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前20年（中共官史稱之為「五四時期」），中國的改良主義學者認為中國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適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出了「五鬼鬧中華」之說，認為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鬼」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敵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將其消滅（這與發展經濟學當中的反貧困理論一致）。
胡適的「五鬼鬧中華」之說，當時就遭到了親共文化人梁漱溟等的批判，認為他是在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作辯護，因為這五大仇敵之中缺了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這三者──毛澤東後來將這三者概括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毛領導的中共革命以推翻這「三座大山」為己任，宣稱只要推翻這「三座大山」，建立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貧窮、疾病、愚昧、腐敗等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但60年後看中國，黨的「豐功偉績」並未驅走「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等「五鬼」。
貧窮從未離開過中國
中國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過1,000美元，2008年中國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台灣為17,116美元）。短短5年之間人均GDP漲了兩倍，國家統計局宣稱中國已經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眾多國民卻未分享這種喜悅，反而感覺度日艱難，從未「小康」。在言論「相對自由」的互聯網上，許多人表達了對國家統計局所公布數字的質疑：我們的收入和生活水準真的進入中等發達國家的行列？這種由統計局統計出來的數據是真實的嗎？我們大多數人的收入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網友們由此還發明了一個網路新詞：「收入被增長」。最後國家統計局不得不被迫回應種種關於「收入被增長」的質疑。
姑且將收入是否增長這一點放置一旁，中國事實上還存在數以幾億計處於赤貧狀態的窮人。為了「大國崛起」的面子，減少中國的貧困人口與政府財政負擔，中國政府將農村貧困線設定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幣，這樣一來，中國只有約8,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而按照世界銀行設定的貧困線標準（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約為2,500元人民幣），中國的貧困人口應為3億。
從「東亞病夫」到疾病大國
從上世紀初開始，中國的仁人志士一直深為「東亞病夫」這一稱號感到羞恥。1933年東北運動員劉長春代表中國參加奧運會，被中國視為雪恥之舉。自中共建政以來，舉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衛生系統、開展金牌體育無不是為雪「東亞病夫」稱呼之恥。奧運金牌之夢倒是因為不計成本地「舉國投入」圓了夢，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國（有「一枚奧運金牌7億元」之說），但公共衛生系統的建立卻乏善可陳，各種疾病開始蔓延。以下僅列舉中國衛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
中共建政後的前30年曾消滅了梅毒與血吸蟲，現在這兩種病又捲土重來。1993年，中國每10萬人當中的梅毒病發個案僅有0.2例；到200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每10萬人當中有5.7例，但中國病毒學專家認為這一數字被嚴重低估。梅毒母嬰傳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間，平均每年增速高達70%以上。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如上海、北京、廣東、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被稱為「瘟神」的血吸蟲病曾在中共建政前十餘年得到控制，毛澤東為此專寫的那首「送瘟神」詞曾膾灸人口。但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洞庭湖區與鄱陽湖區防治血吸蟲的血防系統崩潰，血吸蟲病又捲土重來。目前全國受血吸蟲病威脅人口達6,500萬人，血吸蟲病人高達80多萬。
其他各類疾病的人數同樣驚人：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將超過1,000萬人，感染人數在亞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結核病患者數量居世界第二位（結核菌感染者4億人，結核病患者500萬人），此外還有3千多萬乙肝（B型肝炎）患者、1.2億乙肝病毒帶原者。高污染導致癌症村遍布全國的報導更是時常見諸報端，污染受害者走投無路的絕境，讓人讀後頓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張海超剖胸驗肺之舉，讓國人既震驚又傷感，殊不知那只不過是全國64萬塵肺病人當中的一個而已。據CCTV（中共中央電視台）報導，全國有1,600萬家有毒有害企業，受到職業病危害人群2億人，其中農民工占大多數。
這些疾病的蔓延既與中國那種飲鴆止渴的發展戰略有關，也與中國公共衛生投入嚴重不足有關。如果說失去社會公正是中國底層人民為經濟發展付出的代價，那麼失去健康則是全體中國人為經濟發展支付的代價。面對政府的「面子」──那一塊塊昂貴的奧運金牌，與民族的軀幹──國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應該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輕。中國近年不厭其煩地討論中國的崛起，但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社會現狀，討論如何才能讓崛起不至於成為一個自我安慰之夢，可能更為現實。
愚昧：從阿Q到今日憤青
衡量一國國民的愚昧通常有軟硬兩套標準：硬指標是國民受教育程度與文盲率；軟指標是國民的素質，比如對歷史與現狀是否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對權力的態度是盲目服從還是保持一定的獨立，對外來文明是開放接受還是盲目排斥等。
中共統治60年正是世界各國大幅提升本國國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較樂於縱向比較，總說自己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相比，國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但如果橫向比較，則乏善可陳，與台灣、香港兩地都相差一大截。從國民素質來看，現階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時代開化得多，但阿Q精神卻仍然表現為不少國民尤其是憤青的精神特質──所謂阿Q精神（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的人物），其實就是民族失敗主義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結合的產物。前者是百餘年淪為落後民族的深重屈辱，後者則來自於五千年文明的驕傲。這種極度的失敗感與驕傲感的結合，使憤青在遭逢到的各種屈辱面前逐漸失掉正視現實的勇氣，甚至企圖用荒唐的方法來掩蓋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靈魂。比如，明明是本國政治所造成的社會弊端，卻硬被他們說成是外國資本的壓迫。毫無疑問，憤青現象是被統治者不自覺地成為中共意識形態思想俘虜的可悲現象。這種「憤青」現象產生的根源是中國的意識形態教育，它標識著中國人政治理性的成熟還需要假以時日。
貪污腐敗已經天怒人怨
全國縣處級以上官員犯罪率逐年上升。據統計，2003年至2008年，全國查處縣處級以上官員共計2萬餘人，其中有35位省部級高官。政治領域（買官賣官）、公共採購領域（如中國的土地批租）、醫療衛生領域和司法這四個領域既是腐敗高發領域，也是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產生的主要領域。一組數據表明，公務員群體尤其是法官群體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會群體：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其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司法腐敗表明中國的政治腐敗已經爛到了根子上，無藥可救。
擾亂不止
這擾亂在今天的內涵遠比國民政府時期要豐富，既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國民與政府之間缺乏互信這種社會信任的缺失，也表現為因各種惡性刑事案件頻發引起的安全感下降，更表現為每年數以十萬計的社會反抗。作為中國人的悲哀在於，目前從生活環境、工作環境到居住環境，沒有一樣堪稱安全。2008年震驚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開了中國食品安全隱患的一角。但中國政府目前只在意防範社會反抗，前兩者引發的問題已不在政府考慮之列。
如今「五鬼」依舊。但按照中共的說法，1949年以前的「五鬼」是封、帝、資三座大山（即社會制度）所造成；今天這「五鬼」身影雖然龐大，但社會政治制度卻是好的並應該被堅持。這就是今天中共宣揚其建國60年偉大成就的特點。
凡事皆應有邏輯。在同一套價值觀裡，一件同樣的事情，別人做了就是罪該萬死，應該被打倒、被推翻；自己做了就是功德無量的偉大成就，就應該被人民感恩。這種通過控制輿論造就出來的「成就」解說，在兩個30年之間存在明顯的邏輯矛盾，無論如何不能讓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