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湯湘竹說話，很快能感覺到他的敏銳。丹尼爾攝影
「我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存在！」湯湘竹從青藏高原回到台灣，和瑞士籍的攝影師才初見面，好像就可以稱兄道弟一樣。他的真摯與誠懇，很快感染了所有人。
「拍《賽德克‧巴萊》的時候，裡面的演員有很多是真的獵人，常在山裡，你聽他們講他們的遭遇，會覺得是另外一個世界。你聽蘭嶼人講他們在海裡發生的事，那也是另外一個世界。無論如何，一定有更大的力量在你之上，你沒那麼了不起……」湯湘竹謙卑地說。
他是知名的電影現場同步錄音師，曾以《最遙遠的距離》和《賽德克‧巴萊》兩度獲得金馬獎最佳音效獎，並以《山有多高》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戀戀風塵》引領入行
從錄音師到紀錄片導演
回想當初，看了侯孝賢的《戀戀風塵》，湯湘竹非常震撼，毫不猶豫決定自己的人生道路，一心想盡快進入電影圈，和這些電影人一起工作。
憶起當下的觸動，湯湘竹馬上紅了眼眶：「我念書時戒嚴法還沒解除，文化上的刺激比較少。《戀戀風塵》讓我知道原來電影的語言，可以那麼貼近年輕人的生活和情感。看完電影走路回家的場景我還記得，黑黑的巷子，還有夜來香的味道，大約是初夏的時候。」那種感動很個人，是創作者和觀眾交會的過程。
身為外省第二代，湯湘竹提到：「在國民黨的教育意識形態下長大的小孩，你的想法只有一條線，認為那是真理。但是當我看到《戀戀風塵》、《人間》雜誌之後，心裡已經埋下疑惑，發現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處境，那些不同的看法，是以前沒接觸過的，很寫實，很有啟發。」
他堅定地說：「那時我一心想，怎樣可以盡快和侯導、李屏賓、廖慶松一起工作。」下定決心只是一部電影的時間，為台灣電影付出卻成為一生的志業。當時的湯湘竹可能沒有料到，幾年之後，自己也會成為創作者，創造每個與觀眾交會的片刻。
退伍後在劇場工作，也曾當廣告製片，直到《悲情城市》上映以後，請朋友向杜篤之引薦，湯湘竹開始投入錄音工作。第一部正式的作品是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時已經跟了杜篤之一年。「師傅只有不講話或罵人兩件事，但是徒弟可以隨時觀察、想像其中的道理是甚麼。」他認為當時的師徒制很重要，可以培養許多幕後工作者紮實的功夫和觀察力。
湯湘竹說，錄音工作最重要的是「態度」。「態度很重要，你可以擺爛，也可以積極。你積極地做，剪接的時候會發現，哇！這種地方竟然有錄到聲音，這裡竟然可以處理成這樣。」對工作夠不夠積極，就會影響做出來的品質。他不斷從經驗裡累積技術，而在每一件事情上用心感受。
湯湘竹（右）與《海有多深》主角馬目諾（左）。馬目諾去世時，兒子童言童語和湯湘竹說：「馬目諾叔叔等你太久了，所以去當神仙了。」讓湯湘竹淚崩。威像電影提供
1999年拍攝《海有多深》，湯湘竹至今仍與當地族人感情緊密。威像電影提供
《海有多深》記錄達悟族的故事
當了一段時間錄音師，湯湘竹還有很多事想做。1998年，因緣際會到蘭嶼錄音，認識了達悟族原住民馬目諾和他的族人，當地的生活讓他有很多體悟。
談及和馬目諾以及族人一起下海捕魚，「我每次都是搗亂的那個，只能幫大家拿網子，把魚趕走、跑錯位置，在海裡他們用達悟族三字經一直罵我，但是上岸之後大家分享漁獲。這種生活哲學讓我震撼，整個世界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湯湘竹說：「他們不只要自己好，也想讓每個人好。因為對原住民而言，一個部落就像一個國家。」無私分享的生活方式，是許多少數部族的傳統，如今又在哪裡可以見到？
馬目諾30歲中風，半身不遂，曾在都市艱難求生、墮落迷失，回到故鄉後，海讓他重獲新生。為了記錄這些故事，湯湘竹有了拍紀錄片的念頭，但是拍片沒有錢怎麼行，於是他決定嘗試申請電影輔導金。白天做《徵婚啟事》的錄音工作，收工後寫企劃案。第一次用電腦還把檔案刪了，「當時我真想算了，幹嘛那麼累？」後來是一通電話讓他堅持完成。
「馬目諾打電話問我在做甚麼，我說在打你的故事啊，又臭又長，但是有很多前輩參加，我應該申請不到錢，拍不成。當時馬目諾只跟我說一句話：『沒有錯，他們知識很高，可是你不一樣。』」這句話成為開啟他紀錄片生涯的關竅，似乎也為湯湘竹的紀錄片下了注解。
就這樣，湯湘竹拿到第一筆輔導金。他將馬目諾回到蘭嶼的生活，與自然的相存相依，和自己的感動、對故鄉的想像，拍成第一部片《海有多深》。
《山有多高》記錄外省老兵回鄉探親的故事。威像電影提供
湯湘竹與父親到湖南探親，父親的「回家」對湯湘竹而言只是一個異鄉。威像電影提供
《山有多高》拍出三代間的關係
「1999年，我正揮汗剪接《海有多深》，妻子做產檢，我帶著DV拍下超音波監視器上胎兒蜷曲的圖像。心跳聲排山倒海而來，我被生命起始的堅定給震懾住了。趕緊打電話回新竹老家，但是整天無人接聽。晚上，妻子來電，要我鎮定，父親在早上中風。面對生命交替的臨界點，我徬徨無措……」
深怕兒子見不到爺爺，他興起拿攝影機記錄的念頭，也拍攝兒子初到世界的點滴。於是，父親、自己、兒子之間，影片傳達了三代之間的關係。
外省第二代的湯湘竹，決定帶父親回湖南探親。2002年，他將父親回鄉的過程拍成第二部紀錄片《山有多高》，整部片同時是最誠懇的自述。雖然名字裡的「湘」字，正說明了父親的鄉愁，但是，「踏上湖南，我一點感覺都沒有。」他不禁自問：「如果對生命源頭的最初記憶就是鄉愁，我的鄉愁在哪裡？」
跨過一灣海峽回到湖南，迎接父親的不是久未相見的親人，而是親人的一座座墓碑。老輩凋零，晚輩生疏，只剩下姑姑仍在世上。湯湘竹父子的經歷，正是台灣歷史的切面。
離開湖南之前，湯湘竹問父親還想不想再回來，「人都不認識了，不回去了。都不是老家了，都不是老家的樣子了。」原來，鄉愁就是親人在的地方，只存在於特定的時空中，如今，故鄉早就不是故鄉。
謙卑拍《餘生》 相信更大力量牽引
馬目諾的故鄉、父親的故鄉，湯湘竹在2009年完成的《路有多長》，故事中許多主角，一輩子都回不了故鄉。那些1948年被國民黨徵召到中國打徐蚌會戰的阿美族台籍兵，不是戰死，就是被迫老死中國，回不了家。他們早就被遺忘在歷史裡。湯湘竹四處探訪，記錄這些人的身影。
同樣被歷史遺忘的，還有霧社事件裡被遷到清流部落的賽德克遺族。2012年拍攝完成、2014年上映的《餘生》，是湯湘竹第一部在院線上映的紀錄片。在為《賽德克‧巴萊》擔任錄音工作時，他已決定要記錄這些生存下來的遺族。
《餘生》劇照。
曾秋勝父子與《餘生》工作團隊，應是近代第一組到賽德克起源神石的人。
《餘生》是湯湘竹第一部上院線的紀錄片，圖為電影海報。
拍攝過程最大的難題，是觸碰族人的傷痛往事。湯湘竹說：「我這次真的踢到鐡板。平常聊天都很好，只要一提到霧社事件，就好像有烏雲籠罩著我們。他們會說：『你做你的白色恐怖就好了，做你的蔣經國就好了，來做這個幹甚麼？』」
直到湯湘竹幾人和《賽德克‧巴萊》中飾演魯道鹿黑（莫那魯道之父）的曾秋勝父子三人，跋山涉水前往賽德克族的起源之地──那個近代幾乎沒人到過的「神石」，才把族人的心結慢慢鬆開。
湯湘竹說：「魏德聖是有心人。拍《賽德克‧巴萊》時，他只跟我說要拍一部『餘生』，我一聽就知道他想做甚麼。所以在現場的十個月，我都在看書、做田野調查、請教老師等，為紀錄片做準備。」
然而資金從來都是最大的問題。《賽德克‧巴萊》殺青後，湯湘竹前往清流部落，「第一天早上我坐在小涼亭，兩個婦女在我旁邊聊天，後來我和她們攀談，發現她竟然就是馬紅‧莫那（莫那‧魯道長女）的養女。太巧了！我覺得再不拍就來不及了。所以我決定先拍，再傳簡訊給魏德聖，我告訴他：『戰火線上，彈藥缺乏，但鬥志高昂。』魏德聖一看明白，想盡辦法籌錢、接代言，把錢補進來。」湯湘竹笑著說：「魏德聖拍《海角七號》的時候，真的就是賭一把，如果賠的話，他可能也要逃了吧。還好沒有，所以他覺得是上帝給他禮物。我很高興的一件事情，是那年《賽德克‧巴萊》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他上台的第一句話是『感謝我的上帝』。」
「無論如何，你還是抱著一個謙卑的態度，相信有更大的力量在你之上，這個很重要。像中國就沒有，所以很多導演都驕傲得不得了，覺得了不起，因為沒有信仰。」他從不認為紀錄片會帶來甚麼改變，但這或許就是一位導演成功的原因。
從題材、鏡頭、旁白到音樂的安排，湯湘竹的謙卑看得見。正因為謙卑，他用誠懇的態度與人為友，他願意拍出被遺忘的歷史片段，他明白人的渺小、神的力量的牽引，而他說的一段又一段故事，都能夠真摯細膩地貼近人心。
從題材、鏡頭、旁白到音樂的安排，湯湘竹的謙卑看得見。丹尼爾攝影
湯湘竹小檔案
出生：1964年
學歷：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科畢業
導演作品：
* 1999年：《海有多深》獲金穗獎最佳紀錄片獎、台灣首部DVD規格的國產紀錄片、2000年台灣紀錄片雙年展競賽類影片。
* 2002年：《山有多高》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金穗獎優等紀錄片獎。
* 2007年：《尋找蔣經國——有！我是蔣經國》)獲金鐘獎最佳紀錄片導演獎及最佳剪輯獎、第62屆皮巴蒂獎（Peabody Award）。
* 其他作品：2009年《路有多長》、2012年《餘生──賽德克‧巴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