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一到香港，我最有興趣的是看香港的報紙。那時一份三角錢。由於在《參考消息》上看到過介紹《明報》老闆查良鏞（金庸）的文章，因此一來就看《明報》，相當認同它的觀點。那時下午四點鐘以後會出現「拍拖報」（香港人把男女手牽手叫做「拍拖」，意即兩份報紙疊在一起賣），兩份才三角錢，所以我會再去買一些來看，這樣就熟悉香港的各種報章內容立場，連黃色報章，例如《今夜報》也買，就是沒有買過單純馬經的報紙，因為完全看不懂。
在香港看中國變局
當時只有《明報》有中國版，因此我每天看。大概兩個星期後，就給它寫稿。當時有「讀者報導」的專欄，我們作為讀者，可以投稿報導外界所不知道的中國的內部消息、奇聞軼事，但是不能評論，寫評論的是那時身為副總編輯兼中國版主任的丁望。我寫過多篇報導，每篇八百字左右，二十塊錢稿費。但是我覺得我的擅長是評論，寫報導有點像出賣情報。我不敢用真名，唯恐害到還留在上海的家人。
由於想知道外界對天安門事件（編註：發生於1976年的四五運動，又稱第一次天安門事件，這裡指的不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怎麼報導的，我也注意有甚麼政論雜誌，因此買了《明報月刊》來看，還買過司馬璐主編的《展望》。在尖沙咀的《南北極》雜誌的書店「文藝書屋」，看到有一期刊有天安門事件中民眾在烈士紀念碑為周恩來獻花圈的彩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關照片，於是立即買下。後來在那裡還買了幾本介紹香港富豪的書籍，以增加我對香港社會、經濟的了解。
剛到香港那年（1976年）的中秋節翌日，是香港的假期，與媽媽、表弟到銅鑼灣印尼餐廳吃飯，表弟告訴我毛澤東逝世的消息。那天無線電視新聞主播劉家傑說全香港都在流淚，引發抗議。我也是非常不滿，這個魔頭終於死了，我都希望他早死，怎麼會流淚？
毛澤東死後第二天，香港報攤就售賣毛澤東逝世特刊，圖文並茂，尤其是江青當年在上海十里洋場當明星的照片。特輯裡居然還有民眾排隊弔唁毛澤東的照片，報紙上還沒有，他們怎麼有了？仔細一看，原來是在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口排隊弔唁周恩來的，而毛澤東的遺體是放在人民大會堂供民眾弔唁的。可見香港出版商的拼勁與不擇手段。
由於香港愛國人士對失去「偉大領袖」的盛大悼念活動，香港菊花全部售罄，結果由台灣空運來應急。台灣也顧不得「通匪」而為匪酋壯色。
開啟評論作家之路
中國的變局更引發我寫評論的衝動。於是，我寫信給查良鏞與《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做了自我介紹，並且表示寫評論的意願。很快，我收到電話，約我見面。是《明月》編輯孫淡寧打來的，與我約在北角砲台山的一間酒樓見面。她見到我說，查良鏞不在，胡菊人派她來見我。經過我的自我介紹後，她當場就叫我給《明月》寫稿。當年十月號我就寫了一篇。我在《明報》、《明月》用的筆名是「周懷」，有兩層意思，當時我還崇敬周恩來，就像參與天安門事件似的；再就是姨夫家裡就像我的家，也懷念他們。後來還用林念、周坦等筆名。
我稱呼孫淡寧為「孫大姐」，她在《明報周刊》的筆名是「農婦」，是著名作家，為人非常熱情。我因為交稿，拜訪了在北角的《明報》，與明月的辦公室，認識了胡菊人，還有當時是明報出版社經理的許國，許國就是後來寫怪論非常著名的「哈公」，他在「解放」初期一頭熱情在廣州「參幹」，後來轉到香港的長城電影公司，對老共非常了解，因此下筆非常「生鬼」。他是福建惠安人，但是運用粵語寫怪論，真是令人叫絕。我與他很談得來，常常在閒談中就中國的新聞發出怪論而哈哈大笑。
10月7日，中國發生逮捕「四人幫」的政變，中國政局引發關注。在孫大姐幫助下，她介紹我認識《明報晚報》（財經報紙）總編輯潘粵生，我遂在該報章開闢我人生第一個專欄《中國問題隨筆》，於10月23日開張，不定期，開始一星期有三、四篇，第一篇是〈張春橋的兩個女兒〉、第二篇是〈江青眾叛親離 〉。
當時八百字左右一篇，稿費二十元，一個月幾百塊錢，對窮困的我不無小補。本來想用「念朱」的筆名，即懷念朱德，與周懷對應，但覺得怎麼還擺不脫共產黨，就改為「念珠」，讓人以為我是珠江三角洲出來的。後來中國新聞熱度下降，加上財經報章不大願意觸碰太多政治議題，頻率就少到一星期一、兩次，寫到1980年年底。隔了一陣，在哈公協助下重新到《明晚》副刊開張，每天一小篇，由哈公幫我取專欄名「水滾茶靚」，筆名「水仙」，並畫版頭。哈公圖章刻得很好，許多文化名人找他刻。可惜他早逝，我沒有來得及請他給我刻一枚。
那時還沒有傳真機。交稿，可以郵局寄，但是要晚一天收到。我寫的時事評論自然見報越快越好。所幸我後來住在北角與鰂魚涌，《明報》在北角近鰂魚涌，所以每次我走到報社放進信箱裡，這也不會丟失。
因為不想被人知道我在寫稿罵共產黨，影響還留在中國的家人，所以我的稿費都由孫大姐代領，我利用上班午休時間到明報找她拿稿費。幾年後稿費要報稅，非得報上真姓名與身分證副本，那時家人也出來了，我就不再麻煩孫大姐了。
與海外華人菁英結緣
也是那個時候，金太太告訴我，她從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的朋友那裡，知道美國來了個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想接觸新從中國出來的人士，了解中國的最新情況，問我願不願意去見。我因為急於想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的黑幕，強迫中國改革，所以很願意去見。他們就安排了我見他們，談話地點就在他們所住的半島酒店房間裡。
他們是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倫敦教授（Ivan D. London）與他的作家夫人。他們原先是研究蘇聯的學者，後來改為研究中國，已經多次來香港，以前接觸的主要是紅衛兵，例如《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後來出了英文版。
見面時，充當翻譯的是陳先生，他是我在印尼巴中的學弟，但是以前不認識。他後來在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工作，擔任文字翻譯。
他們了解的層面非常廣泛，不但政治問題，還有許多社會問題，包括毒品。他們把一些在中國經常食用的藥品也當作與毒品有關，例如苯巴比妥、非那根，把我嚇了一跳，因為我也用過。
他們來過香港幾次，每次都見我。因為談話「浪費」了我的時間，所以談一次給我五十元。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們後來來的時候，會把他們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包括引用我提供的資訊影印給我看。他們認為我對中國的了解與認識很有水準，勸我移民美國。他們說，香港是殖民地，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我在香港不合適。後來，他們還把他們的稅務資料寄給我，可以充當我的移民保證人。但是因為我的家人還在中國，我對自己的英文毫無信心，所以沒有辦移民。沒有幾年倫敦教授心臟病突發去世，1997年我移民美國後，才再度見到倫敦夫人，她也在前幾年去世了。但是我在上海的表弟到美國後，與倫敦夫人常有聯繫。
他們夫婦都是共和黨的支持者，非常反共。後來，他們的朋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李大凌教授夫婦來香港，我們也有見面，移民紐約後也有來往。此外，與他們認識後來成為朋友的，還有徐世棠，台灣的外省人，英文非常出色，1984年我第一次來台灣，見到他了，他從宋楚瑜祕書那裡要到了兩張金馬獎頒獎儀式的票給我。不幸，我到美國不久，他也去世了。還認識的一位就是後來在自由亞洲電台工作的梁冬，那時看過這批從中國偷渡來香港的「文藝青年」出版的《反修樓》。（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