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憶錄之「獨闖北京」

（續前期）1995年1月，北京隆冬之際，張五常教授上午下令，我下午就趕飛北京。中間兩個小時趕寫幾篇專欄稿，避免開空窗。此行如此倉促，乃是這幾次我們去北京的接待單位中國社會經濟系統分析研究會祕書長李忠凡病危。他頭腦清醒，個性爽朗，很有魄力，我們建立很好的關係。1993年我們在北京見面時，他的胃癌開完刀，人雖清瘦，但精神還不錯。這次突然傳來病危的消息，張教授不但派我去探望他，還帶了一筆錢給他，希望能有助於他治病。

 

 

 

由於飛機誤點，晚上接近9點才到北京。這是第一次過北京的海關，還好回鄉證沒有嗶嗶作響而順利入境。李忠凡住在復興門外翠微北里，趕到那裡，還要摸黑找他的住家，找到時起碼是10點半以後的事了。那時他應該已睡覺，所以我決定還是第二天一早去。因此我一到住宿地和平里妻舅家裡，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李忠凡太太說第二天早上送他去醫院，要我去北大醫院找他們。

 

但是第二天一早，他的同事王麗莉打電話來說，李忠凡已於半夜送醫院急救後逝世。我趕到他家裡，他夫人說，我打完電話後，她告訴他張五常讓我來北京了。李忠凡眼睛一亮，但接著整個人就垮下來，他們立刻送他去醫院，查出是尿毒，排尿後沉沉入睡，再沒醒來。我真後悔一念之差，如果當晚趕去，或許還能見上最後一面。怎麼有這樣碰巧的事情？

 

在處理完李忠凡家裡事後，我就找自己的非公事朋友。首先找了離開香港中資回到北京經商的鄭姓朋友。他開了一部第一天下地還沒上車牌的汽車接我，問我想到哪裡吃飯。記得香港報章剛介紹毛澤東的貼身祕書張玉鳳在武寧路立交橋下開了毛家菜館，雖然沒有具體地址，一下橋就看到了。我擺起老相識的樣子對接待員說：「張姐在嗎？」接待員說，她很少來。見不到張姐我很失望，否則又可以寫幾篇專稿了。雖然張姐不在，我還是吃了30元一碗的紅燒肉，這也是皇帝般的享受呀！

 

 

 

我還去了前身是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中共中央編譯局，雖然知道在西單西斜街，但是計程車還是找不到大門，我只好自己下車找，它有側門正門，非常辛苦，到了裡面，還要爬上五樓，因為那是1950年代的老房子。我找的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誌主編之一的榮敬本。他曾來香港訪問過許家屯，許家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肯定就是在那場訪問中表示的。他是榮毅仁大家族的一員，後來也找過我，我們相談甚歡。這次來看他，不但因為欣賞他的開放思想，更驚訝他們還保存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因為是舊樓，廁所沒有門，只是掛了布簾，小便池就是一條水溝。辦公室裡的家具也是1950年代的，不但陳舊，好像還有許多灰塵。現在嘴巴講馬列，行動已經資本主義的人太多了，難得他們還保持傳統，所以對他們抱有一份敬意。

 

經朋友介紹，我還找了一位中央部會的官員，談我對香港的看法，尤其是極左路線將毀掉香港。這是我見到中國官員一直保持的立場。能聽得進就聽，聽不進我也盡了言責。

 

最後一晚，約了幾位並不是相互認識的朋友吃飯，地點選擇在和平里的「黑土地」，因為這些朋友比我年輕，是經歷過上山下鄉的，「黑土地」是當時一窩蜂懷舊館子之一，是紀念黑龍江的北大荒，我們吃的也是當年黑土地的食物，包括紅燒肉、黑木耳。這些朋友有年輕的經濟學者樊綱，還有中新社跑經濟的記者。

 

這是1976年離開中國以後，第一次在冬天時分回到中國的北方，雖然穿著單褲與皮夾克，還是能夠抵受北方的冬天，看來我身上的油水又足了。就是天氣乾燥的受不了，因為屋裡開的是暖氣。這次因為都在外面跑，反而與妻舅家人沒有太多時間聊天。這次北京之行，也許也是我一生的最後一次，因為幾個月後，我被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