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也许会问：如果不是韶关的「蝴蝶」（韶关旭日玩具厂）搧动了翅膀（发生维、汉工人冲突），会有新疆乌鲁木齐7月5日那场死伤惨重的民族冲突与中共的血腥镇压吗？
如果对新疆问题有较深的了解，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地提出问题。但《华盛顿邮报》7月15日发表一篇〈中国族裔纠纷源自劳务项目〉，认为中国政府在新疆推出的劳务输出计划，就是中国汉维纠纷的起源。
中国政府在新疆推出的劳务输出计划确实是强迫性质的「政治任务」，也确实是这次乌鲁木齐骚乱的导火线。但问题是新疆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即使不是「韶关事件」，也会有别的事件作为导火线。如果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自2008年3月西藏骚乱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的道义同情以后，新疆各地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抗议事件发生，只是从未像今年「7.5事件」这样让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大打折扣。
新疆的民族问题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要深究造成民族矛盾的原因，则必须检讨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我曾于1999年与2000年的夏天两度去过新疆，其中有一次正好是知名维族领袖热比娅被捕之后不久，维汉矛盾与疆独问题那时正是新疆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群体热议的话题，加之我有心了解，因此对维汉矛盾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认识。
1. 根源：失败的「超民族政府」，脆弱的三角政治关系
应该说，中共政府自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在努力扮演「超民族政府」这一角色。如果要勾勒自1950年代以来新疆的维汉关系，用「维汉两极」描绘其实并不准确──尽管这是新疆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心目中的维汉关系。用「三角关系」来描绘可能更适当一些。
中共政府是三角形的顶端，维汉两族则算是三角形下端的两只角。客观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维、回、苗、彝等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在内），中共政府一直在努力扮演着「超民族的政府」、「各族共和的政府」这一角色，并采取了一系列被汉族人称之为「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政治上怀柔、经济上优惠。高考（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招生，少数民族考生比汉族考生的录取线要低得多；计划生育政策只用于汉族，并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在涉及到汉人与少数民族冲突时，汉人受到的惩罚严重得多，少数民族人士惩罚极轻甚至不受惩罚。上世纪70年代本人被下放到湘西修铁路时，同去的知青与当地苗族人发生冲突最后暴力相向，虽然事件起因责任并不在汉人知青，但最后却有几人被判死刑，而苗人基本是「教育」了事，最严重是拘留──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原则如此，在新疆、西藏等地，地方当局处理民族矛盾基本也按如此方略办理。
在各少数民族眼中，中共当局是「汉人的政府」。但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汉人并不这样认为，对这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颇有怨言，许多人只要血缘中有一点少数民族血统，想方设法都要让自己成为少数族人，好享受那招工、招生、参军（包括复员转业后的安排）、提干（提拔当干部）的优惠。这是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常见之事，任何人都无法否定。
中共政府对汉人严厉、对少数民族怀柔并非无因。在中国政府眼中，汉人是「家奴」，怎么对待都不会产生「外心」；但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并非「免费午餐」，而是要其归化驯服，接受中共领导。这在中共眼中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少数民族有提出高度自治或者独立主张的苗头，北京政府就会认为这是对中共权威的严重挑战，一律报之以武力镇压。多年来，处理西藏、新疆问题莫不如此。
就事实而论，中国当局在处理新疆、西藏时的暴力手法，与其处理中国国内社会反抗时的手法并无不同，都是暴力镇压与污名化宣传──可做比较的，远有「六四事件」，近有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在以「超民族政府」自居的中共当局眼中，西藏、新疆都是自家土地，怎么处理都是「内政」，何需外人「吃饱了饭没事干，来指手划脚」？但在国际社会眼中，这却是族群冲突。因此除了「六四事件」那种大规模屠杀之外，国际社会很少一致指责中共处理汉人居住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暴力，但对西藏、新疆发生的暴力镇压却关注得多。
2. 矛盾：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甚么换不来安定？
新疆的民族矛盾，源头之一应是中共政府持续不断地大规模移民。
直至民国时代，新疆汉人的比例极低。公认的看法是：截至1949年，新疆400万人口中，维族约占75%，而汉人在5%左右。鲍大可《中国西部四十年》中的估算高一点，1948年时，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6%。由于新疆与苏联关系甚大，刘少奇1949年6月26日至8月14日出访苏联时，斯大林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往新疆移民，将汉人的比例提高到30%。此后中国政府新疆设置建设兵团安置军人，并在内地动员不少青年奔赴边疆「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汉族人口剧增。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疆人口剧增到727万，其中汉族占31.9%。此后一直稳定在30%～40%之间，历次人口普查结果分别为：1982年40.4%，1990年37.6%；2000年40.6%。2000年中国政府号召「西部大开发」以后，更多的汉人涌进新疆。
毛时代的新疆并无独立之念。有「王剃头」之称的王震的「铁腕治疆」行之于前，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继之于后，这一张一驰的文武之道，使新疆在80年代以前维持了平静。「改革」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维吾尔族的多年积怨开始释放，南疆等地要求独立的声音开始出现。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实施了安抚性的「新疆六条」，要求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与此同时还实行「三少一宽」，即少数民族犯罪少抓、少捕、少判，量刑从宽。由于这一政策并非建立在尊重国民权利与民族自主自决这一基础之上，而是以主子「恩赐」的优惠形式出现，并不能换来当地少数民族的感恩。而新疆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受歧视感则甚为强烈。中国其他地区人民只要设身处地想，可能也体会得到新疆汉人移民那种感觉。
归纳起来，维族人的不满有下面这些：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属于我们（这也是「疆独」的法理依据）。凭甚么不断让汉人大规模迁到我们的家园里来？凭甚么将我们的生存之地当作核试验基地？凭甚么将我们地下的石油源源不断、几乎是无偿地输送到汉人那里？──维族人对新疆成为核试验基地之事一直耿耿于怀，1985年我在上海，就曾亲见在上海各院校进修的维族干部在南京东路游行抗议，目的是到外滩的上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静坐。
对于那些被政府与汉人视为优惠政策的，比如少数民族不需实行计划生育，维族人的想法很质朴：你们汉人要管就管住自己好了。我们的孩子是真主赐给我们的，想生多少都是真主的旨意，又何需你们当作优惠赐给我们？关于工作语言使用汉语的规定，维族人认为，你们汉人会说汉语是生下来就会的事情，而我们花很大气力学习之后，还是不如你们，这使维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完全沦入仰汉人鼻息生存的可怜境地。
在维族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中，维族人处于政治弱势，不满日甚。但这种不满的实际倾泄对象，却不是那强势的「汉人政府」，而是处于弱势的新疆汉族移民──在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中，维族人在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处于相对强势。人们会留心到一个事实：在中国国内各大中城市都有维族人在当地做生意，但城管部门对他们态度却与对汉人完全不同。城管对汉人的违章摆卖经常是无情横扫，棍棒相向；但对维族人的违章摆卖要客气得多。当年深圳市发生一起维吾尔族人做霸王生意而引起的冲突，深圳市政府就采取了息事宁人之策。我当时曾与一位官员讨论过这种处理不仅会引起民族冲突，也会导致维族人的商德堕落。这位官员表示他个人同意我的看法，但认为这是中央政策，下级官吏无权评议这等有关民族团结的大政。
大量移民的进入，还给新疆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致命的灾难。近30年间，新疆死亡的河流多达100多条。罗布泊曾经是一个面积2万平方公里的巨大湖泊，随着孔雀河等河流的干涸断流，1972年这个巨大湖泊终于死亡。新疆石河子的大规模屯垦，造成了玛纳斯河断流干涸。黑河是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内陆河之一，随着黑河下游的断流干涸，居延海也随之死亡。西部的其他河流与湖泊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断流四分之一，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十分之一，从一条大江大河变成了一条水渠。
3. 冲突：市场化竞争中维吾尔族为何渐成劣势？
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因改革而进一步激化。那「三个60%」（招工、招兵、招生让少数民族占60%）只能靠计划经济才能实行，而经济的市场化彻底动摇了过去中央政府实行的那些少数民族保护政策的有效性。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活动与中国内地日益的一体化（市场化的另一个结果），当地少数民族无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创业、市场开拓方面，都面临挟内地优势的汉族新移民的挤压。中共当局的愚昧就在于，天变而道不变，新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和发展明显受到市场化的挤压和排挤，而中央政府却依然遵循着60年前的治疆政策，面对日益深化的民族矛盾束手无策，维持不下去了便一味镇压，又回到了当年「王剃头」入疆时的作法。
以劳务政策为例，维吾尔人并不喜欢外出做工，而广东等沿海地区也并不真正需要维吾尔族劳工，因为无论在技能上还是勤劳上，维人与汉人相比都不具有优势。也并非维人不想进入本地工业部门做工，新疆的能源产业很多，石油、煤矿、天然气，修路等等，都需要劳动力。但在市场化条件下，各企业招工不再由政府决定，「三个60%」已经无法落实，新疆一些招工启事，往往写着「只招汉人」，「限招汉人」。这里既有语言障碍，许多维吾尔族人不会讲汉语，管理有困难。但另外一个因素也必须考虑。从企业的角度来考虑有其道理，汉人劳工听话、驯服，虽然拿低工资，也愿意干牛马活，企业违反劳工保护的规定也不涉及民族矛盾；但维吾尔族就不一样了，一来没汉人这么愿意下苦力，管理过严会引起反抗，沾上民族矛盾──同样道理，中国在非洲、中东等地的企业也愿意不远万里从中国带来劳工，而不愿意聘用当地劳工。非洲人的埋怨是：过去的殖民者来我们这里，他们只从事管理工作，劳务工作还是留给本地人，至少本地住民还能沾上就业的光。而中国人来这里，从管理工作到劳务工全是自己占了。因此非洲时常发生袭击中国企业的事情。而新疆人的埋怨也如此，新疆的人无法搭经济发展这趟便车。
新疆当地往中国内地强派劳工，就是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特别是南疆地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一位叫做海来特‧尼亚孜的维族记者在其博客日志上写了篇文章，他说自己从1983年至2000年间，每年都要在南疆三个地州采访和工作两、三个月，足迹遍及这23个县市的一百多个乡镇和上千个村子，接触过无数社会最底层的乞丐、佃农、农民、牧民和手工作坊的徒工，采访过几百名各族从基层乡村干部到地县级领导。这三个地州总人口目前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基本上从事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农牧业资源丰富，粮食、棉花、油菜及林果业产量在全区名列前茅。但是农牧业生产受到人多地少和水资源的严重束缚，外加国家资金、政策和技术投入少，自解放以来遭受的所谓「土改」、「三反五反」、「社教」和「文革」等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使普通干部群众的国家归属认可程度下滑到了最低点，形成了解放后南疆三地州「疆独」势力得以产生的温床。
近年来「反分（裂）打恐（怖势力）」的维稳工作扩大化，经济没得到发展，更使当地老百姓穷困潦倒，正常合理的民意诉求渠道被堵死，民怨鼎沸，危机四伏。加之干部腐败无能，造成了老百姓与政府干部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关系，干群鸿沟越来越深，如此恶性循环，终于使当地的政府决策者发现，南疆三地州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已经到了非「泄洪减压」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乎，从速合理分流南疆三地州15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政策出台了。这种「分流剩余劳动力」的方式是强制推行的，如果维人青年不去，就将其父母抓起来，或者罚款。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在广东韶关的一名新疆女工的哥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妹妹本来不想去韶关打工，但迫于要交2,000元人民币罚款的压力，只能背井离乡。
但外出打工者遭遇到的事情让维族青年很失望：雇用厂家拖欠工资、不按规定支付报酬的加班现象、个别打工妹受到某些管理人员性骚扰的情况也偶有发生。据「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说，许多维族男青年本来不想外出打工，为了保护他们的恋人只好外出。
平心而论，维吾尔族外出打工的青年们所遭遇到的种种不公，其实是中国汉族农民工每天都在经历的「正常遭遇」。而韶关旭日玩具厂因为是位积极响应中央政策的香港老板，他的工厂里，维族工人待遇高于汉族工人。但是，汉人几百年以来都面临人口压力，为了谋生，各地方的人都因地利外出谋生，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漂台湾，足迹遍天下。维吾尔族人则生活在那块热土上，自有其生活方式，无需像汉人那样狼奔豕突。汉人的忍辱负重，在维人那里并非天生应该承受之事。
中共在新疆、西藏遇到的麻烦，其实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民族问题困境。与前苏联相似，一个用政治专制箍圈成的多民族社会，只能靠计划经济维持；只要计划经济式微，经济的自由化必然拉大地区差距而导致政治社会冲突。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数个民族混合居住，却很少有哪个民主国家面对民族问题有这么大的困境。中共喜欢用「中国特色」这个词来遮掩共产党专制的实质，可以说，民族矛盾困境正是这个「中国特色」难以逃避的一个组成部分。
4. 危机：新疆问题是个死结
最近30年，中共面对日甚一日的西藏新疆问题，其实始终无能为力，左支右绌。眼见新疆局势趋于恶化，老一代面临退休的援疆干部大都有危机感，许多人纷纷为大学毕业后有机会留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子女交一笔「出疆费」，换取子女离开新疆的自由，让他们到内地去安身立命。
更糟糕的是，中共自以为，帮助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与汉族「同化」，就能缓解民族矛盾，改善少数民族青年一代的处境。比如，通过加强汉语教学地位，变相取消维吾尔语教学（这事情有两个版本，「北京版」说未曾取消；而「维吾尔族版」则认为事实上已经取消中小学的维语教学）；为了消解疆独的社会基础，用下派政治任务的方式将维族青年半强迫地送至内地打工；在「西部大开发」的口号下，让汉人大量自愿赴疆。殊不知，这些作法恰恰加深了许多维吾尔人的民族危机感，让他们从经济、人口、文化等多个层面体会到了本民族的生存困境。
6月底韶关发生的骚乱事件，起因到底是发生了强奸案件还是汉族女青工的一声尖叫，迄今仍是悬案。不管实情如何，都表明了一点，中国这个「各民族共和」的「和谐社会」非常脆弱，尤其是维汉关系（确切地说是「超民族政府」与维族的关系）已经脆弱到一触即溃、不堪一击的程度。
在西藏与新疆两地的「独立」问题上，西藏声势大，但对中国政府的威胁相对要弱。原因如下，第一，藏传佛教讲忍受，信徒柔弱自持；伊斯兰教尚武，疆独的两个东突组织成员有一些就是基地组织成员；第二，西藏有个全西藏尊奉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他近年来已经明确主张高度自治，走和平谈判之路，这对藏独使用暴力多少起点遏止作用；但「疆独」并非如此，激进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从来就主张独立，即使相对温和一点的世界维吾尔大会，其发言人迪里夏提仅仅只表示大会「不支持、不鼓励、不行使武装战争来争取新疆独立，而且大会一直提倡以非暴力进行抗争」，并不讳言寻求新疆独立仍然是世维大会的目标。这样一来，疆独组织与中共政府之间就处于绝对对立地位，毫无通融余地。因为无论是共产党政府还是其他任何性质的中国政府，除了丧失控制能力之外，不可能接受新疆独立这一结果。
中国政府谴责「海外势力操纵」之说，目的是想在国际社会赢得一些同情分数。不过这一招其实于事无补。如果中共还能够冷静看待局势，就应该承认现实：此次新疆事件多少扭转了自911以来「疆独」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地位。从2008年以来，西藏问题吸引了全球眼光，国际社会倾注了大把同情。新疆维族虽然不甘落后，不断发动了各种反抗活动，但一来是美国将东突两组织视为恐怖组织，不予支持；二是其他国家也因考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对「疆独」甚至世界维吾尔族大会保持距离。所以维人虽然前仆后继地付出了不少生命，但他们的政治诉求活动却未能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的空间。
7月5日的新疆事件却使他们大大拓展了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一向与中共保持友好关系的土耳其政府公开出面为维吾尔族站台，世界各地亦发生了不少支持新疆维人的抗议活动。连日本这种一向不以中国人权状态为念的国家，都在7月9日的中日两国第五届人权对话中提到新疆问题。
对于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件比较尴尬的事情，原来只需要应付支持西藏的国际压力，现在还增加了同情新疆的国际压力。更严重的是，西藏在国际社会获得的活动空间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而疆独的国际活动空间一扩大，就不免与基地组织的活动挂钩，获得的支持就是武器与武力支持。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已经威胁说将对中国发动攻击。还有基地组织放话，称将对付中国在海外的机构与外派人员。更何况新疆的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假如基地组织派员进疆，内有南疆的疆独势力接应，这一点确实使中共防不胜防。
中共深感丢脸的是：它的少数民族政策是花钱未能买来安定，反而招致极大怨恨，其政治向心力甚至不如疲弱的民国政府。以中共的政治禀赋，它很难明白，民族和谐是建立在国家对国民权利的普遍尊重与真正的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上，而不是依靠掌权者厚此薄彼的恩赐。对于自掌权以来就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的中共政府来说，目前除了诉诸暴力镇压之外，似乎已经找不到其他良策来化解民族矛盾。值得同情的是新疆的汉人移民，正常情况下，他们承受着来自政府那种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政策；冲突中，他们因为手无寸铁与处于弱势，往往又成为民族矛盾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