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兩期探討了影響台灣女性社會地位的兩個原因──選舉制度中的婦女保障名額，以及偏好雇用女性的紡織業。這一期我們來探討其他可能的因素。
台灣戰後移民
我曾經在《看》雜誌第187期的文章〈戰後移民對台灣人婚姻的衝擊〉介紹過二次大戰後，大量中國移民遷移到台灣對台灣本土婚姻市場的影響。這主要是因為來台的移民數量龐大，而其中又男性居多，導致了台灣人口性別比例失衡。
男多女少的情況導致「物以稀為貴」，於是女性在家庭內的處境得到改善。經濟學家發現結婚時男方所出的聘金增加，而且生育率下降。
不過，一個弔詭的現象是：女性在家庭內的處境變好，並不代表女性的社會地位提高。相反地，男多女少的狀況會強化女性的傳統角色，並妨礙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
這是因為在男性充足的情況下，女性反而不容易有機會得到外出工作的機會，而少數的女性比較容易被鎖在傳統女性的角色上。關於這一點，Pauline Grosjean與Rose Khattar兩位澳洲經濟學家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證據。
18、19世紀的澳洲
18、19世紀的澳洲是英國的殖民地，也是英國流放囚犯的地點。由於罪犯多半是男性，當時流放到澳洲的男女比例是6:1，性別嚴重失衡。
這個失衡的狀況並沒有因為後來澳洲的移民潮得到紓解，因為早期的移民潮是因為發現金礦和畜牧業發展而引起的，而前去往澳洲淘金挖礦的移民同樣以男性居多，因此男女比例的失衡現象在澳洲維持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特殊的歷史經驗成為上述兩位經濟學家研究的主題。她們用澳洲早期的資料發現性別比例愈失衡的地區，女性結婚率愈高，而且外出工作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女性比較可能持續扮演傳統的女性角色。
不但如此，性別比例愈失衡的地區，不論男女都對性別角色抱持著比較傳統的看法，也就是支持「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些對性別角色的認定非常頑強，即使後來人口性別比例回到平衡狀態之後，「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也沒有隨之改變。
呼應奴隸販運與美國內戰的經驗
我曾經在本刊190期的文章〈男女分工角色是如何形塑的？〉介紹過經濟學家對於非洲奴隸販運的研究。奴隸販運造成了母國的性別失衡，但與澳洲的情況相反，其結果是導致女性多於男性的人口結構。類似的結構也出現在二次大戰時期的美國：由於男性被大量徵調至戰場，美國本土人口也出現女多男少的現象。
經濟學家針對這兩次重大的歷史事件都進行過細緻的資料分析，他們的發現與上述澳洲的研究結果非常一致，只是方向相反。第一，男性稀少使得女性就業增加，並開始從事原本男性從事的工作。第二，性別角色的變化似乎具有不可逆性，在男女人口比例恢復正常後，這些變化並沒有消失，並長期在社會中存在。
難解的台韓差異
上述這些經濟學研究的結論顯示，台灣戰後移民對於性別角色的影響應該會跟澳洲男多女少的情況類似。移民對於台灣女性的影響應該是強化「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角色。
回到我在這一系列文章最初所提出來的問題：為何台灣現今的女性社會地位比日韓來得高？如果台灣獨有的戰後移民經驗會強化女性的傳統角色，那台灣與日韓的差異就更難解釋。
性別角色在台灣
性別議題是近三十年來經濟學界歷久不衰的研究議題，只是研究專注的焦點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變換。近年來的焦點在於女性對自我角色的認定以及男性對女性角色的認定是如何形塑出來的？而不同的角色認定對女性的婚姻、生育、就業、福利狀態又會有甚麼樣的影響？
台灣跟日韓在性別角色的差異形成了一個有趣但是難以解釋的反差。這個差異還沒有得到經濟學界的注意，但無疑地，對台灣性別角色的研究將有機會對目前學界關注的議題做出顯著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