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希腊等国家先后出现财政危机而重伤其形象与经济，我国也面临税收不足及政府负债太多的问题而令人担心。有鉴于财政的困难，前副总统萧万长先生不久前提出了废除两税合一制的主张，也有立法委员呼应要提出修法。中央研究院也组「税制改革建议委员会」，想找出一套可长可久的税制蓝图。但若要成功改善我国财政，除了要能提出可得到社会共识且政府敢执行的方案之外，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对方案之效果的正确评估可能更为重要。
我国过去对税制改革效益之评估可说做得很糟，因此犯了很多错并造成很多伤害。例如财政部推动两税合一时主张税收损失很小，而客观来看，税收损失却会很大，但财政部和政府却一意孤行强势推动。如今税收果然损失惨重危及财政，连当年的行政院长都出来主张废除两税合一，可见错误的税收和效益评估危害有多大。
从两税合一到证所税
十多年来的税改成效如何？
1996年政府开始推动两税合一时，我曾写很多篇文章提醒政府其中的问题。我曾在1996年10月11日和1997年6月8日在《经济日报》的社论，以及1997年6月22日在《工商时报》的专论等多篇文章中，指出税收的损失远大于财政部的估计，并指责财政部未对外界的质疑提出令人满意的答复。我曾要求财政部提出估计税收损失的方法及改制对未来十年税收的影响，但财政部却不检讨说明。16年后的今天，一般认为两税合一造成的税收损失，很可能和当年批评者所说的差不多，每年可高达千亿，这也可说是近年政府税收不足、财政恶化的首要原因，所以萧前副总统才说该废。然而财政部仍不愿提供税收实际损失的精确数据给人民。
两税合一的目的是要鼓励投资，而当时我也质疑政策中对保留盈余加课10%税的做法可能妨碍企业的储蓄和投资，但一样没得到合理的响应。而两税合一以来我国的投资意愿并未见增加，投资占GDP的比例实际上是减少的，但政府也未严谨分析当时促进投资的目的是否有效。
同样以促进投资为目的的还有2009年营所税率的大幅下降，以及遗赠税率的调降，但税率下降以来我国的实质投资却一直低于2007年。而这项减税对税收的影响当时也未曾有详细可靠的评估。其它如最低税负制和奢侈税等政策，推动之时所说的税收及其它效益也都远高于事后的实际成效。证所税由前年在争议中强势订定到去年又在争议中匆促修改，也明白显示其中不只是对税收，对股市和投资也都没有可靠的评估。20多年前那次订定之后又不能真正执行的证所税，也是税改未仔细评估的经典。
这些例子显示，我国过去的税改常常缺乏对税收及其它影响的仔细评估，更别说客观评估。税改常是以一些理念、口号、甚至选票目的做为推动的力量。而由于财税资料多由政府掌握，除了少数人之外，一般学者和研究机构甚至拿不到研究所需之资料，因此也很难提出有力的不同意见。中研院要研究税改值得鼓励，希望参与者自己先检讨在前述评估错误或出问题的税改时，他们为何无法提出正确的评估和反对意见，以确定这次他们有办法做出正确的评估而不会再犯错。
8.593%营业税率
可收GDP 11.85%之效？
不过去（2013）年12月27日某位中研院院士及「赋税改革委员会」顾问的文章，却让我不敢太乐观。该院士有令人敬仰之学术成就，本文不是要批评他个人，所以不提其姓名，仅指出其主张之错误，以提醒国人税改不能太草率。该院士主张用营业税来代替个人所得税、产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依他的推算，只要8.593%的营业税率即可收到GDP之11.85%的税收，也就是2012年我国的全部税收。在他看来这营业税不只简便而可取代其它的税目，而且可增加经济成长。但这么好的东西通常值得怀疑，实际上院士的主张是不正确的。
他没注意到我国现在已有5%的营业税，其税收却只有GDP的1.9%，岂可能税率提高到8.593%就可收到GDP的11.85%？他得到那么高税收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实务上不少消费项目如教育、医疗、和自用住宅的设算房租是不课营业税的，另一则是他的营业税和通用的定义并不相同。后一项差异不只是主要差异的原因，而且会使他主张的税制根本不具通常之营业税的方便和提高经济成长率等利益。
通用也是我国现行的是加值型营业税，在每个生产阶段或对每个企业都只对其附加价值而不对其原材料课税，所有阶段加在一起就等于是只对消费时的价格课一次税。但该院士的营业税除了对消费时的价格课税之外，也要对各企业资本报酬之外的成本课税。他推算的税收会较多，就是因为对成本另外课税且重复课税而来。而这差异不只使他的主张失去通常营业税的好处，还会造成甚大伤害。
对成本课税的第一个缺点是提高企业成本而降低出口竞争力。现行加值型营业税不对出口品课税，生产过程中已纳的税可退还出口厂商，因此对出口竞争力有利。但院士的设计中并无出口退税，所以会降低出口竞争力，也不利于投资意愿和经济成长。
院士税制的第二个缺点是会重复课税，而不当地扭曲产业方向及生产方式。他的设计是对每家企业资本报酬之外的成本课税，因此企业由其它企业买进之原料零件又要再被课一次税。如果产品像目前的实际情况那样，辗转在多家企业多次加工，则上游生产过程的成本将会被课很多次税。这样重复课税就是他只用8.593%的税率就可以收到GDP之11.85%税收的原因。
重复课税不只有失公平，也使企业为了降低税负而不愿采用较有效率的厂商间垂直分工，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迂回生产。重复课税也使愈上游的产业被课愈多税而不愿在我国投资生产。院士不对资本报酬课税的主张不只政治上可能太不公平而无法被接受，偏向对薪资课税也会使企业选择较资本密集的产业和生产方式，而减少创造就业。此外，因为是对成本课税，厂商若和上游勾结低报成本也就是上游售价，则双方都可以逃税。这也和现行营业税成本愈高则税愈低，因而可上下游相互牵制勾稽而防逃税的功能相反。
上述分析显示，院士提的税制不只不是通常的营业税，实际上也和通常之营业税的利益背道而驰，但极有学问的院士却仍会不察其差异，不察其估计税收的来源，而以通常之营业税的优点来鼓吹他提出之不正确建议。如果主政者和人民迷信权威，竟采用了这样的建议，那国家又会遭到一次乱改税制的损失。所以我希望参与税改的专家和有权人士更虚心努力研究其各种主张的效益，不要随便说随便改。我也希望财政部能提供充分的信息，让要研究和批评税改之效益的人能得到更精确的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