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大家都知道经济是个分工合作的体系，分工合作整体而言带给人们庞大的利益，几乎没有人可自外于经济体系的分工。国际贸易也是一种由学理证明对相关各国整体而言有利的重要的分工合作，所以两岸经贸往来当然在经济上也应该是种互利的分工合作，长期以来很多人士也因此主张两岸在产业发展上要分工合作。但「贸易往来」或买卖上的分工合作和「产业发展」的合作其实并非同一件事，一般人抓住前一种合作的利益就主张要有后一种的合作，乃是对学理的误解。最近红色生产链对台湾的威胁浮现，总算有更多人觉悟到两岸发展分工的谬误和风险。
经济学理上说的分工合作之利益，乃是静态买卖或交易上的利益，也就是在双方的能力和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互买卖合作通常可以提高双方的利益。但这分工合作会如何改变双方的能力和其它条件，从而会如何改变双方未来的利益，则经济学理并未多做说明或证明。很多人可能是基于对学理了解的不足，或者是对中国有特别的感情或期待，因此即使在红色生产链对我们的威胁和伤害已很清楚之后，仍有鼓吹两岸的产业合作，甚至提出各种加入红色生产链的主张。
短视的人看见合作
远见的人看见竞争
红色供应链并不是最近才忽然出现，它是过去二十多年逐步发展出来的。二十多年来台湾和其它国家的一些生产逐渐移到中国，而形成目前的红色生产链。二十多年来台湾很多人以为两岸产业有很多合作机会，处于合作状态。但事实上，两岸是处于短期台湾上游和中国下游产业相互合作，而长期中国未来上游产业和台湾上游产业竞争并加以取代的动态过程。人们若短视就只看到合作，而较有远见就会看到竞争。
例如台湾的成衣到中国设厂，取代了台湾成衣出口，但回台采购布料，形成台湾布料产业与中国成衣产业之合作。但当中国成衣产业相对变大或中国采取某些贸易障碍或奖励之后，台湾出口到中国的布料就和中国可能生产的布料形成竞争，台湾的布料厂可能会被迫逐渐搬去中国，但回台采购纤维。于是原本双方成衣和布料的合作，变成布料和布料的竞争及布料和纤维的合作。然后纤维也要搬去，变成纤维和石化原料的合作。在整个生产链搬完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某阶段的合作，以及不断向上发展的竞争替代。但很多人未注意到竞争替代这部分，直到去年才惊觉两岸不是合作而是竞争。
我和台经院早在1994年就指出台湾产品大量被中国取代的事实（《制造业研究与升级指针之发布》，台经院，1994）。1988到1993年间，台湾对日本的出口被东亚开发中国家取代的金额约达当时台湾对日出口金额的46.15%，其中被中国取代的约占八成即36.83%。后续的研究也显示这替代不只继续增加，而且向较高级的产品发展（Pochih Chen, “The Substitution among the Exports of Taiwa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o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7, no.2, 2008, pp.1~31）。所以中国生产链对台湾出口的竞争和替代早就一直在发生。
1997年我向政府提出的戒急用忍政策研究报告（《建立与大陆投资警戒指标之可行性》，经济部，1997）即指出：「随着到大陆投资的增加以及大陆本身的发展，在大陆下游的产业对中上游产品的需求逐渐变成一股把中上游产业吸引到大陆去的力量……如果某类产业因而在国内变得太小则可能妨碍这个产业及其中上游产业的规模经济，并降低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完整性而降低我国吸引其它投资的能力。」
1999年经建会的研究也警告大陆出口结构和台湾趋于相似及中国进行进口替代的现象（邱秀锦，《大陆出口结构变化之研究—兼论大陆出口对台湾产品之竞争威胁》，行政院经建会，1999）。经济部对台商的调查也早已显示台商回台采购比例大幅下降，而当地采购比例上升的事实。所以红色供应链的发展及两岸产品的竞争早已存在，台湾生产链早已逐渐移成红色生产链，并因而降低台湾的出口成长和出口品附加价值。而这些研究也早就指出两岸即使静态贸易往来可能有分工之利益，动态上对双方能力或优势的改变却可能对我们不利。
高估台湾利益
低估中国能力
各国想扩大自己的生产链是天经地义的事，台湾以前也有第二次进口替代政策及策略性产业政策，目的就是要发展自己的零组件和中上游产业，特别是取代进口的日本产品。我们不能乱怪中国发展红色供应链，只能检讨为何我们在已有种种研究指出之后，仍未能注意及时采取对策。
很多人会忽视中国逐渐取代我国产品之事实而继续鼓吹和中国合作，除了亲中国的意识形态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对中国利益的夸大和对中国人能力的低估。台湾人民长期被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之教育洗脑，所以会高估由中国可以得到的利益。我小时候一位校长说：「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只要每个人给我一根火柴，我就发财了。」我几十年后再想到说，为何每个中国人要给他一根火柴？若这么容易发财，不是很多人都会去向中国人要火柴？经济学指出，中国要是那么好赚钱，很多人都会去，相互竞争之下也就不一定能赚了。
于是，主张两岸积极合作的人又想出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台湾最了解中国，别人包括中国人自己都无法和我们竞争。某位已过世之大企业家则说，中国人比较老实，我们去中国投资可以掌握分工久一点，若去东南亚很快就会被当地人学去。在这种自我陶醉的想法下，近二十年前很多人主张要两岸分工，台湾生产资本密集、高价值、低污染的产品，劳力密集、低价值、高污染的产品则拿去中国生产。这种把别人当笨蛋的想法主导台湾的决策和舆论多年，别人不当笨蛋，台湾自己就成了笨蛋。
规规矩矩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才是面对全球竞争和红色生产链的正确策略，盲目想支配别人或以为加入别人不会被剥削支配，都是太天真的想法。Thinkstock
水平分工而非垂直分工
其实，即使不管两岸间独特的问题和谋略，想要在产业分工上主导或凌驾外国之上，本来就不是恰当的想法。早在尚没有两岸产业政策争议的1984年，前中央银行总裁梁国树教授受邀在「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研讨会」演讲，他即曾不改学者本色，不客气地说：「开会通知中指出『太平洋地区经济兼具互补性与相竞性，适合进行垂直分工』，不过，依笔者看来，如果过分强调不同产业的垂直或纵断分工……并不是初级产品或不熟练劳动密集的轻工业制品输出国所能接受。长期看来，如同欧市国家，区域合作应促进同一产业间（intraindustrial）的水平或横断面分工。」（梁国树，〈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构想与应有认识〉，一银月刊，30卷1期，1985年1月，PP.10~14 , 也收录于《梁国树先生论文集─国际贸易篇》，台北台湾大学与中央银行发行，2002年，PP.285~288）。
梁国树教授这样务实了解各国策略或公平看待各国的卓见，并未被其它人了解，因此1990年代台湾才会充斥着两岸不对等分工的主张。然而如梁国树教授所断言，中国绝不甘于这种合作。两岸上下游的合作早就发展成台湾上游产业不断搬去中国，台商回台采购比率不断下降的戏码，但直到最近政府却还在努力为两岸上下游产业合作搭桥。最近大家开始担心中国红色生产链把上中下游整碗端走的现象，正确的对策除了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抗议对方的不公平政策之外，梁国树教授三十年前就提出水平分工而非垂直分工的卓见，更是政府和企业界该努力的具体方向。
打不过就加入他们
vs.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各国都可能想扩大自己的生产链，中国有强烈霸权思想，当然更不会只想负责生产链低阶的部分。而中国也确有能力扩大其生产链，中国红色供应链有甚大的自然利益，不只因为它经济的规模大、有规模经济而且可以容下更多供应链，也因为其内部经济差异较大，而可使供应链中的不同段落都可以找到适合生产的地方（请参阅拙著，〈中国称霸世界的利基和策略〉，《看》杂志，65期）。中国另有个重大利基是政策的支持和不公平的竞争手段，这才是红色供应链对我们最重要的不当伤害。它会使我们的一些出口受到不公平竞争，也会使一些产业被迫外移中国，现在还会吸走一些人才甚至盗走技术。因此，为避免红色生产链不公平的伤害，我们应该集合台商的信息，透过两岸协商或WTO对各种可能伤害我国的不公平政策提出抗议。
面对红色生产链的扩大，我们打不过的生产链当然也可以选择加入，但不管红色生产链或美日控制的生产链，没有关键技术或角色的我国厂商都很难由其中得到高值的机会。这种事情我国已有很多经验，不宜再当主要的策略，只能是不得已时候的选择。「打不过就加入他们」是国内最近常听到的说法。照这说法，去非洲玩而遇到狮子时，可以加入他们，但那是「加到牠们的肚子里」。现在各种加入红色生产链和一带一路之类的主张，都要想想他们加入的是做为狮群的一部分，或者是加到狮子肚里。比这句话更正确的策略，也许是古老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台湾是个民主的小国，很难在重大产业建立自己完整的生产链来和大国、或和采取强力政府干预的国家硬碰硬竞争。有企业家就说，凡是中国政策要大力扶植的，我们很可能要避开。我国已有的重大产业当然不能轻言放弃，因此除了抗议竞争对手的各种不公平手段之外，我们也要在研发和投资等方面让这些大产业的发展得到合理的支持，并避免不合理的障碍。
新兴产业的发展，则应着重我国已有相当利基而能与人硬碰硬竞争，或规模较小而较不会引来大国正面冲突的产业，不要看国际上流行甚么我们就说要做甚么。只要我们有够多独特或者领先世界的新兴小产业，我们的经济就能发展，而且小产业中也会有一些逐渐发展而成为世界级的大产业。
规规矩矩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才是面对全球竞争和红色生产链的正确策略，盲目想支配别人或以为加入别人不会被剥削支配，都是太天真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