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辞典：何谓「德菲法」
「德菲法」也称「专家调查法」，是一种采用通讯方式将所需解决的问题分别发送到各个专家手中征询意见，然后回收汇总整理出综合意见，再将该综合意见和预测反馈给专家，再次征询意见，各专家依据综合意见修改自己原有的意见，然后再汇总……这样多次反复，逐步取得较一致的预测结果的决策方法。
2015年台湾经济成长表现，不足1%，犹如金融海啸再现。在全球经济「略见起色」，又适逢第三度政党轮替的2016年，台湾经济前景是否仍然不乐观？还是能盼到久违的「春燕」？
2015年台湾经济研究院在一项研究计划中，找来全台湾各智库、研究机构、产业协会、外商银行中的数十位专家，采用「德菲法」（Delphi Method）对台湾中长期经济成长的看法进行探讨，希望在专家多次的反复思考下，得出一致性的预测结果。这项调查的时间是从2015年年中进行到年底。结果，在第一轮时，专家们的意见有些歧异，第二轮之后，乐观者仅剩一人。这位与众不同的乐观者是现任台湾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龚明鑫。
由于台湾经济发展高度仰赖外贸，经济成长通常取决于外需，因此难以脱离全球经济大势走向。而2016年国际经济趋势，多数观察指标都预测美国稳健复苏，欧洲与日本将呈现平稳，但中国却是一大隐忧。而台湾的主要出口国正是中国大陆，因此龚明鑫坦言：「外在情势、趋势是悲观的没错，但是我也有乐观的理由。」
在悲观的局势下，为何会有乐观的期待？这应该是悲观多时的台湾民众所渴望知道的。以下是龚明鑫的剖析。
问：您如何看2016年的台湾经济？
龚：我先说普遍的看法，解释为甚么大家悲观。看台湾经济需要从全世界趋势去了解，因为台湾依赖国际经济比例是满高的。大家普遍认为2016年情况会比2015年好，但好不了多少。最健康的就属美国，稳健地走在复苏轨道上，而日本、欧洲虽然各有结构性的问题，不过看起来会比2015年稍微好一点点。就2016年来说，欧日至少对全球不会是扣分的。
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有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没有想象中乐观，虽然2015年经济成长率还是有6%多，但进口衰退的幅度高达15%以上。台湾对中国的出口衰退则是13%，台湾当然就很惨，因为我们有25%左右的出口到中国，加上香港则是39%。
不过，这不是台湾的问题，因为所有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都呈现大幅的衰退现象。也就是中国本身的经济，跟过去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进口。中国多数的进口是用于「来料加工」然后「再出口」，大多数是中间原物料或是零组件，较少进口消费品，因此这表示中国的出口情况也不好。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东协，尤其是比较先进的东协六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文莱），去年的进口衰退幅度也是百分之十几，出现与中国同样的情况。那么，这就几乎是整个亚洲的问题了。而台湾有39%的出口仰赖中国大陆（包括香港），有约两成的出口在东协六国，加起来占了几乎六成。也就是台湾的经贸活动跟亚洲绑得非常紧。台湾出口欧、美、日总共大概三成，但这些地方今年经济却是比较稳的。所以就外在情势上来说，今年台湾经济虽然会比去年好一些，但趋势上还是悲观的。
台湾的经济发展，过去高度仰赖外需，嵌在国际供应链，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供应链。Thinkstock
问：台湾为何如此仰赖亚洲的出口市场，尤其是中国？
龚：因为过去在亚洲地区建立了一个供应链关系，由亚洲四小龙做为串连者，担任串起「先进国家市场」与「开发中国家生产基地」的角色。当先进市场需求增加时，亚洲四小龙是第一个接到订单，然后做供应链的分配，所以会最先好，享受到整合亚洲供应链体系的生产利益。
台湾的经济发展，过去就高度仰赖外需，嵌在国际供应链，尤其是亚洲地区的供应链。假设欧、美、日这些最终市场进口了一元的消费品，这些亚洲地区透过供应链或零组件的互相供给，创造的贸易效果倍数是远高于那一元，产生了贸易非常热络的现象。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再，甚至于逆转了，那么负面效果一样会很大。而台湾自己的「内需」也没有做为短期间支撑经济活动或发展的支柱。现在就很明显发生这样的现象。
除此之外，亚洲四小龙里，台湾跟香港还有更惨的部分，就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投资成长率或投资一直不振。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投资上的「排挤效果」，也就是被中国磁吸，被快速发展的中国吸走投资资金。在这部分，韩国跟新加坡就比较没有问题。所以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台湾与香港发展的困境非常类似，也就是说，台、港的外贸非常依赖中国，内需成长活动的空间又非常小，投资一直不振。
德国总理梅克尔2005年11月上台后大力推动「投资未来」的产业政策，因此能率先将工业4.0的概念具体落实。Getty Images
问：局势如此悲观，且在数十个经济专家都倾向悲观的情况下，为何您还是乐观看待台湾经济？
龚：从今年来讲，的确是非常的困难。一般数据来看，能不能「保2」（经济成长率保住2%以上）都有不同的争论。我觉得中间有一个关键，如果先把政府的角色拿掉，让市场自然去运作的情况下，台湾今年要「保2」的机会不大，也就是能不能超过2要看政府的表现。
自由经济并不是政府只做好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就好，其它甚么都不用管，那好像是在规避政府该尽的责任。从2008年开始，全世界的政府，从美国、日本、欧洲到中国，在经济活动上事实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更不用说韩国一直如此，新加坡也是。那就涉及到政府需要「有所为」（do something）了，而政府要做甚么，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像在2009年的时候，政府发了消费券，花了八百多亿，但后来产生的效益非常小。因为原本民众要拿现金来花，但既然给我消费券，那就用消费券去买，现金就存起来了。在不景气的时候，大家本来就会多存钱，发消费券只是把更多的钱存下来而已，事实上一点帮助都没有。虽然当时台湾遇到的是一个短期景气问题，但是解决或做的事情一定是要对长期有帮助的，而不是为了短期消费增加而努力，否则真的很浪费。
德国也曾经有消失的十年。1996年到2005年间，德国经济累计成长14.6%，远低于欧盟15国（东扩前旧会员国）的24.0%、美国的39.9%，以及全世界的成长45.6%。2003年，德国Ifo经济研究院院长H.W. Sinn更公开称德国为「欧洲经济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后来德国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革，决定「投资未来」，把社会福利的钱做了整理，节省出一些钱，然后政府做为领头，在2006年到2009年用了250亿欧元来投资未来，投资在五项领域、十七项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创新。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做法。到2010年又筛选出五大领域范围，2014年又锁定了六个领域的优先项目。连德国这个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都必须在资源上做一些聚焦，才可以发展出工业4.0。
这是德国总理梅克尔2005年11月刚上台后就做的决策。一个国家要经历这么大的改变，通常是政权改变的时候，在刚当选、有高支持度、有较大魄力时做这样的事，才比较能成功。日本也是在安倍晋三上台时，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同样道理，台湾也必须有一些革命性的想法。2016年的现在就是一个时机点，这就是为甚么我还抱持乐观态度的理由。
台湾在内需发展上，有相当多提高生活质量的工作可以做，例如小区照护。Thinkstock
问：您认为台湾政府应该有哪些革命性、不同于以往的政策？
龚：未来台湾需要两个新平衡（new balance）。第一，过去强调的是供应链体系，尤其是亚洲的供应链，单单中国与东南亚就占我们出口比例将近60%。台湾势必有一些出口比重一定要从亚洲移转到先进国家去。
第二，台湾在面对「外销」与「内需」的发展上，也需要一些平衡。台湾的每人GDP现在是两万多元美金，如果以PPP（「购买力平价指数」，意指经过国际间实质购买力的调整）来说，已经大约达到四万元美金，几乎快接近先进国家水平。但台湾的生活水平、环境，感觉上落后差距却很大。这就是因为忽略了内需，拚命用代工的方式，生产的都是别人要的东西，而没有真正关注那些提升生活质量的东西，所以变成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很低落，薪资也变得很低。这就是台湾需要平衡回来的另一部分。
所以，有很多内需的部分可以做，包括都市更新、绿能科技、小区照护、智慧交通等。台湾过去都是做一些个人用的电子产品然后卖到海外去，家庭或工厂里或许有很多智慧化或自动化，但一跨出家庭与工厂，更具有系统性的东西就没有了，只有零组件代工。
大家有个误解就是说，「台湾的内需规模不大」，而且「嵌在国际供应链」与「从台湾出发」这两件事情好像是互斥的。但基本上我觉得是不互斥的，可以同时做。老年照护、食品安全、智慧交通，这些是台湾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在台湾做出系统性的解决办法后，当然就能拿到国外实施或出口。
2009年为了振兴经济发放给全民消费券，中华民国政府因此举债了新台币858亿元。王修摄影
问：以上方向，与台湾政府现在的做法有何不同？
龚：过去台湾特别注重出口与贸易，关注的焦点自然就会是关税等，跟人家谈判就「打得乒乒乓乓」。我们应该更聚焦在投资创新上，而这投资创新不能只是代工制造，一定要有创新研发。必须能够从台湾出发，走向世界，而且具有未来性，也就是「连结未来、连结全球、连结在地」。
当然，过去政府也喊出很多产业政策，但像是国发基金也好、台硅基金也好，通常都是由下而上（bottom-up），比较被动，也就是「好，大家来提案，我来审查，我觉得不错那就可以」。但这与产业发展的主轴或政策没有相嵌在一起，资源就会散掉，很可惜。过去喊过各种重点产业，都沦为口号，因为没有实际的行动、投资去引导。
政府要很清楚要做甚么事情，要扮演点火的功能，自己也要带头投资。比方说，2009年拿去发消费券的那800亿如果用来做投资基金，再引领一些民间资金或海外基金进来，用来投资新兴、具未来性的产业，经过投资的杠杆作用，产生的效益将有多大！当然中间有可能失败，但只要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成功，就是了不得的事。
当然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除了要有完善的规划，还要能具体落实，要有方法、行动力、执行力，还要能引起民间一致的行动。现在的开发基金都只有六、七个人而已，怎么有专业去判断投资甚么未来？过去台湾有很好的历史经验，如以前的交通银行或中华开发银行，扮演的是投资银行的角色，聚集一批非常专精的人来做未来投资的判断，而且大部分做的是长期投资。这判断力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些专业判断，一旦投资了之后，其它资金就会跟进。
但后来这些机制都没了，因为所有银行都改成商业银行，商业银行都做短期的贷放，不可能做投资事业。那么长期投资台湾未来的这件事情，就等于不见了。所以到后来你看到台湾很多做的事情都非常短。
台湾南部有充分的日照可以发展太阳能发电。Thinkstock
问：投资需要人才与资源，政府应该如何协助取得这些资源？
龚：我认为从国发基金做一些重新整合、调整，再配合民间的资金与外资，在钱的这部分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人才的部分，因为很多人才都散掉了，短期内恐怕要依赖外国人才，经过三、五年，慢慢把我们自己的人才养成出来。
过去那种密切参与供应链的思维，因为供应链不可能拉得太长，所以到后来供应链整合就会是亚洲，尤其是中国。但是，人才、知识、技术以及资金的整合就不是，因为更好的技术、信息、知识，是在欧美。所以未来的国际连结，主要的连结对象就会是先进国家。这是另外一个平衡，从过去过度依赖贸易、过度依赖中国的经济模式，重新稍微平衡到跟先进国家连结。
比方绿能科技的部分，台湾海峡有全球数一数二的离岸风场可以发展离岸风电，而南部有充分的日照可以发展太阳能。而这些技术最好的地方是欧洲，最好的储能设备是在日本。我们必须不断地跟先进国家进行交换与连结。
其实最近也看到很多外资来台湾，他们很清楚，下一世代的产业都还没有真正的标准，必须去了解或试验亚洲试用的可能性，台湾当然是进行测试非常好的地方。从时间点、必要性来讲，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就是我对未来台湾经济还保持乐观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