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的香港特首選舉，人選由北京掌控，這是香港「赤化」的僅僅一部分，也是香港人最無奈之處。這次「雙英對決」，只有比爛的選擇，也使香港人多了見識，但是具有地下黨身分、被比喻為「狼」的梁振英聲勢日上，而「黨外布爾什維克」的唐英年，果然是一頭蠢豬，應對無方，是扶不起的阿斗，使梁振英的民調可以高過他一倍，遂使北京以「香港人擁護」的高調順理成章，以致總理溫家寶在兩會記者會的表態被認為是對狼豬之選做了定調。
但是就在不久前舉行人大、政協「兩會」之際，唐營奮力做出反擊，將紅彤彤的梁營染黑，指他們與香港黑社會有染，形成「紅與黑」的景觀，逼使出席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梁營「打手」劉夢熊回香港滅火。而中共儲君習近平剛剛在「兩會」會見香港的「代表」時，劉夢熊還搶先第一個與習近平握手而出盡鋒頭，以致牽涉到是否北京欽點梁振英？而人大代表、梁振英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也趕回香港布防。這些又讓香港人多一層見識，雖對中共的「紅與黑」早有領教，如今則是深化了。
所謂中共的「紅與黑」，並非他們有法國著名作家司湯達的代表作《紅與黑》的類似故事，而是中共的社會主義理論本身是紅色理論，但是行事作風卻是黑社會形式而被稱為「黑社會主義」。1997年前，中共為收編香港的黑社會而出盡八寶，有不少動人故事，又有「大黑吃小黑」之說，為此中共改革開放的幫主鄧小平在1980年代中期就定調說，「黑社會也有愛國的」。因此這次爆出梁振英與黑社會有染，也就不奇怪了。如果不是「愛國陣營」的內鬥，怎會讓「反中亂港」者分享到這場應該是「內部」的精彩演出呢？
梁營爆「社團飯局」染黑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3月6日的《東周刊》（星島報系）報導，劉夢熊被發現頻頻與外號「上海仔」的江湖中人密會；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次的「社團飯局」中，屬梁營競選核心的羅范椒芬更屬座上客之一，情況猶如特首曾蔭權在澳門出席「江湖夜宴」的翻版。「社團」與「江湖」，都是對黑社會的雅稱。
據說該次飯局由劉夢熊牽頭，請得多名重量級的新界鄉紳出席，其中包括上水鄉委會主席侯志強及十八鄉鄉委會主席梁福元等人，至於梁營方面，就有梁振英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及兩名競選辦副主任，包括「明天更好基金」行政總裁鄧淑德及被視為梁振英嫡系的劉炳章。身在北京出席「兩會」的羅范椒芬，在香港媒體採訪時，先是否認認識及曾跟「上海仔」同台，到深夜才承認說，當時本與鄉紳飯聚瞭解僭建問題，到飯局尾聲時，「上海仔」才現身，「大家有互相介紹，打了個招呼」。
劉夢熊為此趕回香港，但是他的一番解釋反而令人傻眼。這倒不是他否認牽頭之說，而是對「上海仔」的人物介紹。此人原名郭永鴻，劉夢熊在北京接受訪問時透露，他是透過北京軍方高層認識「上海仔」的。這番話立刻讓人神經緊繃，難道共軍高層也介入香港的特首選舉？由於「上海仔」本來在香港就有名氣，媒體也不難挖到他的一些材料。
例如《蘋果日報》就報導，郭曾任香港最大幫會坐館的江湖猛人。「坐館」又稱「龍頭」，是該黑幫組織的最高領導人。郭年輕時靠炒賣戲票及馬場「馬牌」謀生，亦喜歡在麻雀館打牌，賭術精湛，逢賭必勝。1990年代靠撈翻版VCD起家，全港檔口逾百，其後到澳門發展，認識一名澳門大家姐級人物，得以在那裡開設賭廳。郭擅於取悅富婆闊太，再謀合作賺錢。
香港黑與紅 進入化境
郭於97前後獲元老欽點，成為和勝和（香港三大黑社會組織之一）歷來最年輕坐館。卸任坐館後，對江湖事轉趨低調，似與北京招安有關。2000年起，開始以商人身分在內地投資酒店、度假村及高爾夫球場等。政界人士爆料，已有家室的上海仔，早年認識到一名前國家領導人的孫女，二人過從甚密；上海仔經女友介紹，得以在內地建立強大人脈，今時今日，江湖中人都指他「背景好猛」。他雖努力漂白，但上海仔無法全身抽離江湖，每逢坐館選舉，候選人都渴望取得他的支持，將其「祝福」視作「阿爺」（中共黨國）默許。消息還說，上海仔近年替國家做事，在江湖上做了很多「維穩」的事。
劉夢熊13日從北京返港後，在機場向傳媒再度稱讚上海仔對國家的貢獻，說「每個人有自己的過去，如果一個人現在為國家做事，比如講，幫國家反恐，保衛08年北京奧運，制止疆獨破壞，做了有益的工作，為何不肯定他呢？」後來有媒體解畫（編按：解畫為香港日常用語「解釋」的調侃說法），原來上海仔作為江湖領袖人物，認識一批旅居香港的南亞裔（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人士，會向北京提供情報，才扯得上「反恐」。所以劉夢熊強調，上海仔的愛國，是參與特首競逐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所「望塵莫及」的。可見「紅與黑」已進入到化境。
這個問題的出現，是要表明梁振英用黑道來威脅支持唐英年的候選人，唐也以身受威脅為理由報警。廉政公署也受理有關投訴，梁營的人馬還煞有介事去廉署協助調查。問題是如果中央定調了，這些也只是作秀而已。
而劉夢熊一直否認認識郭永鴻，梁振英也否認，甚至與劉夢熊劃清界線，將劉摒除到他的競選團隊之外，以免香港人最為敏感的「黑金」沾染到他身上。問題是再怎樣解釋，香港人對「紅與黑」也是心知肚明了。因此梁振英的民調有所下滑。但是因為梁振英應付危機的手段明快，而唐英年早先的民望已經跌得太慘，所以始終與梁振英維持相當距離。後來再次拋出梁振英打壓言論自由與主張用防暴隊對付遊行示威的群眾，也因為民眾沒有普選而無法做出自己的選擇，只能由小圈子的選委做出框框內非此即彼的選擇。由於中共的核心價值與香港不同，唐英年如果因此得罪北京，後果可能更加不幸。
（林保華部落格http://blog.pixnet.net/LingFengComment）
作者為資深評論家、專欄作家、中共黨史學者。曾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助理研究員，研究中國政經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