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要真正「安居樂業」談何容易？因為共黨就在你身邊。當共產黨出來阻止改革導致矛盾激化而發生激烈衝突時，難免波及香港，因為香港不但在共產黨身邊，而且即將被共產黨統治。
中共政改遲緩 引發各地學潮
中國政制改革的啟動，其「理論根據」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也得到政治局的通過。中心是解決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即使談不上自由民主，也必須權力制衡。但是隨著一大批老幹部平反復出，進入權力中心，政治改革的聲浪就越來越小，因為他們要「補償」文革期間大權旁落的「損失」，因而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就日益加強，以「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加強「黨的領導」的合理藉口。
政改的遲緩，以及因為經濟改革帶來的金權交易，引發青年學生的不滿。這時文革剛剛過去不久，創傷仍新，甚至還沒有癒合。媒體因為對文革的反思，在意識形態上也就比較活躍，也引發老幹部的不滿，尤其某些老幹部及其子女要大撈一把的惡形惡狀引來抨擊。所以1985年開始陸陸續續引發各地的學潮，尤其北京1986年元旦的示威。
當時也有一批老幹部是同情這些學生的，因為他們經過文革的教訓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反省，以胡耀邦、趙紫陽、陸定一等為代表。就是被稱為「第二神學院」的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運動也很活躍，我的老師胡華，這位延安的老革命，也站在校門口迎接遊行回來的學生。
1986年的學潮，也產生了影響學潮的精神領袖，以當時在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為代表。1987年1月香港《解放》雜誌的創刊號，就放上方勵之的頭像。那時，從廣東移居香港的記者曾慧燕採訪中國學潮，也首次訪問了方勵之。
自由化分子全盤皆輸
當時反對改革最力的是陳雲，他主要在經濟問題上抹黑，例如出現偽劣商品；其他反對政改最力的還有王震、薄一波，乃至李先念。包括鄧小平子女在內的紅二代，都開始在商場大展拳腳，他們的父兄怎麼願意削弱他們高度集中的權力？
1986年，鄧小平號召「打虎」，胡耀邦拿了紅二代開刀，例如人大副委員長葉飛的女兒葉之楓（16年徒刑）、上海市委書記胡立教的兒子胡曉陽（槍決），葉案首犯張長勝父親也是將軍，向老上司李先念求救，還是沒有辦法。政治局委員胡喬木的兒子胡世英也被胡耀邦用計調開胡喬木而在家裡被捕；當時盛傳的還有人大委員長彭真的女兒傅彥、薄一波小兒子薄熙成也都有事。而鄧小平大兒子鄧樸方成立的康華集團更是遠近聞名。胡耀邦敢於觸及這些權貴，是他必將下台的重要原因。
此外，1986年，鄧小平為廢除終身制製造輿論，就像鄧小平「打虎」那樣，胡耀邦也信以為真，竟然表示，鄧小平先退休，他接著也會退休，從此失去了鄧小平對他的最後信任。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鄧小平動員老幹部葉劍英、陳雲、彭真等主動寫信請辭帶動廢除領導人的終身制。但是他自己留下例外。
▲八零年代鄧小平啟動中國政改，最後的結果卻是打壓自由化分子，最後引發八九學運與六四天安門事件。Getty Images
1986年9月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關於是否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進去，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堅決反對，在相持不下之後，鄧小平親自拍板施壓而加進去，最後暴露鄧小平反對政治改革的真面目。陸定一也從此被鄧小平冷凍在政協裡。
陸定一於1996年病逝，我還在香港《經濟日報》寫文章紀念。文革考驗了許多中共老幹部，當年是真正為理念而參加革命，還是為個人利益；當然，革命過程中有人由理念變為利益，有的人由利益進步為理念。最後的表現是主要的標誌。陸定一最後的表現，乃至周揚最後的表現，我都給予肯定與諒解。反之，鄧小平就走回頭路；王震則一向就是土匪。
1987年1月，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生活會」上被批鬥而辭職，宣告政治改革的破產。同時，鄧小平還親自點名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而開除他們的黨籍；據說鄧小平是把《人民日報》的王若水搞錯為王若望，所幸兩人也都是自由化分子，所以也不算是冤案。
中國文藝界 陷入改革與保守之爭
中國改革與保守的鬥爭在文藝界尤其引起我的關注。因為我本身愛好文藝，也因而看了許多人的作品，而文藝界正是改革與反改革勢力交鋒的「風口」。例如我一直關注劉賓雁、王蒙、白樺三位「老右派」的動向，後來還冒出引起很大爭議的張賢亮等等。
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一些著名的文藝界人士開始出訪，香港是一個重要出訪點，所以我也有機會與他們接觸。最早接觸的是白樺，他於1987年11月應邀到中文大學發表演講。因為在福州見過他，在香港接上線也就容易了，香港作家協會請他吃過飯。我更帶他到香港的國民黨反共堡壘調景嶺遊覽，其後我還寫了篇〈調景嶺的冬天──陪白樺「三通」〉，刊在香港作家協會的《作家月刊》創刊號上。白樺後來還來過多次。
接著而來的是張潔，因為薛瑞珍介紹而認識了。那時出訪還有「監軍」，例如他們的一個代表團就有一個非文藝界人士一齊出來擔任要職。我以很隱密的筆法在《信報》寫出，此人立即在團內進行批判。我在《信報》專欄寫了好幾篇介紹張潔，包括她的婚姻。張潔以《愛是不能忘記的》而出名，在當時中國的封閉社會裡有所突破。在香港算不了甚麼，在中國卻是了不起的事，她也以自己的行動來實踐，與已經退休並且大她二十歲卻已經人財兩空的退休老幹部孫友餘結婚。他是第一個被點名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進駐高校的工作隊隊長。
1984年認識了上海作家戴厚英，那時她以個人歷程為背景的新作《流淚的淮河》第一部《往事難忘》在香港的香江出版社出版。她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我去華師大教書時，她畢業了，完全沒有交集。她一度是文革的爭議人物，初期很左，被叫做「左棍」，但是在負責詩人聞捷的專案組時，思想有了改變，甚至與聞捷戀愛。與自己的「專政對象」談戀愛，當然是大逆不道、喪失政治立場的大事情。她受處分，聞捷自殺。她寫了《詩人之死》、《人啊，人！》、《空谷足音》等，展現了她的人道主義觀念。但是還有人一直抓住她的「左棍」不放。我為她打抱不平。
當時華東師大同學會有一個聚餐歡迎華師大四位代表訪問香港，也有人通知我，除了吃飯費用，還要集資買禮物給他們。因為後者，我不贊成這種強迫性質，所以沒有參加。戴厚英出席了，回來後在我面前大罵他們，原來四位代表沒有一位是教師，全是黨政幹部，因為由他們自己決定出訪名單。不但如此，這些幹部發言還要華師大的校友們在香港必須愛國云云。戴厚英當場跟他們幹上。我慶幸沒有去，否則花了錢還要聽他們的訓話，何苦來哉？
八九學運爆發時，戴厚英在上海，戴厚英抨擊上海市委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我給她寫了信，她也有回信，為胡耀邦的逝世失聲痛哭。1996年8月她被歹徒殺害，我卻忙著應對九七到美國與加拿大為自己的移民探路，沒有時間為她寫悼文，內心一直感到歉疚。
1988年8月，劉賓雁與台灣的陳映真在香港大學對話，戴晴也來了。香港人很熟悉劉賓雁，甚至有計程車司機載了他不肯收錢。但是我更關注的是戴晴，這從她與歷史學家黎澍的對話開始，後來陸續看到她在《世界經濟導報》的政論文章，以及她的一些文藝作品，加上她是葉劍英乾女兒的身分讓我好奇，因此決定採訪她。文章定名為「追蹤戴晴」，刊於九月號的《明報月刊》。此後與戴晴還有多次接觸，尤其在關注建設三峽大壩的爭議以後。
後來有人說戴晴是國安部特務，我也毫不諱言問她這點。她說那是她在哈爾濱工程學院畢業後到總參三部工作時，那是從事技術情報。她後來轉行寫作，支持中國的政治改革，但是支持新權威主義，以及對六四的看法，也引發許多爭議。
改革派與保守派在意識形態上的激烈交鋒沒有停止過。1988年6月播出6集電視紀錄片《河殤》是主要標誌。它由中央電視台製作，對中國的改革進行文化上的反思，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反響。當時身為政治局委員的王震多次痛批該劇，甚至揚言共產黨用兩千萬人頭拿下江山，誰要顛覆，也得拿出兩千萬人頭。王震還把矛頭指向接任總書記才一年多的趙紫陽，成為後來六四殘殺的序曲。這期間，我對王震的批判也不遺餘力。（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