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最近主張中國可和其他國家約定「互零關稅」，沒有那個國家會不接受，這樣不僅可提振貿易，且可避免由武漢擴散全球的肺炎造成經濟大蕭條。
台灣某報5月中的社論引申這主張稱，這倡議可使中國在貿易政策、國際輿論與道德高地上掌握主導權。該社論還說：「相對於近年來美國動輒舞動關稅大棒……中國採取的竟然是截然相反的主張，自然……為美中兩國國際形象帶來不同的評價。」張五常和該媒體主筆的主張，應是基於對當前經濟和貿易問題了解不足，以致像是中國的大外宣。
忽略「非關稅貿易障礙」？
他們最大的問題在於仍用幾十年前的知識，以為關稅是主要的貿易障礙，而不知道近幾十年「非關稅貿易障礙」（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簡稱NTB）已成為更嚴重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的行政和政治介入、強迫外國去投資給中國技術、縱容甚至由政府出資侵犯智慧財產、鉅額的政府資金、不必償還之貸款以及各種方式的政府補貼所造成的貿易障礙和不公平競爭，正是目前美國和其他國家對中國主要的指責。今（2020）年1月間美中的協議，也羅列了許多中國應該降低或去除的不公平政策及非關稅貿易障礙。但張五常先生，特別是該媒體主筆，竟然都未注意到這重大的事實現象，也隻字未提中國應該去除非關稅貿易障礙及不公平的政策，好像是活在平行世界。
中國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和相關不公平政策，在主要國家中最高、最嚴重，因此目前美國之外的先進國家也紛紛加以指責。在中國非關稅貿易障礙比別國高，而且可以由政府靈活操控的情況下，任何國家和中國「互免關稅」的結果，就是讓中國產品可長驅直入該國，而該國產品要進入中國時，卻可能受到嚴重非關稅貿易障礙的阻礙。現在世界各國即使是非關稅貿易障礙不高的國家之間，若要談互免關稅的自由貿易協定，也都要花很多工夫檢討和談判非關稅貿易障礙與其他可能造成不公平的相關政策。張五常先生和該媒體主筆竟然認為只要中國提出互零關稅，沒有那個國家會不接受，實在很天真。
中國更擅「搶占別人市場」
他們會這麼有信心，除因不知道非關稅貿易障礙的嚴重性之外，也誤解了中國的重要性。張五常先生說：「外貿量的大小，主導權力今天在中國。這是因為排除科技產品與名牌珍品，只從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國的市場約占地球一半。」所以他認為：「要是中國提出互相零關稅，沒有那個國家會不接受。」（〈張五常：假如中國提出互相零關稅，沒有哪個國家會不接受〉，鳯凰網財經，2020年5月7日）。
中國日用品市場有沒有地球的一半姑且不論，大部分人知道的事實是，中國在這類產品的出口和國際競爭力極高，就算中國開放市場，先進國家產品也不容易賣進去。互免關稅的結果恐怕是中國產品更容易賣到先進國家，而使先進國家已飽受中國產品及肺炎流行之傷害的各國企業受到進一步的打擊。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大不只在於市場大，更在於其搶占別人市場的力量之大。
張五常先生說中國可先和英國談，因為英國已「近乎零關稅，用不著怎樣洽商」。但他忽略英國在意的可能是：中國要不要開放英國的金融和其他服務業到中國自由做生意。這種目前對先進國家極重要的服務業貿易，看來也被張五常先生和該媒體主筆忽略。所以他們才有英國一定會答應互免關稅，而且「跟著歐洲的其他先進之邦如果不接受，他們的經濟會出現災難」的推論。如果互免關稅是那麼簡單，而且是不會使其他國家出現災難的事，全球各項自由貿易協定就不會要談那麼久，而且中國對日韓的自由貿易協定也不會談了多年未成。
零關稅，有人受害、有人受益
張五常先生的建議，或許是出於他認為1930年代經濟恐慌時的貿易保護加重了大蕭條的程度，以及他對自由貿易有極大利益的信念。但即使假設前者屬實，世界目前需要的也是此時不可再提高貿易保護或障礙，而不一定是要讓關稅變成零或貿易更開放。因為即使更自由的貿易可以使整體利益增加，那利益通常也要在較長期後才能實現。而短期關稅的改變，卻會造成各國生產結構的調整而增加很多調整成本，使許多相關產業及人員受到傷害。
而由武漢擴散到全世界的肺炎，對各國經濟的傷害並非每個產業都相同。零關稅所帶來的利益和傷害也不是每個產業都相同。除非被武漢肺炎傷害的產業恰好可由互免關稅獲益而非受害，否則互零關稅即使可行也並非當前最合適的政策。這當然需要較仔細的研究才可判斷，不能隨便說說。但不必研究即可知的是，肺炎在各國嚴重傷害的產業比較類似，如旅遊和餐飲業，但互零關稅則會大致使各國出口增加的產業獲益而進口增加的產業受害。而一國的出口是其他國家的進口，所以各國受益受害產業必傾向於不同。可見互零關稅不太可能在各國都是抵銷肺炎的傷害。
張五常先生這麼推薦互零關稅，依他相關的另一篇演說（2019年12月10日在深圳講話），似是因為他認為自由貿易的利益極大，而他的兩個證據是香港在戰後及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的快速發展。但這兩個快速發展主要乃是他在演講中也提到的「國際要素價格均等化」作用所造成。依學理和事實，進口這兩地產品的較高所得國家之勞工，其實很可能是受害而以失業或薪資下降付出代價的（請參閱《看》雜誌第90期，〈國際貿易自由化副作用也不小〉；《看》雜誌第53期，〈「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在說什麼？〉）。換言之，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若沒有好的配套，並不見得每個國家及各階層都會獲利。這也是近幾年全球化飽受批評的主要原因。
全球關稅早就不高
但張五常先生以為簡單的互零關稅就有驚天動地的好處，而說：「我們沒有見過一個領導人像習先生今天那樣，有機會憑推出舉世零關稅那麼震撼，那麼對舉世有貢獻，又是不那麼困難的項目，而能把自己的名字寫進史書去⋯⋯我不羡慕習先生的工作，但羡慕他的機會⋯⋯人類文化歷史數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國有機會促成舉世零關稅的發展。如果成功，不僅中國自己有大利可圖，整個地球的貧苦人家的生活都會改進了。」這種話出自大學者之口，有點讓我驚訝。
其實調降關稅不是現在才有，1960年代的「甘迺迪回合談判」在那關稅甚高的年代使工業國家關稅下降了約35%。1970年代的「東京回合談判」使關稅再次下降，並要求降低非關稅貿易障礙。1971年開始的「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簡稱GSP），更讓已開發國家可對許多開發中國家產品免除關稅。這些措施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有極大的貢獻。目前大多數關稅已很低，中國平均關稅率在1992年為43%，1997年17%，2008年降到9.8%，目前不算對美國的報復關稅，約只有7%，用貿易值加權的平均關稅率2015年已降到4.4%，先進國家的關稅率通常更低。所以去除這些關稅而不談目前更嚴重的非關稅貿易障礙，不只如前所述不恰當，零關稅的貢獻更難和以前大幅降稅相比。
張五常先生和某報主筆不了解事實和正確的學理，把互零關稅以及中國和習近平先生因而可能得到的地位吹捧得這麼高，習近平先生也許很高興。但習先生若要偉大，更該去除的是各種非關稅貿易障礙及不公平政策。而廢除這些不公平政策，將會使中國目前的生產及特權結構地動山搖，國本和黨本也會動搖，習先生要勇敢一點才敢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