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曾是四小龍之首？

台灣近幾十年有很多方面表現不如韓國。這種現象若要改善，我們應該針對各項不如或勝過韓國的地方檢討其原因及改善之道，例如思考韓劇為何打敗台劇、現代為何遠勝裕隆、台積電為何可成為世界第一。但我們有很多人不做這種具體的檢討，而把責任推給一、兩個因素，因此我們也一直未能真正解決問題。

 

前幾年有些人把台灣輸給韓國，歸罪政府限制對中國的經貿往來，忽視台灣不管在貿易和投資上都比韓國更大量利用中國，以及台灣產業大量被紅色供應鏈取代的事實（請參閱：陳博志，〈別因輸贏而錯怪南韓〉，《看》雜誌，81期，2011年3月；〈紅色供應鏈與兩岸產業合作〉，《看》雜誌，161期，2015年11月）。另外也一直有人用思古情懷認為我們以前是四小龍之首，所以現在會輸韓國是因為現在的人不如以前，是因為政黨輪替人事更換頻繁。但這也和事實不符。

 

 

 

幾個月前這種緬懷過去的風氣再度風行之前，我恰曾用具體的資料指出，依「每人平均美元GDP」來看，香港和新加坡一直高於台灣，韓國和台灣則互有高下，但大部分時候韓國高於台灣。而依IMF調整各國物價差異而算出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則幾十年來新、港都高於台灣，而台灣高於韓國，各國間的相對比例變化也不大。這表示台灣從來不是四小龍之首，我們自大地以為我們曾是四小龍之首的結果，只是讓我們忽視了該做的改革和努力（陳博志，〈自大讓台灣由四小龍之首變之末〉，《台經月刊》，41卷11期，2018年11月）。

 

最近有人又提起台灣曾是四小龍之首的說法，也有媒體為了支持這種說法，依據台灣在1970年代「平均經濟成長率」略高於韓、港、新，而堅持說我們確曾是四小龍之首當之無愧。這就像小明月考後回去告訴爸爸說，這次月考我由上次的50分，進步到70分，而其他人都沒進步這麼多，隔壁的阿嬌兩次都是95而沒進步，所以我是全班第一名，是全班之首一樣好笑。

 

經濟成長率雖然很重要，但不是比誰第一時的主要考慮，水準值才是國家排名的重要因素，否則現在世界之首絕非美國，亞洲之首也非中國，印度、越南、菲律賓都有更高的成長率。某些強調成長率的人可能是要藉此主張以前的執政者較有能力。然而這種比較也很危險，因為成長率的比較會因使用之基期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結果，而且GDP的成長率也可能和每人實質所得或福利的成長有很大的差異（陳博志，〈2010年的紙上富貴與虛構繁榮〉，《看》雜誌，79期，2014年1月）。

 

就算用成長率來看，其實台灣也早就輸給韓國。由1972年到1988年，也就是蔣經國先生執政的17年期間，台灣只有7年經濟成長率高於南韓，這期間南韓實質GDP成長為4.45倍，台灣只成長為4.00倍。再用更能代表人民經濟福利的購買力平價每人平均所得來看，依MIF之資料，1980年時南韓只有台灣的63.1%，到1988年已追到我國的73%，1997追到78.6%，而2017仍只有78.4%。換言之，蔣經國時期，這每人所得的成長相對較韓國慢，所以被追上較多，近20年則成長速度和韓國相當所以相對所得倍數大致不變。由此看來，想「以古非今」的人，也許已「非」到他們認為是楷模的蔣經國及李國鼎和孫運璿等人。

 

 

 

除了不知道前述事實，不少以古非今的人甚至包括一些知名學者都人云亦云說：台灣經濟現在不好「癥結在政治」，國人過於熱衷政治而使經濟表現不好，經濟不如前是「因為自2000年政黨輪替以來……內閣一直在改組，朝野一直在內耗」。這樣把問題推給政治，經濟學者、經濟媒體、乃至所有從事經濟事業的人都可鬆好幾口氣，因為責任都在政治人物，特別是和自己立場不同的政治人物和政黨。

 

不過儘管政治紛擾和惡鬥確實不好，也確實造成一些傷害，但把輸給韓國的責任都推給政治，恐怕是很不負責任甚至無知的說法。沒錯，台灣從2000年5月之後18年間有兩次政黨輪替及三位總統，更有14個行政院長。不過同期間南韓則換了四次共五位總統，總理則有17個，韓國的變換比我們更頻繁。而韓國歷任的總統幾乎都出重大問題甚至判刑下獄。可說是南韓蔣中正的首任總統李承晚不只流亡國外，在國內歷史地位和銅像也被廢棄。南韓的群眾運動也比台灣大而激烈。和南韓相比，台灣政治實在很安定，把經濟輸給韓國全部或大部分歸罪於政治甚至政治民主化，乃是對其他經濟因素未下工夫研究或無知的結果。

 

 

 

在政治之外，台灣也有很多問題長期未努力解決，結果目前台灣到處都是問題。這些問題都非致命，但是眾多問題的存在已使我們更難改善，因為大家都可以把問題推給別人，而各種解決個別問題的方法也常被其他問題卡住而不易成功（請參閱：陳博志，〈台灣掉入互推責任的陷阱〉，《看》雜誌，172期，2016年10月）。這種許多地方都出問題的情勢，就像一個機器很多地方都鬆脫或扭曲一樣，只把某個扭曲而卡住的地方打直常會造成另一個地方的扭曲。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要找出或提出一個完整的設計圖，而把各個地方都依設計圖調整。但我們卻常不先想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藍圖和戰略，而常只用短淺的眼界把問題推給某個因素，或對一個問題爭論爭議不休。因此很多問題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了也可能出錯。

 

以古非今只是這種只看局部及互推責任的風氣中很常見的一個方式。這方式不只是吹捧以前的執政者，也常貶低現在的年青人（請參閱：陳博志，〈低薪現象大部分不能怪年青人〉，《台灣思想坦克》，2014年4月號）。但就算過去真的比現在好，以前的做法也不見得適合現在。蔣經國先生曾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所以做法也要改變。我們要用心的是現在要怎麼做得更好，而不是想盡藉口說以前較好。

 

兩千多年前孔子「托古改制」雖也是以古非今，但至少他是有套理想的制度，而以古代做為推銷那制度的理由。現在台灣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卻不是真的了解以前的歷史和政策，就像前述他們並不知道台灣在蔣經國先生時代被韓國追上的事實，只是藉自己和別人對歷史的無知來罵現在的人。另外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則可能是自己跟不上時代，例如有些企業人士自己無法創造高價值和新產品，無力在國際上競爭，卻懷念以前低工資、勞工不能抗爭、生產可汙染的日子。當然也有些以古非今的人只是保守反改革以保護既有的利益，不接受蔣經國前總統的「時代在變」，也不願像李前總統說的「脫古改新」而已。

 

台灣和以古非今一樣不務實的另一個風氣，是「喊未來的口號」如633，好像只要喊個漂亮的口號，漂亮的未來就會自動出現。但未來的眾多願景不只須不互相矛盾，而且也要有具體的方法可以達到。學者和媒體都有責任檢視這些口號願景的可行性，學者和政治人物更應仔細規劃達成願景的政策方法。但現在政治人物常喊出不見得可行的口號，而很多學者和媒體卻只會護航或做啦啦隊，騙更多人民相信空洞甚至不可行的口號。這樣盲目的吹捧過去成果，再加上亂喊騙人的未來口號，卻無法正確提出現在該努力的方法這項真正重要的東西，才是台灣可能輸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