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分配惡化雖是全球化下的大趨勢，但我們仍有一些辦法可以降低所得分配惡化的程度或衝擊。不過在思考各種對策之前，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我們為何要關心所得分配的問題，不能把所得分配本身或所得分配的統計指標直接當成政策目標，否則我們所採取的政策即使表面上使所得分配改善，實際上卻可能使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惡化。
問題來源：悲貧或仇富？
人們至少因為三種主要的原因而關心所得分配問題，第一是出於慈悲心而認為有人太窮是不好的事情；其次是出於嫉妒心而討厭有人比自己有錢太多；第三是擔心貧富差距太大會造成社會的不安。我們思考所得分配的對策時，應該想清楚我們的目的是什麼，而由那些基本目的去研判問題的嚴重性及對策的有效性。然而學術上和統計上各種所得分配指標都常為了方便取得資料，以及為了指標在數字上的客觀與精確，變成只是衡量相對所得高低的分配，而忽視絕對所得的高低。這種忽視也使關心所得分配問題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慈悲的動機，無法在多數所得分配指標中顯現。而不少人也因執著於統計指標而忽略了重視所得分配的真正原因，以致在政策主張上忽視了慈悲這項最重要的因素。
最簡單常用的所得分配指標，是最高所得階層平均家庭所得與最低所得階層平均家庭所得的倍數。我國近年所得最高那五分之一家庭的平均所得，約為所得最低那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所得的六倍，很多有關所得分配的爭議都圍著這項比例的高低而討論。然而這項倍數衡量的只是相對所得，並未能表示所得最低的那些家庭是否吃得飽、穿得暖，以及能讓他們的小孩得到適當的教育等等。若某國高所得者所得增加三倍、低所得者所得增加兩倍，而使這項指標由六變成九，由指標來看所得分配當然惡化，但從慈悲的立場，後來的狀況可能更符合我們關心所得分配問題的初衷。更複雜的相對所得分配指標，也都有同樣未能掌握低所得者之痛苦的問題。因此關心所得分配的分析，常要同時考慮貧窮線之下，或者所得低於某個絕對水準之人數比例。
可惜有很多以所得分配為理由所提出的政策主張，卻常忽略了所得議題的慈悲動機，而把思考局限在相對所得分配指標的改善，甚至被嫉妒心支配，竟以降低有錢人的所得和財富為目標。這種現象在租稅政策的討論上最為常見。
目標不同，政策也不同
以往由於量能課稅、促進所得分配平均、乃至節制私人資本等因素，所得稅採取累進稅率而對高所得者課高所得稅率，以及對有錢人的遺產課高遺產稅率，都是常見的租稅原則。然而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有錢人可以把財富和所得移到國外以逃避國內的稅負，有些國家也積極以低稅率來吸引外國的資金、人才、以及企業，因此高稅率的國家就出現這些資源外流的危機。而資源的外流可能使全國總所得下降，有些低所得者甚至可能因而失去工作。所以不少國家也以降低相關稅率來和外國競爭吸引各種資源，以求提高總所得和低所得者的工作機會。但這種作為，看在信仰以往租稅原則的人士，或者把所得分配指標當成所得分配的全貌之人士眼裏，就變成是不公不義的政策。至於作為想提高全民及弱勢者所得之慈悲目標的政策，可能就被這些租稅公平基本教義派的思想忽略掉。近幾年有關產業租稅獎勵和降低遺產稅的爭議，似乎常有這種跡象。
相對所得分配的惡化也和知識經濟的發展有關。由於知識是無形的東西，可以無限重覆使用，因此較好的知識可因全球化而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因而得到更高的價值和所得，所以知識經濟也可造就出更多因知識而致富的人。由這局部的現象來看，發展知識經濟似乎也可能使所得分配惡化。2000年我提出發展知識經濟的政策之後（編者註：當時作者在經建會主委任內），也有極知名的企業家提出知識經濟可能使所得分配惡化的質疑。然而若由慈悲的觀點，這種所得分配的惡化並不太值得擔心。因為這種發展通常並不會使貧窮的人更窮。相反地，一國之中若有更多人因為知識而致富，他們的事業和他們的消費反而可以提供窮人更多就業機會。換言之，知識經濟即使不可避免造成所得分配的惡化，只要相對較貧窮的人能得到更高的所得及發展機會，從慈悲的角度來看也有其利益。我們要注意的是設法擴大對貧窮人的利益，減少分配惡化造成的嫉妒和不平的心理，以及社會可能產生的不安，而不是排斥知識經濟以追求所得分配的平均。
嫉妒富人，可能導致雙輸
只求平均而忽略所得水準最嚴重的例子乃是共產主義。以往共產國家為求分配平均，導致生產效率低落，而成為統治階層之外全民均貧的的歷史，現在已逐漸被淡忘。但只注重相對所得分配指標，或者對富人多課稅，或防止更多人變富有的想法，雖然不像共產主義那麼嚴重，在方向上卻是類似的，都太重視所得分配問題的嫉妒因素，而忽視慈悲因素。若大家都能更重視慈悲因素，對所得分配相關問題和政策的討論不只會更有成果，也更不會激起不必要的社會對立與不安。
從慈悲心出發的所得分配政策，主要的方向就是要照顧弱勢，要給弱勢者更多發展機會。從慈悲心出發的所得分配政策也要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但這裏的公平正義主要是要在制度和政策上防止弱勢者被強勢的資本家或地主等剝削，以促成雙贏的合作，而不是要剝奪強勢者的財富和機會，卻使他們連與弱勢合作的可能性也一起消失。從慈悲心的觀點，所得分配L型化及L的右尾拖更長都不是大問題，問題是在高比例的中低所得家庭生活是否夠好，是否有合理的發展機會，以及是否可以有理由不必仇視或太嫉妒那些高所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