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的戶籍制度長期以來備受詬病。中共建政初期制定了一套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將農民禁錮在農村，剝奪其各項權利和自由。農村戶口幾乎不得翻身，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4月8日，中共各大官媒都以「重磅」、「重大政策變化」等詞語報導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發布關於戶籍的一個聲明：大城市要放寬或取消落戶限制。官媒聲稱，「這意味著，在大城市落戶將會變得容易一些。對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及想買房的外地人來說，都是一大利好。」
但是，在筆者看來，這不是利好而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即中國人仍被中共以戶籍制度控制著。
中國農民難逃二等待遇
中共發改委4月8日在其網站發布《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主要內容包括：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的第二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的第一型大城市要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大幅增加落戶規模、精簡積分項目，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
根據中共政府2014年11月發布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城市為特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目前城區人口超過500萬人的城市有13個，除了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四個超大城市，還有天津、重慶、武漢、成都、南京、鄭州、杭州、瀋陽、長沙為特大城市。也就是說，未來除了這13個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將放開或放寬落戶限制。
官媒的報導讓人感覺這些似乎是中共的一種恩賜，一些中國民眾的評論也表現出些許的小興奮，但是稍微做個比較，相信中國民眾的心情未必就那麼好了。
網路上有篇署名汪園斐的文章〈1949年後中國人失去了哪些權利？〉一針見血的指出：民國時期，人們擁有自由遷徙的權利，不用辦暫住證，沒有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之分。農民只是一種職業，而不是一種身分的標誌。共產黨建政後，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監視人民，一手炮製了所謂「戶籍制度」，將公民分為三六九等。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身分的標誌，農民及後代飽受各種歧視。今天，這種非人的制度依然存在著，只因為共產黨擔心廢除後會影響它的統治。在民國時期，人們在就業方面也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動，沒有監視公民的檔案制度，沒有變態的檔案託管，沒有所謂的組織關係轉進、轉出。共產黨建政後則大不相同，一方面，如果沒有所謂「組織的安排」，要想調換工作難於登天，另外所謂的「檔案」跟著你一輩子，你永遠也別想逃出共產黨的魔掌。
其實，正如《九評共產黨》一書中寫道：戶籍制度是極不公正的制度，強行劃分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一個國家無端製造出兩級分裂和對立。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農村戶口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戶籍制度該「取消」而非「改革」
多年前經濟學家許小年就建議取消戶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讓城市的農民工真正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各項待遇，人口自由流動，這樣會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的問題。
中國經濟學家馬光遠也曾撰文認為，中國城鎮化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戶籍制度。他認為，一個存在戶籍界限，並且在戶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種五花八門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鎮化，不是真正的城鎮化。農民進入城市，在城市裡工作、生活，但卻又無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無法真正實現農民的市民化，這種城鎮化本質上是一種假城鎮化、掠奪式的城鎮化，其本質上是維持以前城鄉二元結構下的等級區分，從而人為製造社會的割裂。而這一切的根子，都在於難以打破的戶籍制度。
另外，放開或放寬落戶限制的一個直接原因也關乎房地產市場。近些年房地產市場怪事頻出，雖然官方多次發布調控政策，但是地方政府為了財政收入到最後都變成了「空調」。中央要求調控的時候，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設法鑽空子，更有地方以吸引人才為名放開戶籍管制。
例如，在今年3月底，河北省的省會石家莊市全面放開城區和城鎮的落戶限制，率先在全國做到了零門檻落戶。而在此之前，石家莊市規定在該地落戶需要有穩定住所和穩定就業，而此次全部取消了這些限定條件。
所謂的人才爭奪戰，轉變成了人口爭奪戰。搶到人的城市房價很有可能會上升，沒搶到人口的城市房價一定會降，一場零和博弈將在中國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