從1997年以來，國際市場上PX就處於供不應求狀態。從2003年以來，PX需求幾乎以每年100萬噸的速度增長，為了滿足這種需求，中國各PX生產基地也在同步擴大產能，以牟取巨額利潤。
他國拒斥的污染項目為何被中國政府笑納？
如果僅僅只看法律條文，中國有一部《環境評估法》。各級政府還設有環保局，專門負責企業投產前的環境評估與監測企業排污情況。這些PX項目對環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巨大傷害，按照法律，根本沒可能通過環境評估。
但各地方政府自有高招，法律條文根本約束不了他們。正是在地方政府官員的庇護下，許多高污染企業（許多還是「國家級項目」）落戶各地，中國的《環境評估法》完全成了擺設。
各地政府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官員歡迎高污染項目落戶本地，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些項目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貢獻」極大。幾乎所有的高污染項目，都是當地的稅收大戶，支撐著該地GDP的半壁江山。〈環境評估法〉明確規定企業投產之前需要做環境評估，但這部法律並未得到執行。據政府環保部門工作人員總結，企業投產做環境評估有幾種類型，第一種是投產後遭遇到壓力，比如工廠所在地村民反對，引發事故，這時才請當地環保部門做一形式上的「環境評估」，這種情況叫做「先上車後買票」；第二類是新建企業一邊投產一邊做環境評估，這叫做「邊上車邊買票」；第三類是「上了車不買票」，即企業根本不做任何環境評估。中國政府也無可奈何地承認，環境評估執行率低、違法現象嚴重。
想要地方政府命令污染企業停產，實在難於上青天。因為中國市、縣、鄉（鎮）三級財政早就入不敷出，負債累累。就以今年4月初國家發改委公布的縣財政赤字資料為例，目前，全國平均每個縣的赤字約1個億，全國赤字縣占全國縣域的比重達四分之三。
污染企業也是中共的主要稅源
大量興建化工廠，其實也是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只要翻看近三年「中國企業納稅500強」，就會發現石油化工企業、煙草企業均是納稅大戶的主要成員。而這些石油化工企業就是中國政府這些年來刻意扶植的「資源型企業」，以中央部屬重化工企業為主，目的在於涵養稅源。這一特點正好彰顯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軟肋」：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國未來的生存基礎換取今天的「繁榮」。這種發展模式的「好處」是企業無需考慮技術創新與展拓市場，政府可以獲得大量稅收。但對中國的環境與民眾來說卻是災難性的，無異於飲鴆止渴。
可以說，資源型企業是中國環境污染的主角。在中國近年來的污染事件當中，幾乎都能看到石化行業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雙苯廠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該廠就隸屬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國納稅500強之一。國家環保總局一項調查表明，中國國家環保局曾對7,555個化工石化建設項目的布局做過調查，發現81%布設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區等環境敏感區域。而這些石化建設項目，其中不少都屬於國家級項目。這種布局減少了企業的排污成本，但卻非常危險，一旦發生事故，對水體和環境的破壞是災難性的。近年來中國化工生產事故不斷，四川沱江、廣東北江、松花江、黑龍江等水域先後發生重大化學污染事故。2006年中國十大環境污染事件當中，一半是化學物品滲漏造成的污染災害。
多年來，「中國製造」保持總體成本低廉優勢的「祕訣」，就是透支勞工的生命福利與中國的環境生態。改變這一點，等於放棄中國的所謂「競爭優勢」。對於其它發展中國家而言，與中國這樣一個事實上放棄勞動保護及環境保護的國家競爭，確實相當困難。
也只有中國這種專制政府才會毫不顧及人民的生存權利，大量引起這種高污染項目。廈門市民的反抗與成都市民的反抗，中國當局的方法是抓捕領頭者，用政治高壓迫使民眾停止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