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俄國的一條新聞提醒世人：蘇聯八人幫政變被粉碎、大蘇聯解體迄今整整20週年了。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隨後東歐共產國家全部垮台，標誌共產主義在全球走向崩潰。
但過去二十年，俄羅斯的民主之路並不平坦。尤其是前克格勃（KGB，前蘇聯特務機構）官員普京掌權之後，俄國的民主有所倒退，最近甚至連地方州長選舉都被取消了，而挖掘政府醜聞的記者被謀殺，政府控制主要電視，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且還要壟斷經濟，把大企業國有化。但面對如此局面，普京的聲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繼續上升。最近普京還要再次出來選總統，分析家認為，他當選的可能性很大。
為甚麼這樣一個克格勃背景的前共產政府官員，在俄國仍受歡迎？俄國人怎麼了？
美國著名的蘇聯問題專家、從哈佛退休的理查．派普斯（Richard Pipes）教授最近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對此作出獨特的解釋。
俄國的「奴隸精神狀態」
出生於波蘭、二戰時（16歲）隨父母逃到美國的派普斯是研究俄國歷史的著名權威，尤其是研究共產蘇聯的頂尖學者。他曾在雷根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擔任東歐和蘇聯事務部主任，參與制定對蘇戰略。今年88歲高齡的派普斯著述甚豐，幾年前還出版了《共產主義實錄》一書，對整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崩潰，作了鳥瞰式的分析（去年該書有了中譯本）。
派普斯認為，像普京這種人之所以受到俄國人歡迎，主要來自俄國的「農奴」（serf）歷史。「農民哪裡都有，歐洲其他國家也有農民。主要問題不是農民，而是農奴。俄國的農奴跟奴隸有不同，但比較接近。他們沒有人權、沒有公民權利、沒有財產權、沒有法律權利。他們只是『動產』。他們從沒有發展出歸屬於社會的任何感覺。」
長期的農奴制度，使俄國產生一種「奴隸精神狀態」（slave mentality）：崇拜強人、服從主人。而現在俄國人崇拜普京，就是這種「奴隸精神狀態」的延續。俄國人崇拜強大的君王，有長久的歷史。派普斯說，無論是對殘暴的伊凡（俄國歷史上的第一位沙皇）、還是對被稱為「偉大」的彼得大帝、還是史達林，都是如此。俄國人喜歡強勢領導人，甚至獨裁者，而瞧不起弱勢領導人。而所謂弱勢領導人，是指那些傾聽人民的聲音，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民眾的領導人。派普斯說，例如對1917年俄國革命前夕的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Kerensky），俄國人就是瞧不起的，因為他是民主領導人。
共產主義為何在俄國興起
但派普斯的這種分析和認定，遭到很多蘇聯知識分子的反對，甚至敵視。他們指責這是「俄國恐懼症」（Russophobic）。由此派普斯有了很多「敵人」，其中還包括前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
雖然兩個人都認為蘇聯的共產制度是血腥的、反人道的，導致無數人喪生。但對它的根源，他們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索忍尼辛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造成的，而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的思想，是從西方進口到俄國的。意思是俄國的共產革命，來自西方，跟俄國的自身歷史和文化無關。而派普斯認為，共產革命在俄國歷史文化中有深深的根。
七十年代中期，派普斯把他當時的新書《俄國的舊政權》（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寄給了索忍尼辛，但一直沒有回音。兩年後，聽到的是索忍尼辛對他的攻擊，指責他是「偽學者」（pseudo scholar）。
如何看待派普斯和索忍尼辛的這場分歧，不僅對如何看待俄羅斯歷史、俄國知識分子和當今俄國具有重要意義，更有助於探討更深遠的問題：人類應選擇何種價值？人類應走甚麼方向？
事實上，派普斯和索忍尼辛爭論的根源是：個人主義和群體主義，哪一個是真正促使人類走向自由的根本價值。
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在西方產生，因為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德國人。但是，為甚麼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最早在俄國扎根發展？而不是在西方的某個國家？這才是索忍尼辛們需要回答的。以簡單的邏輯來推，一定是因為俄國的歷史文化土壤，適應「馬克思主義」的存活和生長。
俄國知識分子開錯「藥方」
那麼俄國歷史文化中有甚麼東西，跟馬克思主義一拍即合，一播種就成長？最根本的土壤，是俄國歷史中強大的群體主義－－這是從農奴、到沙皇、到知識分子等一面倒的信奉和選擇。農奴對甚麼主義沒感覺，他們只是聽從主人使喚，只有群體主義思維。沙皇則是靠群體主義價值統治，因為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會摧毀集權的底座。俄國的知識分子，則無論是當時的所謂傳統派還是親西方派，殊途同歸，全都拜倒在群體主義價值之下。
俄國的農奴成為群體主義中的一分子完全可以想像，因為農奴制是最極端體現群體主義的制度，他們自然是這種價值的體現者（更是受害者）。沙皇喜歡群體主義更可理解，因在本質上，群體主義是專制者泯滅個性、控制個人的最有效統治手段。古往今來，所有的君王和獨裁者，都是靠群體主義價值來一統江山的。但為甚麼俄國的知識分子們，也會一窩蜂地崇拜、迷醉群體主義呢？
在十九世紀中末期，在俄國要轉型的歷史關鍵時刻，俄國知識分子提出的「藥方」幾乎都是群體主義：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們，強調東正教是正宗，俄羅斯至上，有強烈的大斯拉夫主義情懷。他們更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心態，認為西方在沒落。杜斯妥也夫斯基在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演講，跟一百年後索忍尼辛的思維一樣，都是強調西方墮落，要靠東正教、俄羅斯、國土三位一體，拯救世界。雖然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罪與罰》中譴責為了所謂群體利益而犧牲個體的惡魔理論，但他推崇的東正教和斯拉夫主義，本質是清晰的群體主義，而不是個人權利和自由。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雖然都恐懼和痛恨「革命惡魔」，但他們推崇的東正教的均貧富、反富、絕對平等，為後來共產主義在俄國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而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宗教的興起，就是靠平等、均貧富等口號而橫掃人心。
當時俄國的親西方派，像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等無神論者，雖然不買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們的帳，但在群體主義的根本價值上找到交叉點。因為他們的親西方，親的是反資本主義、反工業化、反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理想的西方左派。而社會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自然為列寧史達林的紅色革命鋪設了理論道路。
索忍尼辛是邪門的惡魔
所以，共產主義在俄國興起，絕非偶然，是俄國各派知識分子信奉並傳播群體主義價值為它澆灌了化肥，甚至起到助產士的作用。而從俄國興起並傳向世界的共產主義革命，造成全球一億五千萬人喪生，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同樣出生俄國、21歲抵美、最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知名哲學家、暢銷書作家安蘭德（Ayn Rand，她認為自己是美國人）痛斥說，「索忍尼辛是極權主義的群體主義者，是個人主義和理性的最大敵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邪門的那種公開魔鬼」。
同樣在俄國出生、後居英國、對俄羅斯知識分子有深入研究的歷史學者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在《俄國思想家》一書中更以輕蔑的口氣說，俄國知識分子沒向世界提供甚麼價值；只有總結人類教訓時，才會想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群魔》。但柏林對他的同胞還是客氣了，沒有提到事實上俄國知識分子禍害了世界。而英國學者艾琳‧凱利（Aileen Kelly）就不那麼客氣了，她在《俄國思想家》導論中尖銳地指出：「如果說俄國對世界做了甚麼有益的貢獻，那就是提供了一個告誡：全世界的人們，都應該不計代價地避免俄國的道路。」
今天，世界又到了一次「避免俄國道路」的時刻，那就是避免普京式的威權統治，避免「奴隸精神狀態」（群體主義的最糟表現形式）。只有在一個缺乏個體精神、個人心靈不強大的國家，才會崇拜政治強人，把裝模作樣的政客視為「偉大」。而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把「偽人」捧為「偉人」。
所以，即使連理查．派普斯這樣的大家也承認，當初看到蘇聯八人幫政變被粉碎，共產蘇聯解體，他對俄羅斯前途「相當樂觀」，認為「俄國人自由了，所有捆綁他們的鎖鏈被砸碎了。」可後來的發展顯示「這沒有發生」。派普斯認為，這跟「農奴精神狀態」的慣性有密切的關係。由此可見，一個真正健康而強大的社會，關鍵是要有強大心靈的個人，只有個體主義成為多數人的生活準則和哲學，才會有一個拒絕「奴隸精神狀態」的社會，共產主義也無法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