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或稱功利主義），是西方倫理學的一支重要理論，主要是由邊沁（Jeremy Bentham）和米爾（John Stuart Mill）於十六與十七世紀開始提倡的。
效用主義主要的想法，是認為「最大的善」就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並將這個原則視為道德與公共政策最重要的基礎。根據這個原則，能增加最大幸福程度的行為即是善的行為與政策，反之則為惡的行為與政策。
效用主義的開宗祖師邊沁，認為自己深具創見的思想會流傳久遠，所以立下遺囑將自己的遺體製成標本保留下來，供世人瞻仰。他的遺體至今仍以正裝的姿態展示在他創辦的倫敦大學學院的主樓迴廊上。
一個人的行為或者政府政策若能增加社會整體的幸福，這當然是好事，但效用主義的想法有許多受到批判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是它違反基本的人權原則。例如，一個效用主義者會主張鎮壓少數，以保障其他人的政治或經濟利益。能夠為這個例子提供佐證的，就是各個獨裁者或者極權政府往往喜歡宣稱他們迫害異議分子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並有助於經濟發展，而對大多數的整體有利。
另一個對效用主義的主要批評是，個人的快樂程度無法精確衡量，不同人的效用也無法相加。
如何判斷自己是不是效用主義者？
關於效用主義，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許多人不能判斷自己是不是效用主義的信徒。因此，有許多非效用主義者認為自己是，而同時也有許多效用主義者認為自己不是。
然而，有一個簡單而且常用的問題，叫做「電車問題」（trolleyology，或trolley problem），可以用來測試一個人的價值觀或者行為是否符合效用主義的原則。這個問題是：假設你在一個天橋上，目睹前方的鐵軌上有一台失控的電車，即將撞上五個正在鐵道上修路的工人。你的身旁站著一位身軀非常肥大的人，剛好站在鐵軌上方的位置。你可以選擇將這人推下橋，他的身體重量可以阻止電車前進，五名工人的性命因此可以獲救；但這個無辜的胖子，卻將命喪黃泉。請問你會不會將他推下去？只有對這個問題回答是的人，其價值觀符合效用主義的精神。
目前已經有許多人用這個問題在西方社會的各種場合做測試，發現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回答「不是」。只有大約10%的人會給予肯定的答案。這顯示效用主義者應該是這個社會的少數。然而，從來沒有人去深究過，這個10%的人到底是甚麼樣的一群人──他們是一群超然正直的人士，憂國憂民為社會最大的福祉著想？還是一群價值偏狹的異類呢？
追求快樂的人並不快樂
最近《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刊載了一篇文章，介紹了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巴泰爾（Daniel Bartels）教授與哥倫比亞大學的皮札羅（David Pizarro）教授的最新研究，其目的就是在探索效用主義者的價值觀與生活面貌。
在這份研究中，他們調查了208位受試者，除了問他們「電車問題」外，也讓他們回答一連串關於他們心理狀態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我喜歡看人用拳頭打架」、「與人相處最好的方式就是講他們愛聽的話」、「當你認真想想時，會發現生活糟糕到早上都不想起床去面對」等等。根據專業的心理學分析，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用來衡量三種不同的心理失序──反社會傾向、馬基維里心理（Machiavellianism）、認為生活沒有意義的人。其中，馬基維里心理是一種透過欺騙來操控他人的心理傾向。
測試的結果發現，以上這三種心理傾向，在那些在電車問題上給予肯定回答的人身上，表現得很強烈。這樣的結果暗示了那些在價值觀上認同「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的人，其實並不是一群快樂的人──他們有比較強的反社會傾向，比較願意透過欺騙的手段來與他人相處，而且，他們覺得生活沒有意義。
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政策制訂者？
根據這份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問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希望政府的公共政策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目標，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選出上述這種心理不太健康的人作為政策的制定者？
這份研究沒有對這個問題提出解答，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這種有強烈負面心理傾向的人，不論是否真的能制定出幸福極大化的政策，讓這些心理不健康的人執政顯然有莫大的風險。
另外，人們在私領域與公領域的行為準則往往不同。兩位研究者的實驗結果應該只顯示了受試者們私領域的價值觀。而一個在私領域不屬於效用主義信仰者的人，完全有可能按照幸福極大化的原則執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