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國際四大服務性社團──扶輪社、獅子會、同濟會、青商會，一般人的印象可能就是：那是「有錢人」聚在一起「吃喝玩樂」、同時做些社會服務的聯誼團體。
其實，四大社團對台灣社會有著一般人不瞭解的貢獻！
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服務性社團，用人數來劃分，前四大分別是獅子會、扶輪社、同濟會、青商會。根據這些社團在網站上公布的數字，獅子會在全球有4萬6千個分會和135萬名會員；扶輪社全球有3萬4千個分會和120萬個會員；同濟會全球成員約27萬左右；青商會則分布全球100個國家，人數約20萬。
在台灣，這四大國際服務性社團人數加總起來約10萬人。縱使社團裡面的人玩得火熱，社團外的一般台灣民眾只是霧裡看花，學術界對服務性社團的研究興趣也不高，鮮少人知道他們對台灣有何社會意義與貢獻。
事實上，在台灣戒嚴時期、人民尚無結社自由之時，四大國際服務性社團已經隨著國際商業力量進入台灣，不僅熱絡了工商界的聯繫合作，對於促成台灣經濟奇蹟也功不可沒。隨著社團的中產階級化，更凝聚與形成台灣的中產階級文化；而結社行為，則為台灣保留了一扇民間力量的窗口，為開啟台灣的民主之路，間接產生了促進作用。
談到四大國際服務性社團，就必須從扶輪社說起，因為扶輪社是這類社團的始祖，其後的三個社團，基本運作模式都是以扶輪社為基礎。
探索1》 四大社團的來由
扶輪社是美國芝加哥律師保羅‧哈里斯（Paul Harris）於1905年創立。從佛蒙特州（Vermont）鄉下來到芝加哥這個大城市，保羅‧哈里斯很懷念家鄉的人情味，加上都市的商業惡性競爭風氣，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消失，於是想成立一個社團，以便互助合作。
保羅‧哈里斯找了一位煤炭商、一位工程師、一位成衣商，四人創立了全球第一個扶輪社――芝加哥扶輪社。之所以命名為「扶輪」（Rotary），是因為他們會「輪流」到彼此的辦公室聚會。
扶輪社成立後，成長速度快得驚人，創立短短五年後，也就是1910年，全美各地就有16個扶輪社。1912年，扶輪社開始發展到美國國外，如加拿大等地，所以改名為「扶輪社國際總會」，1922年更名為「國際扶輪」（Rotary International），從美國本土發展成全球架構，只花了短短18年。
類似的中產階級服務性社團，在扶輪社成立後也陸續在美國各地組成。1915年成立的有青商會（創始於密蘇里州聖路易市）和同濟會（創始於密西根州底特律市），1917年成立的有獅子會（創始於伊利諾州芝加哥市）。
這四大社團的組織規則，都類似最先創立的扶輪社，共同的特徵就是透過職業分類，密集聚會拓展會員情誼，同時自我服務與服務社會，而且均由美國本土朝向國際發展。
探索2》 國際社團移植台灣威權時期的民主櫥窗
四大社團移植到台灣的過程，是跟隨著國家力量的介入而成。早在日治時期，扶輪社就曾出現在台灣，這個台灣第一個出現的扶輪社是在1931年由日本東京扶輪社輔導的「樂大利俱樂部」，社長為當時的台北帝國大學創辦人幣原坦，後來分別在1934年和1937年成立高雄扶輪俱樂部與基隆扶輪俱樂部。
這三個扶輪社於二次大戰期間停止運作，直到戰後1948年，第二個台北扶輪社才重新成立，但和先前並無延續關係。戰後重新建立的台北扶輪社創社社長是當時的台灣省財政廳廳長嚴家淦，27名成員中多是外省籍的技術官僚和國營企業總經理以及外籍社員（外商駐台代表、外交官、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只有一位是台籍企業人士（大同企業林挺生）。
緊接著在1953年，在菲律賓僑界向國際獅子會建議下，獅子會因而在台灣創立，青商會也同樣在該年來到台灣創社。隨後於1967年，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協調下，台灣也成立了同濟會。
在戒嚴時期，台灣沒有結社自由，為何允許國際性社團在台灣成立？研究四大國際社團的社會學者、現為天馬茶房執行長的蕭亞譚在其論文中寫道：「服務性社團得以在戒嚴時期成立運作，美國因素應該是主要原因……對於政治部門極力維繫與美國的友好關係，應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蕭亞譚分析，政府當時對社團的治理原則是，允許成員在社團裡族群彼此隔離（像是扶輪社有台語社），也允許成員在社團中彼此競爭職位（像是獅子會和青商會用選舉產生幹部），但對政治部門不可質疑，所以當時在各社團內，國民黨還是會介入當中的運作。
因此，四大社團像是台灣對外展示的民主櫥窗。前青商總會長、我國前駐瑞士代表王世榕在《承先啟後的七十年代青商：個人的一點追憶》寫到的一段話，可作為戒嚴時期四大國際服務社團在台灣社會所扮演角色的重要註解：「當時的青商人，代表的是一群社會的菁英，一群溫和的中產階級年輕人，一個搞搞訓練而不至於造反的團體，青商會對政府而言，不會造成立即的危險；由於只搞自己的訓練，在可預見的將來，也構不成明顯的威脅；相反地青商會的存在，只有對政府增加好處，至少當個民主櫥窗。」
探索3》 台灣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力量
四大國際服務性社團從1948年扶輪社在台灣創立以來，至今超過一甲子歲月。六十五年來，可觀察到是這些社團由早期的精英特權階級組成走向中產階級化的過程。
扶輪人黃國師在文章〈台灣扶輪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1950、1960年代，扶輪社是資產階級的聯誼組織，到1970年代則轉變成小資產階級的交流團體，1980年代以後扶輪社已演化成中產階級的集會所。
蕭亞譚將這三個發展階段稱為「特權精英時期」、「中小企業主時期」和「中產階級時期」，參與人數也隨著這三個時期的變化而逐漸增加。
而這樣的變化，在台灣政治、經濟脈絡下很具意義。蕭亞譚在其研究中寫到：「隨著台灣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服務性社團也快速成長，這些社團重新連結因為經濟發展而解組的社會連帶。」
蕭亞譚解釋，這四大社團扮演了中產階級「結晶化」的功能。在政權交替、戰亂的早期台灣社會，到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社會變遷與社會解組、重組的過程中，四大社團穩固了社會基礎，在經濟發展起飛過程中是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
蕭亞譚以每十年為單位，畫出扶輪社的人數成長（見圖1），由其中可以發現，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往上走，社團人數也逐漸增加。台灣經濟發展最快的1990年代，恰好正值社員人數最多的時候。蕭亞譚說：「台灣在講到經濟奇蹟與其中的中小企業，如果把四大社團的網絡放進發展脈絡中，就會發現中小企業不完全是單打獨鬥，是有社團的網絡，才有經濟奇蹟！很多東西，如生意、產業鏈的合作，都是在社團裡談出來的。」
蕭亞譚進一步說道：「四大社團本質上就是兄弟會，吸引人的地方是強調互助。互助不用偷偷摸摸講，進去後如果有信任，做生意可以幫你一把、就幫你一把。一個獅子會可能有一個產業的上下游，例如會員有律師，有官司就盡量給他做，一個社就自給自足，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體。」
探索4》 合而不同 間接促進民主與公民社會發展
四大社團除了對台灣經濟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外，在民主轉型與公民社會成長的過程中，四大社團也有間接的催生作用。
雖然類似四大社團的服務性團體普遍強調在聚會時不談政治、宗教，但社團提供了不同理念的專業人士參與的空間，社員間彼此理念可以天差地遠，但在檯面上都是以身為社團的一員為榮，形成了一種在一般社會團體少見的「合而不同」的大熔爐。四大社團同時也提供了社員累積社會資本（人脈、資金等）的場域與機會，讓提倡理念的人私底下可以增加社會能量，間接造成社會的改變。
蕭亞譚研究了台灣四大社團的發展，發現它們可稱為是公民社會的先驅：「四大社團比任何一個台灣八零年代後解嚴產生的NGO（非政府組織）、NPO（非營利組織）歷史都長。我念的社會學與歷史都告訴我，台灣的美好都是從八零年代經濟開始狂飆才有公民生活，其實不是，之前就有人（四大社團）在搞組織生活了，而且搞得多有條理！」
在戒嚴時期，很多黨外人士都具有四大社團的身分，像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前總統陳水扁、綠營大老謝長廷、前考試院長姚嘉文、前國安會祕書長康寧祥等人，都是青商會出身。由於青商會內部組織幹部是由選舉產生，在戒嚴時期青商會的內部選舉與會議規範，是解嚴前重要的民主示範窗口，許多黨外人士在裡面吸收了民主自由的氣氛與應有的素養，也練習了社會選舉必要的技巧並且藉由選舉動員累積了社會能量。現為翻譯家、曾以社會學角度研究青商會的郭寶蓮寫道：「台北青商會在解嚴之前，成功地發揮開拓視野、傳播理念、訓練人才的功能。」
四大社團也是孕育公民社會團體的重要因素。蕭亞譚研究發現，四大社團等服務性社團和從事社會運動的倡議性團體，往往理念、人員互相流通，甚至背後的資源、資金也時常挹注到倡議性社團中。像是1980年代成立的重要倡議性非政府組織――消基會（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就是台北青商會促成的。台北青商會的報導中就提到：「當時社會上不斷發生了百貨公司商品瑕疵、過期食品販賣、遊覽車放鴿子、含汞化妝品等事件，消費者權益嚴重被漠視與剝奪，在李伸一前會長和侯西泉前主席及所有會務執行人員，基於青商會對社會應有的使命感下，立即成立了『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催生而努力。」
蕭亞譚的研究也發現，消基會成員也都會加入扶輪社，所以透過具有兩者的身分，消基會的成員獲得一種類似家庭的支持，包括資金和人力的支援，提供支持的理由是對於行動者的相挺──因為他們是扶輪家庭的一分子。
可見得，在大眾眼中都是「有錢人」的團體，其實不只是「吃喝玩樂」，更是社會發展中不可或缺、不容忽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