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統馬英九已在2015年放棄核四，但最近又有不少人強力主張要再增加核電。要不要核電已爭議幾十年，考慮過的因素很多，但最近的爭論中有些人似乎忘了某些要考慮的因素，而太依賴成本的高低來支持其主張。本文想提醒大家，企業、核電、國家以及人類社會的各種決策，都有不少重要的因素或層面必須考慮，安全問題尤其重要，金錢上的成本只是因素之一。
核電是否夠安全？
最近擁核者最主要的理由是它的低成本，而反核者則說這低成本低估了核廢料處理、核電廠除役、興建期間的不確定性，以及原料成本的可能變化等等。這些爭議在當年前總統陳水扁要廢核四時，以及在國際上都有大量爭論，本文沒有能力也不想去說誰對誰錯，因為陳前總統的廢核四及馬前總統的停核四，以及國外的很多案例，不用核電的主要原因多是安全，而部分因成本太高而停役的核電廠則以事實顯示，現實上核電廠在成本面並不一定像擁核者說的那樣具絕對優勢。所以成本雖然該好好估算，但安全問題必須花更多精神去討論。
可惜最近有些擁核的人對安全問題相當輕忽。有人說核電技術一直在進步，所以現在已比以前安全。但現在比以前安全並不表示現在已夠安全。有人說我們的核電廠用了40年，安全表現很好，所以沒有問題可以延役。但福島出事之前也安全用了近40年。開車40年不曾出事的司機也不保證一定不出車禍。有人則以權威的姿態不用任何理由、證據就說核電廠堅如磐石。1986年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後，時任美國總統雷根感傷地告訴人民，再進步的技術都有風險，不要以為人定勝天。面對重大安全問題，我們要謙卑一點。
核電廠要是那麼好又安全，為何世界上仍有那麼多核電廠停役或除役？為什麼大家要努力研發更新的技術？有人以未來核電技術可以很安全來擁核，但那是未來的可能性，等新技術出來且安全性確立，我們再來談要不要用仍不遲，不是用未來可能的技術來說現在的技術，甚至說現有的電廠絕對安全。現在要用核電，就必須討論現有技術及電廠的安全性，現在核廢料處理的能力和安全性，而不是拿未來可能的技術發展來主張現在的東西沒有問題。
如果各種科技都不能說絕對安全，那我們是不是不要任何新科技？那倒不是，安全和成本或其他利益是可以有些替代性的。為了降低成本，我們常可犧牲一點安全，例如開差一點或快一點的車。核電和其他電廠或技術也是這樣。只因為有安全顧慮或成本較低，就主張一定不要或一定要核電，都是不正確的。正確的做法是要先把成本和安全性做更精確的評估，再決定要不要犧牲那種安全來換取多少成本下降。
核電廠出大事機率很小而損失極大
依這道理，因低成本而擁核的人把反核的人說成是意識形態是不正確的，要求適度安全是基本人權的合理要求，要討論的是要多安全，而不是不必管安全。在一些擁核者的心裡可能認為核電廠出大事的機率非常小，因此可以忽略。但這是賭博冒險的想法。那些被主張機率很小的事件造成之損失可能很大而使損失的期待值仍然非常大，所以不能隨便忽略。例如：大樂透和威力彩中頭獎的機率非常小，分別只有1,398萬分之1及2,209萬分之1，但因為獎額大，很多人還是為了中獎的期待值去買，頭獎獎金變愈大時，期待值愈大因而愈多人要去買。由此可見小機率是不能忽視的。
機率很小而損失極大的情況叫做「尾部風險」（Tail Risk），意指損失金額的機率分配通常到數字很大，也就是很右尾時，機率可能變得很小，因此易被人忽略。曾任印度央行總裁的名經濟學家拉姜（R. G. Rajan）說，人們忽略尾部風險，以為那種事情幾乎不可能發生，乃是世界上會出現重大金融風暴的重要原因。核電問題不可犯類似錯誤。所以我們必須正視出事的機率和損失。
有些擁核者雖然忽視或用權威的態度說沒有發生重大事件的風險，但全球僅400多座核電反應爐，近40年卻已有車諾比和福島等9次爐心融毀的災變，40年內出事的比例約達五十分之一。由這實際出事的比例來看，忽視發生重大災變之機率是很不科學和理性的。有些人會說，災變後已做技術調整，所以已經變得安全。但出事前專家也是說安全，因為事件常是發生在事前未注意到的地方，或者是人為疏失，或者是天災。而這些因素我們並無力解決，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忽視發生重大問題的可能性是不客觀、不科學的，甚至像是出自意識形態的主張。
▲核電災害風險小但損失巨大。尤其台灣地狹人稠，損失更大。Adobe Stock
台灣核電在大都會中世界少有
出事的風險既然存在而不能忽視，另一個要考慮的是它會造成的損失有多大，而這與大小和地理位置有關。若在荒野或大沙漠中，損失會小一點，若在大都市中則損失會很慘重。台灣人口密度幾乎世界第一，核一、二、四靠近首都和大都會的程度世界上少有。若像福島核災那樣撤退30公里，北部核電廠出事時基隆市、台北市和新北市有幾百萬人要撤離，但要撤去那裡？會不會有住更遠的人也想逃？若核災是因地震天災引起，道路橋梁也可能受損，且有油、電供應中斷等等複合式災害，那種逃難景象，大家要不要想像一下？
台北市最近有人要撒10萬元鈔票都差一點造成推擠的災難。福島核災時美國海軍後撤達200公里。若在台灣，那幾乎就像是棄國了。大家應該算一下福島核災後，日本包括產品難賣和地價下跌在內有多少損失。若是大台北房價因核災而下跌，不只很多人損失慘重，很可能會造成金融風暴。這種重大的傷害，機率再小都不宜隨便嘗試，何況依歷史統計，其機率不是那麼小。
台灣核電「尾部風險」大且不易降低
為了降低這尾部風險，使用核電廠的國家多把核電廠設在地理較安全的地方以降低出事的機率，也設在人口及建設較少的地方以降低萬一出事時的損失。而台灣在這兩方面都有較大的困難，我們是在地震和斷層多的不穩定海島上，我們人口又特別密集，所以尾部風險較大而不易降低。而烏俄戰爭中俄羅斯輕易就占領札波羅熱（Zaporizhzhia）核電廠，並使歐洲各國擔心核電廠被破壞造成災害的情況，也提醒我們核電廠在衝突中被人攻擊、占領，並拿來做威脅的可能性。我們的尾部風險比一般國家大很多。
了解上述尾部風險機率不小而可能損失極大的人，大概就會直接拒絕核電，這是基於國家人民預期損失大到超過現在低電價利益而做的決定，而不是擁核者所指責的意識形態或神主牌。若有人仍可能認為現在電價和成本的下降比較實在，那他們也該比較這尾部風險損失的期待值及現在低電價利益的大小再做主張，而不是因低電價而否定風險的存在。
執政者「不准人民恐懼」？
而由於這些風險、成本和利益都無法精確評估，核災損害的大小也不能全用金錢估算。有人把人命的死傷和逃難的痛苦看得比較嚴重，有人把生產成本看得比較重要，大家對國家興亡的看法也不相同。因此各種成本和風險的估算都難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結論。在民主社會，這就只能由民主的方法做決定，而不是只由發電成本，或只由尾部風險來做決定。
39年前仍是威權時代。政府在談興建核四時，某部長威權地說現在是專家政治的時代，有外籍專家說我國應該興建核四，所以應該興建。當時我就在《自立晚報》 （1985年4月13日）以〈專家政治的限度〉為題撰文，指出人民有不同目的，所以專家不能替人民做選擇，這種事情要依民主程序來決定的道理。但近40年了，有些擁核者還是以高高在上的專家姿態在擁核，而忽視人民的想法。在民主政治中，即使人民的恐懼是錯誤的，專家也只能盡力用科學和道理說明及說服人民不必恐懼，而不是隨便否定人民恐懼之情況的存在，甚至不准人民恐懼。何況如上所述，人民的恐懼是有依據和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