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曾被視為女權運動的「百科全書」，該書（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轟動，創了一週售出二萬本的紀錄。隨後在美國推出英文版，也上了暢銷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權運動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沙特（Jean-Paul Sartre）的情人，兩人相得益彰，名氣更加彰顯。
女權問題專家、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學者克瑞斯蒂娜‧薩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萊蒙書評》（CRB）發表的對《第二性》新譯本的書評介紹說，其實《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強烈的批評，評論家指出，這本書寫得很差，「乏味，裝模作樣」，「很主觀性地選擇資料，降低了學術標準，違反所有的科學準則。」但也有人稱譽它是「詩，藝術」，「比學者的書還學術」。
英譯本被批為「難以卒讀」
但不管讚美還是批評，大眾對《第二性》的熱潮，好像「性高潮」那樣短暫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說，過去二十年來，除少數女權分子，很少有人再關注它；這本書也從未得到學界和哲學家的認可。到了90年代，即使是女權理論家們，也很多把這本書視為偏執、零散、過時了。
極為少數的西蒙波娃「捍衛者」對這個現狀不滿，甚至憤怒。他們認為，這是英文版的翻譯有問題，把書「譯糟了」。美國杜克大學一位教授公開指責英文譯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學訓練，翻譯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譯得「難以卒讀」。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頁的原著刪至827頁，更給批評者理由，認為他刪去了「精華」。
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要求重譯《第二性》，出版社當然不願意，因這種無人問津的書別說賣錢，連成本都難收回來。但在2004年，美國左翼大報《紐約時報》發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這場爭議，站在西蒙波娃的捍衛者一邊，把原譯者和出版社都視為「壞蛋」。面對大報的攻擊，出版社撐不住了，只好決定再出新譯本，找了兩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國女學者重譯《第二性》。
去年這個新譯本面世，不僅恢復了原譯本刪去的145頁，甚至忠實到把原著中那種常常不得不用「分號」連結的大長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書評中說，「西蒙波娃的那種分號長句，好像段落永遠沒完了」。
不是譯本問題，而是原著太糟
但這個新譯本卻遭到更猛烈的攻擊，那些批評第一個譯本的、西蒙波娃的捍衛者們認為，新譯本更糟。在《倫敦書評》（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們毫不留情地說，新譯本「錯誤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權教授甚至說，這種譯本，簡直讀每一頁都令人「痛苦」。
而事實上，這不是譯本的錯，而是原著的問題。在中國掀起沙特、西蒙波娃熱的80年代中期，中國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譯本，但也只是譯了後半部，前半部那些歷史堆積資料，恐怕連中國的出版社也覺得讀者沒法讀而放棄翻譯。近年雖有了中文全譯本，但有幾個中國人能認真讀完，也是未知數。當年讀過此書中譯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說，該書不僅多數觀點跟女人的天性作對，而且相當過時、繁瑣，句子邏輯、層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過高評價的書。這本書不僅沒把這位朋友變成女權主義者，反而使她成為女權主義的痛恨者。
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譯本不僅沒有給西蒙波娃帶來新的名望，卻通過評論家、書評等討論，讓人們更清楚，讀者之所以遺忘這本書，不是翻譯問題，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經常看到這種事情，他們對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偽書」，看不出好來——因為原著本身爛，就責怪翻譯。像高行健的《靈山》，英文本其實已經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來，就把翻譯臭罵一頓。對西蒙波娃的這本書（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樣。
事實上，讀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權傳記作者說，這本近一千頁的《第二性》只用了14個月就寫成。這本倉促草就、用大量資料堆積的書，是用中國式「大躍進」的速度寫出來的。專家說，這個寫作時間之短「就說明了很多問題」，起碼是太「草率」。而從內容來看，簡直是雜燴堆積：關於女性的早期資料、各種理論、名單，還有社會學、生物學、宗教、文學、哲學（主要是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的大雜燴。
有細心學者指出，西蒙波娃沒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資料有用、哪些無關，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關於女性的資料一股腦地塞到了這本書裡。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稱都是誇大其辭，甚至違背事實。例如《第二性》說，十七和十八世紀，女性作家都被壓制，根本無法存在。但根據洛杉磯加州大學的學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蘭，從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詩人、500名女作家，更有眾多的女性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等等。西蒙波娃說女性全被邊緣化，並不真實。
妓女和妻子被當作一回事
作為女權先鋒，西蒙波娃強烈批評女性被強迫做妻子和母親，甚至過頭到批評這種角色本身，認為「妻子」和「母親」是男性和歷史文化強加給女性的角色，指責這兩種角色毀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還有專章討論「妓女」，認為「妻子」和「妓女」是一回事，「兩種性行為都是服務，前者是終身租給一個男人，後者則有按次數付酬的顧客。」對婚姻，西蒙波娃也痛擊說，女人必須結婚出於兩個原因，一是必須為社會提供孩子；二是滿足男人的性要求，為他料理家務。
西蒙波娃對她的傳記作家沾沾自喜地說，她一生沒做妻子，也沒做母親，但活得很快樂。但是，她做的是沙特眾多情婦中的一個。雖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婦」專章，但西蒙波娃沒有逃出自己的針砭。面對沙特的眾多情婦，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淚、失眠。但在公眾場合，卻扮演一個大度，甚至瀟灑地幫沙特找女人的開放形象。這位女權鼻祖，在虛偽程度上其實也很「先鋒」。
《第二性》新譯本以及圍繞的評論和爭論，再次讓人看到為甚麼讀者對《第二性》興趣索然。同時也更多揭開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識界最被過高評價的兩個女性知識人之一（另一個是美國的桑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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