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妈妈在上海要好的中学同学姚家一个比我早出来的亲戚「包子」开车带我到中文大学欣赏吐露港美景。在咖啡室里居然听到播送的是《淮河两岸鲜花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当然后来逐渐明白香港专上学联曾经流行左翼思潮。包子的太太给我看掌相算命，这是从来不迷信的我第一次接受算命。她说我一生劳碌命，没有横财运，55岁以后命运才会好转。那时我才38岁，还要苦干到55岁！
离办厂后的失业期间，住在新都城大厦楼上一位朋友也鼓动我去算命，他是北京人，在中资公司工作，太太是侨生也因此来到香港。我们到黄大仙找盲人算命，他说我适合与「金」有关的工作。我也到黄大仙求签，求得还不错，有贵人相助。
从尖沙咀码头望向香港岛，可欣赏海景山色。Fotolia
入境随俗 体验新世界
我对算命本来不相信，但是香港很流行，我也就入境随俗、姑妄听之，何况我被批准出国的日期是那么多巧合（接到批准我出国的日子是我生日那天，拿到出国证件是我老爸生日那天）。后来我的人生际遇，也的确过了50多岁，经济状况才比较稳定，并且得以出国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欧洲旅游，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而横财运也的确没有，买六合彩、只中过1次100元。到赌场也没有赢过钱，当然也因为自我约束，没有输大钱。
由于新家离旺角、油麻地比较近，所以夜晚我就会散步认识周围的环境，居然找到旺角的女人街（通菜街）与油麻地的榕树头与庙街，榕树头号称平民夜总会，有人唱粤曲，庙街则是男人街，除了贩卖一些廉价商品，还有色情玩意。初到贵境，对这些很新鲜。
搭公共汽车主要到尖沙咀，那时一趟3角钱。到中环就从尖沙咀码头坐渡轮过去，还可欣赏海景山色。那时还去了山顶、大屿山宝莲寺，不久海洋公园开张，亲友也带我去了。
到香港不久，我花280元买了一部日立的卡式机，准备听久违的西洋音乐。我贪便宜，在庙街买了一饼（粤语称法）史特劳斯的圆舞曲集。不料拿回家放，一首曲子还没有听完就卷带了，大为扫兴，以后只能到唱片店买贵一倍（约30元）的原装录音带了。
在中国过着没有文化的生活，因此来了不久就想看电影。第一部是表弟带我看的《中途岛海战》，第2部是妈妈带我去看的《窈窕淑女》。第三部就是我自己去看了，看到报章上的广告，禁不住好奇与诱惑，去看「脱片」，也就是有床上戏的成人片，是爱云芬芝（Edwige Fenech）主演的意大利色情片。在印度尼西亚时，百老汇的舞蹈片就被左派痛斥为「大腿片」，不准我们看；如今更是脱光光，这几年的「进步」真是恍如隔世也。
不过后来最感动我的还是《齐瓦格医生》，我看到哭了，因为也想到自己的命运。多少知识分子因为「历史的误会」（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在行刑后留下的《多余的话》所言）而赔掉自己的一生。这部电影我看了两遍，接着在电视又看了一遍。我还因此再回忆起当年看过的小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对知识分子在共产革命中的矛盾冲突与不幸遭遇而为之唏嘘。我能够全身而退，算是幸运的了。
香港的出版与书店通路情况，都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图为铜锣湾书店。Getty Images
开始工作 加速融入社会
到了香港的第2年年初，经厦门朋友的介绍，到湾仔一家书店上班。老板是厦门新移民，到香港不久就自己创业。我的工作是帮顾客影印。我在中国没有见到过复印机，在香港见到这个「奇技淫巧」，不胜感慨，半年多前还在手抄周恩来的遗嘱。后来也学了柯式印刷。这里一天上班11小时，一星期休息一天，薪水700元。因为工作需要，会推小车在街上运送纸张，对此我毫不在意，在中国甚么没有做过？
我印象最深的是清明节前来个老头要我印一批宣传品，我一看，居然是纪念「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临来香港前，表姐夫对我说，他从北京那里听来的消息，香港有组织出来反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中共非常在意，他要我注意。到了香港后，我在尖沙咀的地下行人隧道，还看见黑油漆抗议四五镇压的标语，署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革马盟），现在，他们的人就站在我面前了。我很好奇，但也很小心，不晓得他们的背后是甚么样的政治势力，会不会是「苏修」？当时虽然对资本主义不再敌视，但对「苏修」却还特别警觉。
在那里才上几个月班，金太太告诉一个信息，她从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孙国栋教授那里听来的消息说，历史系正在招收研究生，问我有没有意愿去报考。她鼓励我去考，要我不必考虑经济问题，即使考不上，也没有甚么损失。
在金先生、金太太的热情鼓励下，我立即辞职在家复习准备考试。金太太亲自陪我到中大报名，因为好多表格我都不会填，尤其涉及英文的，她都帮我填。我主要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当然，我不会傻到套用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历史题目记得是唐代的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这正是我比较熟悉的，因此自认考得还不错。但是英文糟透，不要说作文，就连英翻中也很糟糕，因为是1966年香港天星码头加价的骚乱事件。当时我对这段历史毫无所知，内容连猜都猜不出来。后来接到面试的通知，没有问我甚么，只问我，除了英文，我还会哪一种外语？我说印度尼西亚语。那位老师听不懂，再问我一次，我说印度尼西亚语。他才明白，以后果然没有录取我，看来就是外语方面无法过关。
不久，包先生、尤先生与金先生合组新公司开塑料玩具厂，包先生是大老板，他们全是江浙人士，都热心帮助我这个回头浪子，让我尽快融入香港社会，所以安排我先到尤先生的西德AEG电器代理公司里上班，懂得公司运作与熟悉广东话。公司在葵涌，我上了接近一年的班，到新公司正式开张就转到新公司去了。（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