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軍隊攻進加薩，打擊哈馬斯，成為全球新聞，也引起爭議。眾所周知，以色列是民主國家，哈馬斯代表專制。這場衝突不僅是專制與民主的衝突，野蠻與文明的衝突，背後也有猶太教（衍生出基督教）和伊斯蘭之間的對抗。
那麼怎麼看待伊斯蘭？美國知名的伊斯蘭教專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伯納•路易斯（Bernard Lewis）曾在《華爾街日報》刊文指出，伊斯蘭教義《可蘭經》上寫著：「要用戰鬥把世界上所有不信伊斯蘭的人，都變成穆斯林」（伊斯蘭信奉者被稱為穆斯林）。而伊斯蘭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曾率領軍隊，砍殺征服。
另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是，22個成員國家的「阿拉伯聯盟」，多數都沒有真正的民主選舉，更無宗教自由。很多穆斯林國家，女性不要說沒有投票權，甚至連開車都被定罪，出門必須帶面罩，受到歧視和摧殘。
但那些大鬍子男人主導的穆斯林世界，只要聽到任何批評，就示威抗議，就謾罵騷亂，就群起而攻之，制造恐怖氣氛，威脅世人封嘴。印度裔英國作家魯西迪的小說《魔鬼的詩篇》被視為褻瀆伊斯蘭，結果他遭到全球追殺；丹麥報紙刊出穆罕默德的漫畫，遭到全球穆斯林抗議，他們憤怒地砸毀人家使館，攻擊丹麥人。前任羅馬教皇本篤十六世只是引用古人一句話批評伊斯蘭，也遭到瘋狂的攻擊謾罵，甚至揚言要他的性命。
以揭示共產蘇聯罪惡的《古拉格》一書獲得普利茲獎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曾在「不要再道歉」一文說，西方世界不要再向穆斯林道歉，而要團結起來，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她強調，教皇的引述是否得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任何一種宗教都有批評的自由。
但西方世界在伊斯蘭狂熱者的威脅下，在左派的政治正確下，極少有人敢發出批評之聲。但有三位女性，卻勇敢地站出來，其中兩個還是來自穆斯林國家。
一個是索馬里女性阿亞安•希爾西•阿里（Ayaan Hirsi Ali），她逃脫了父母包辦的婚姻，在荷蘭獲得政治庇護。在阿姆斯特丹的電視上，她以親身經歷痛斥伊斯蘭迫害女性的惡行。她還和畫家梵谷的後代梵高一起製作了穆斯林女性受迫害的紀錄片，結果梵高因此被當地幾個穆斯林青年殺害。
阿里曾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痛斥伊斯蘭教說，根據伊斯蘭教義，女性必須蒙面；如有外遇則要被石頭打死，但男性有外遇，則不在此限；男人要離婚，只需在兩個男子前重複說「我要離婚」就算通過，而女性則必須經法院等三月至一年，而且必須有下列理由：丈夫無經濟能力，無法生子或陽萎。即使成功，也只能分到小部份財產，孩子則全部歸男方。
阿里把希特勒的納粹和穆罕默德的伊斯蘭相提並論，稱伊斯蘭是「新法西斯主義」。她說，「就像納粹主義開始於希特勒的願景，伊斯蘭主義的願景是伊斯蘭神權（caliphate），即一個社會被伊斯蘭律法/回教法（Sharia Law）統治，在這種社會，女人婚前有性行為要被石頭砸死，同性戀則被痛毆，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將被殺死……」
阿里甚至抨擊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是墮落的（52歲時竟跟8歲女孩結婚）、專制的，誰不按他說的做，就會被懲罰。「穆罕默德讓人想起賓拉登、霍梅尼、薩達姆。如果沒有默罕默德的榜樣，就不會有薩達姆。默罕默德給所有穆斯林男人做了榜樣，所以太多的穆斯林男人熱衷暴力。」
阿里認為伊斯蘭必須改革，必須否定《可蘭經》中的某些內容。她在荷蘭製作的影片，把那些欺壓女性的伊斯蘭教義印在了穆斯林女性的身上。
阿里發出批評伊斯蘭的聲音之後，就遭到死亡威脅。荷蘭的左派們，也不喜歡她公開批評伊斯蘭，認為這有損文化多元主義。最後以她申請庇護時資料有不實為理由，取消了她的荷蘭公民身份。
阿里卻在美國受到歡迎，被聘到美國「傳統基金會」做研究，繼續堅持她的原則，絕不後退。後來她跟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結婚。
佛格森是目前大西洋兩岸（美歐）的學界新星，在哈佛、牛津、斯坦福等學府當教授和研究員，著述甚豐，其《帝國》、《金錢關係》、《文明》、《貨幣崛起》、《虛擬的歷史》、《西方的衰落》等專著受學界重視。他還經常參加電視節目，「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2004年被《時代》週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佛格森極為欣賞阿里的勇氣，甚至崇拜她。他倆喜結良緣，成為「黑白結合」的佳話之一。2013年阿里入籍美國。
另一個勇敢的穆斯林女性，是在敘利亞出生的蘇爾丹（Wafa Sultan），她曾是虔誠的伊斯蘭信徒，但在大馬士革上大學時，目睹一群高喊「真主是偉大的」人，衝進校園，槍殺了她的教授，而且一口氣打了一百多槍。從此她質疑伊斯蘭教，並和丈夫移民美國，在洛杉磯學習心理學。
911事件後，她常在網絡上和那些伊斯蘭狂熱者辯論，因她很有辯才，並敢說真話，常把那些阿拉伯學者嗆得啞口無言，她被稱為「伊斯蘭神學士的最大夢魘」。蘇爾丹在辯論中提出一個遠高於哈佛教授杭廷頓的觀念：「文明之間沒有衝突，只有競爭。」她認為伊斯蘭教不是文明，因為這種宗教導致人們傾向暴力和屠殺。
蘇爾丹批評伊斯蘭之後，像阿里一樣，也遭到死亡威脅，世界各地的伊斯蘭教士譴責她，給她威脅性的電話留言，還有人發電子信說，「有人會殺你的，那個人將是我。」在電視上辯論不過她的毛拉們，也像霍梅尼對作家魯西迪一樣，對她發出宗教追殺令（fatwa）。
但她毫不畏懼，她對《紐約時報》說，「我想做的是，改變我們人民的思維狀態（mentality），因為他們已經成為伊斯蘭教義的人質十四個世紀了。沒有哪個人質能夠自己打破獄規，逃離監獄，外部世界的人應該去幫助他們越獄。……我沒有恐懼，我對我的觀點有信心。」
《紐約時報》說，蘇爾丹的勇氣，不僅西方自由世界人們敬仰，連穆斯林世界的改革者們，也稱讚她敢公開在阿拉伯電視上，大聲說出只有少數穆斯林在私下才敢說的話。
和阿里、蘇爾丹一樣勇敢的另一位女性，是義大利記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法拉奇曾採訪過霍梅尼，鄧小平，阿拉法特，卡達菲等很多獨裁者，她的進攻性的大膽提問（追問），常使那些權勢者惱怒，甚至要殺了她。她的採訪集《採訪歷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迄今仍是西方新聞院校學生的必讀書。
法拉奇因為熱愛美國而長期居住紐約曼哈頓，在目睹世貿大廈被炸之後，她奮筆疾書，寫了長達報紙四個整版的討伐伊斯蘭的長文《憤怒和自豪》，「憤怒」極端伊斯蘭的暴行，為西方文明而「自豪」。和西方知識界的流行看法不同，法拉奇認為，伊斯蘭教是落後的，黑暗的；恐怖份子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1400年的黑暗伊斯蘭教，才是底座。她痛斥毛拉們的專制、虛偽、狂熱，毫無人性。她說，伊斯蘭文化，就是欺負女性，女人不值駱駝錢的文化。
歐洲的穆斯林們以誹謗罪把她告上法庭（在法國、比利時、意大利等幾國同時告她），至她去世（2006年），她的誹謗官司還沒打完。還有伊斯蘭份子要殺她，她的回答是，我可不是那麼容易被嚇住的人，並幽默地說，我已經七十多了，用自殺炸彈殺我，是不是「太浪費了」？
崇拜法拉奇、並曾去曼哈頓寓所採訪過這位傳奇英雄的《華爾街日報》特寫編輯、印度裔作家瓦薩達拉健（Tunku Varadarajan）在悼念文章中描述說，身患癌症的法拉奇當時體重頂多80磅，但她仍堅定有力地強調說真話、堅持原則的重要性：「當你放棄或嘲笑原則理念的那個瞬間，你就已經死了，你的文化死了，你的文明死了。」瓦薩達拉健感嘆說，她是多麼勇敢的女性，有點太勇敢了！
法拉奇的最後一本著作是《理性的力量》（The Force of Reason）。她和阿里都持同樣的觀點：宗教和理性，應該有平衡。而不是像伊斯蘭那樣，不給理性任何空間，要用刀槍逼迫信仰，把人變成穆斯林。
這三位勇敢女性對伊斯蘭的看法，都非常值得深思。可以促使人們更深入了解巴以衝突背後的宗教因素。
對這次以色列進攻加薩，打擊哈馬斯，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保持沉默，等於變相支持以色列，希望教訓哈馬斯；只有土耳其總理（伊斯蘭分子）和伊朗出來譴責，還有些西方的左瘋們偏袒哈馬斯，總是渲染多少巴勒斯坦人在這場衝突中喪生，而回避哈馬斯挑起戰爭，一直向以色列居民區發射火箭彈，有意殺害平民，已導致1300多名以色列人遇難的真相。這些左瘋（及左派媒體）更不敢對伊斯蘭主義的野蠻、落後提出嚴厲批評。
在全世界70億人中，為什麼只有三個人公開站出來，痛批伊斯蘭，挑戰毛拉們，而且又都是女性？它除了讓全球的男人羞愧之外，還意味著什麼？這只有留給讀者思考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之意見與立場）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自「曹長青網站」，2014年7月31日，作者為美籍華裔評論家，網路影視評論「長青論壇」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