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80年代作為中國改革的先鋒,並擔任趙紫陽經濟智囊的朱嘉明,為現場聽眾從自由經濟思想角度解析廿一世紀以來市場經濟和民主制度的危機,剖析「中國模式」到底是甚麼,更為大家解答一個長期以來的疑問:「到底中國是走向崩潰?還是崛起?」以下是現場演講內容的整理。
朱嘉明小檔案: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博士,現任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1980年代參與中國經濟改革,曾經是趙紫陽的智囊,是聞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之一;另三位是黃江南、翁永曦、王岐山(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1989年6月他出走美國,離開前擔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所副所長,1985~1989年間同時主編中國在80年代唯一的非政府經濟學術刊物《中青年經濟論壇》,自1970年代後期,大約發表了300篇關於中國經濟的文章。
演講內容(以講者第一人稱自述):
中國的崛起是從1997年開始的,根源於1994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因為1994年中國強勢地讓人民幣大幅貶值──貶到差不多1美元等於8元人民幣左右(按:1993年還不到6元),甚至黑市比這個還要再高一點。當時中國完成了所謂政府控制的匯率和黑市的匯率的併軌,全面刺激中國成為一個出口大國。
這件事我認為大得不得了!人民幣空前貶值導致甚麼後果呢?在布列敦森林會議的固定匯率制垮台之後,西方國家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因為中國大舉輸出便宜的東西,迅速得到全面緩和,從北美一直到歐洲都是。而中國幾乎徹底擊敗了所有和中國競爭的新興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又主要是亞太國家,從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一路下來,包括印尼。
到了2001年,發生了兩件大事,我認為這兩件大事都不能低估。一個是911事件,這全世界人人知道;但另外一個未必全世界人人知道,就是中國參加WTO(世界貿易組織)。這兩件事足以影響廿一世紀前25年的歷史,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
中國加入WTO,實際上是整個西方社會承認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回報」,是對中國1997年以來憑國家力量來穩定所謂人民幣幣值,和穩定國民經濟的一個充分肯定。也就是說,人民幣大幅貶值是致使中國崛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拐點,而這個拐點是和西方社會合作完成的。嚴格地說,從我的觀點來看,更是和華爾街合作完成的。
中國是如何崛起的?
整個中國在當時的概念中,明顯就是一支最有潛力的股票,因為這股票成本是最低的,從它上面可取得的獲利是最大的,太清楚了。如果把它整體化來理解,這時的外資全面湧入中國,等於就是來購買中國這支股票。這就完成了我個人認為的中國和西方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的一種真正的結盟。這是超越意識型態的,和意識型態沒有關係,這是廿一世紀以來最大的一個變化。就在此時,中國的國營企業重新崛起,然後中國的國企和西方的跨國公司(corporation)就開始全面合作,那麼就出現了像圖1這樣的態勢。
我不是說華爾街不好,我這裡是把華爾街簡單化,這本身並不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也不代表資本主義的銀行體系,我指的華爾街就是2008年傾覆的這些以猶太人為主的投資銀行們。它在朱鎔基時代(按:朱於1998~2003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國完成最大的一個轉折就是說,它和中國的黨國體制(party state)徹底結合!
這和台灣一些學者曾經研究台灣的黨國體制不同。我認為最大不同之處在於這幾個角色間完成了一個非常顯著的結合,他們形成了一個非常大的力量,來擠壓、改造本來就不是完全競爭的中國市場。於是使中國市場異化,或者說變異。如果說這就是「中國模式」,那就是你們從來不可能想像的!
如果你稍微瞭解中國,知道中國第一家投資銀行是怎麼建立的?誰來管中國的投資銀行?它們是怎樣一起來重建上海、深圳股市,影響香港股票市場的?我們就會發現非常有意思,就是說,一個本來完全有可能自主、發育的市場突然被強勢的因素進入,改變了它整個結構和所有機制,走向都變了!
這樣演變的最大後果,就是使人民幣和美元成為不可分割的雙貨幣(twin currencies)。這個過程等於是從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開始的,中國使世界的通貨膨脹受到抑制,壓低世界所有的勞動成本,這樣的結果就使世界經濟在2008前出現相當大的一種穩定。而中國在這過程中完成了一個難以想像的、令人驚奇的起飛。
但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完全不是」靠自生力量完成的成長。我願意就這一點跟你們辯論到底!中國政府和它的黨國體制沒有這種能力,而是西方讓出市場!當然,並沒有一個人來設計那個過程,但是這個過程就像被設計一樣。這本身的過程就是一個很自由的過程、很奇怪的過程,但是到今天為止這圖像是清楚的,我想在世界上畫這圖表的人我可能是第一個人,大家可以在學術上討論。
除了1994年的拐點外,我剛剛講的2001年911事件,則給了中國更大的發展空間、外交空間,甚至是發展軍事能力的空間。
時間來到2008年。我把這件事情看得非常巨大,2008年之後,就是世界各國政府終於達成一個共識,就是聯合起來通過干預貨幣政策、協調財政政策,全面擴張對世界經濟的整體干預。但這種干預在民主社會必然面對一系列的民主制度的阻力,不能隨心所欲,不過在中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卻使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更加強大。
中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國家貸款、過量的貨幣全面地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那麼就出現了所謂的「國進民退」(國營企業進,民營企業退),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所以我剛剛說1994年是第一個拐點,而2008年則是第二個拐點。
中國能否走向自由市場經濟?
那麼接下來,我要把這問題推進,進入今天的主題。我也很高興今天這麼多人來聽,台灣越來越多朋友意識到中國本身對台灣的影響,換了一個「模式」變得越來越強大。其實這個影響真的不是「導彈」,也不是傳統觀念的威脅,而是處在一種新的狀態下。
我首先想說的就是,按照我前段話講,中國其實是離「市場經濟」越來越遠,不是越來越近,甚至也不是若即若離。我做的一些分析指出,中國到今天為止,沒有被西方主要國家認定為市場經濟國家。
2004年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教授在中國的訪問,在回答記者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是市場經濟時,他就明確指出「中國政府在經濟中發揮的作用比起美、日、韓等國家要大得多,中國離市場經濟很遠」。照美國人觀點看,它只是在政府主導的計畫經濟裡有一些市場特性而已。
而我自己的分析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曾經歷史上有這樣的可能,但是這樣的可能已經徹底不存在了。國家壟斷各類資源,特別是金融資源。國家是金融所有者和經營者,法院和市場監管機構就無法獨立,從根本上削弱了法律的功能;與權力有關係的個人和企業可以得到特權。
進入廿一世紀後,中國政府稅收成長幅度持續高於GDP成長幅度,加上國企未分配盈餘及各級土地出讓收入,政府可支配財力近達GDP的30%,現在的中國政府是全世界最有財力的政府,我說這是古今中外極為罕見。
此外,還有一個全球唯一在中國發生的現象非常值得關注,那就是中國各級政府的公司化,從省、市、縣一直到鄉、鎮,政府以追求經濟成長及財政收入為最高動力,也就是中國是一個以運動、以全民動員,投入整個政府資源,變成一個企業(corporation)來推動的經濟發展。所以公司化的政府,對招商引資、土地徵用等經濟活動,有強烈的介入衝動;但對於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物品則缺乏動力。政府通過提供商人(而非選民)方便而換得利益。
還有呢,中國還有一個隱形的政府公司化,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基金。中國有無數私募基金,但是中國還有很多基金本身的背後全是政府資源。除了國家主權基金外,中國現在是世界基金最多、基金總額最大、基金總額膨脹速度最快的國家。中國已經從一個依賴外資,乞求外資,到排斥外資的國家,因為中國的資本、貨幣資本大到中國本土已經消化不了的程度,因此外資是多餘的。
因為政府權力持續擴大,政治和行政權力無所不在,政府投入大量資源設立管制社會事務的新機構,壓縮社會組織空間。因此中國的民間組織,少有真正的自主和自治。中國所謂的私有經濟,普遍需要依附政府和國有企業。而中國中產階級的形成,就是黨國體制的一部分,很難成為推動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化的力量。
2008年以來中國自己提出了「中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概括地講就是三個基本特徵──強權力、弱市場、無社會結合。中國幾億低廉勞動力,幾乎是只生產不消費的社會群體。
有人知道中國是全世界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但正常情況下,儲蓄率最高第一名應該是個人,但在中國第一名是國企、第二名是政府、第三名才是個人。於是,這個國家變成一個自己給自己存款、自己給自己貸款、自己給自己定利率的經濟制度。這難以置信!我特別希望大家多關注,因為你們有機會關注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的演變,比看日蝕的機率還小。(眾笑)
中國是繼續崛起?還是崩潰?
好了,不想再多說了,我現在就想來回答一個問題:「中國到底是在崩潰呢?還是崛起?是崛起再繼續崛起?還是不能再崛起?如果是崩潰,那是怎麼理解的崩潰?」
我先向大家推薦一本1990年出版的書,書名叫《The Collapse of Complex Societies》(大陸中譯本:複雜社會的崩潰),作者Joseph Tainter試圖來解釋甚麼叫崩潰(collapse)。他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凡是不能持續發展的(sustainable)東西就一定崩潰。他進一步說:崩潰是一種「政治進程」,一個社會在社會與政治複雜化的既定層次出現的、快速的、實質性的衰敗,這就是崩潰。我基本贊同這個看法。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一個經濟制度、一個政治制度,它產生明顯的衰敗過程,而且你可以發現這個衰敗過程最後終結在一代到兩代人完成,那就是崩潰。中國是不是崛起?我承認!中國的崛起實際上講是經濟的起飛(take off),在這過程中它質量變大、變大、變大。但崩潰和崛起講的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東西。我的看法如圖2。
那麼如果崛起的因素強烈地越過崩潰,那麼這時候崩潰是被掩蓋的,如果經濟崛起本身最後跌落,於是崛起和崩潰之間的落差就會形成。那麼這時候就是真正的崩潰,因為崩潰最後體現為「一個社會不能按照已有的政治模式進行下去」。
那麼,經濟學上的解釋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經濟盈餘的概念。這是我今天談的核心問題啊!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經典說法,中國經濟發展所仰賴的最大引擎就是投資(investment),好,我同意,但只要觸及到投資就必然涉及報酬(return)與成本(cost)。
而現在的趨勢是甚麼?成本不可抑制地在成長!不論是像鐵礦石在內的資源成本、訊息處理成本,或是勞動力成本等等,而農業成本更是達到不可想像的程度了,其中土壤問題更是嚴重。成本上去,報酬下降,這是問題所在。我現在基本看法就是,中國成本曲線在不斷上升,但中國投資的整體收益在下降,兩者相交的拐點就是在2008年。
但就如同我講的,中國政府在這過程中不是選擇減少成本,而是更加強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增加稅收。每天發改委跟廠商約談,管制物價,這大家都聽說了。中國就是在一條「反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本來千瘡百孔的市場經濟,就變成一個更加脆弱的經濟。當市場被脆弱到這種程度,那麼中國的社會早就已經被擠壓得又扁又小了。
朱嘉明個人的內心期盼
我自己是中國經濟改革最早的參與者,當年和趙紫陽一起搞改革,希望建立小政府大市場,我們有四大期望,包括市場經濟、清楚產權、發揮私有經濟、低度集權,如今看來,一個都沒有達到。
今天最後,我想做這樣的結尾:做為一個學者,剛剛是我的分析,但是離開學者的角度,我內心是非常憂慮和悲哀的,你不願意看到這個真正的崩潰,因為崩潰的時候,13億中國人民都是這個經濟體上的乘客。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責任,想盡一切辦法做出最大限度的努力,來覺悟起來,來使這個可能發生的、從來沒有想像到的災難後果,能夠在最後一分鐘擦肩而過。
就我個人而言,現在他們不讓我回國,但是如果他們讓我回國,我願意回國,我可以吃地溝油沒問題,三鹿奶粉我可以不吃(眾笑)。總是要有人在歷史關頭願意和非精英的民眾去受苦,不然的話歷史怎麼記錄呢?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