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當時就讀彰化高女的學生丁韻仙，因為被發現「藏有抗日文字」為由，被學校退學。她的生父、養父和三叔──全都是反殖民主義者──前往學校處理，但第二天，丁韻仙就被逮捕，關進了彰化看守所。當時也被囚禁在彰化看守所的，還有著名的作家賴和。
臺灣民主的百年追求，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像丁韻仙這樣的女性。這並不是因為她們人數龐大；正好相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運動的女性，一直都是相對少數、弱勢，很容易就被忽略不計，但正因為難得，她們的出現才更值得注意。
丁韻仙出生的1923年，當時日本國內各種社會運動已經風起雲湧，解放婦女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婦女運動者在在挑戰保守的社會觀念。同一時間的殖民地臺灣也並未落後，各種婦女社團陸續在各地出現，如諸羅婦女共進會、臺北無產青年女子部、宜蘭婦女讀書會、高雄婦女共勵會、汐止婦女風俗改良會。
1926年2月，一位女性運動者謝玉鵑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猛醒吧，黑甜鄉裡的女青年們〉，「控訴傳統婚姻的毒害，批判男尊女卑價值觀」。謝玉鵑曾經就讀第三高女（今中山女高），「因景仰蔣渭水的抗日運動，常常出入臺灣文化協會，成為活躍的臺北無產女青年，一九二五年，謝玉葉與同學黃細娥因參加文化協會活動，幫忙散發反日傳單，遭到警察傳訊，被第三高女開除學藉，只好到上海，進入上海大學，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領導人張麗雲在結婚時，特別聲明「不用聘金，不用賀禮，不注重一切形式」，身體力行，打破當時的社會習俗，獲得許多追求自由的報刊的好評。
更著名的應該是臺灣共產黨的領袖謝雪紅。1926年臺灣日日新報刊出了一篇對她名聲不利的報導，但一開頭的描述，仍說她：「文明女子也。訪問男子，談論自由戀愛，非孝論、女子解放、赤化主義、社會主義，男子萬不及也。」
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往往連結在一起。政治上的改革，也是思想觀念的解放。目標解放弱勢的共產黨會吸引女性黨員，也許不是偶然？
謝雪紅和她的同志（http://www.epochtimes.com/b5/7/2/27/n1631600.htm）
可惜的是，戰後的臺灣社會，不僅在政治體制上封閉，社會風氣似乎不進反退，回到一種保守的氛圍。不知道是《百年追求》的作者並未特別留意，或是歷史真是不進反退，當年那些不顧他人眼光，參與社會改革的女性，似乎從這段時間的民主運動中消失不見。
1950年代自由主義最重要的刊物《自由中國》，聚集了一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從胡適、雷震，到張佛泉和殷海光，但仍是以男性為主導。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省議會被稱為「五龍一鳳」中的那一鳳──許世賢吧。（下圖右二）嘉義人當然都知道，她的女兒就是剛被提名為監察院長的張博雅。
許世賢畢業於臺南第二高女畢業，後來進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據說當年的她除了讀中華文化經典，還書架上還有孫中山全集和馬克思全集。畢業之後，許世賢回臺灣開業。「一九四五年被任命為嘉義女中校長，一九四六年當選為嘉義市議會議員。一九五四年當選省議員，一九八二年當選嘉義市長。」
許最經典的事蹟之一，是當年228事件發生時，軍民雙方對峙，情勢緊張，「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裡沒有人敢把國民黨政府發出的停戰指令，送進駐守在嘉義機場的軍隊」，沒有男人敢做，最後只有許世賢接下了這個責任。
後來省議會又有了剽悍的「南北雙嬌」：黃玉嬌和蘇洪月嬌。作者提到，1960年以《自由中國》為核心的一群人，要準備籌組新黨，因而召開會議。「會議中，桃園的黃玉嬌認為原訂的十五名召集人中女性太少，強烈要求增加一名女性，並且當仁不讓要求列名召集人。」如果在今天，她應該就是「挺身而進（Lean In）」的範例了吧。
當然這些少數個案，並沒有根本地挑戰社會的性別觀念和結構。真正的變遷還要等到1970年代以後，當時第一位點燃野火的，是後來成為副總統的呂秀蓮。
她當時出版的《新女性主義》一書，算得上戰後臺灣婦女運動的先聲，她在書中呼籲「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今天看來未必是多麼激進的主張。但本書還沒出版，就被內政部拒絕版權登記，理由是「該書立論與我國傳統觀念不能相容，言論有失偏激」。警備總部也說「該書醜詆我國固有文化」，又說它的內容「有乖社會倫常及有悖人情公序」。
追求民主和追求男女平等哪個比較危險？在威權體制的眼中，也許一樣危險吧。
但從那時候開始，女性又一次回到了民主運動的舞台。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中，就有呂秀蓮和陳菊。後來天下雜誌的創辦人殷允芃親眼目睹這起重大事件，她說陳菊讓她想起秋瑾。
在描述這段民主歷程時，時常被翻出來的一張照片，是一群為美麗島事件辯護的年輕律師，並排坐在一起，穿著律師袍，拍了一張大合照，意氣風發。其中不少人後來當然都進了政壇，包括陳水扁、謝長廷到蘇貞昌。
但還有另外一群人，沒有機會那麼從容不迫地合影留念。她們是政治受難者的妻子們。她們在丈夫入獄之後，擔負起了同樣的責任──或許是更重的責任。像其中一個人描述的，很多時候都是「陷於大人叫，小人哭，狗亂尿，諸多事情糾結不清的星期天大白天的混亂裡。」
有一次這群受難者家屬聚會，突然有大報的記者來訪，來意不明。主人許榮淑（張俊宏的妻子）勉為其難地去接待。
「她（許榮淑）讓我們一大群女人都悄悄躲進客廳旁邊的房邊，關上門，才按鈴請那位記者上樓。客廳裡面，寒暄，喝茶，問答，大概半個鐘頭不止。我們十幾個人擠坐在放著單人床和書桌的小房間裡，一聲不出，靜默聆聽。要是那位記者在客廳裡一個晚上不走，我們大概就會在小房間裡坐一個晚上不出去。他一定知道當時屋裡有很多女人，因為玄關滿地都是女鞋。他或許也能夠從明明有很多人，但是卻聽不見聲音的，不自然的安靜裡，知道大家害怕他所代表的媒體，和這個屋子外面的世界。」
安靜、害怕，還有一群擠在小房間裡的女人。那個時代的氣氛，彷彿就濃縮在這樣一個故事中。但那令人害怕的人總會離開，終有一天門會打開，而小房間裡的人們會走出來。當她們走出來，她們也會一起改變屋子外面的那個世界。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HISTOPOLITAN」，2014年5月27日，作者涂豐恩為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學程博士班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