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期）到香港后，我一直想进入媒体工作，那是我的兴趣，也是理想，尤其是到中国版。那时只有《明报》有中国版，但是没有请人。孙大姐了解我的心思，有一次《明报》请编辑，她就要我去应征。但那是港闻版，而且要我试工，我没有把握是否可以获聘，所以不敢辞掉工厂的工作。港闻版的负责人是后来号称「紫微杨」的杨君泽。试工两个星期，我每天从工厂下班后立即赶到《明报》上班，好在是回家必经的路上。一般到半夜一两点钟下班，第二天一早再去工厂上班。
媒体工作初体验
但是同时试工的还有一位，原是《明报周刊》的编辑，他的人事关系不但比我好得多，而且是香港本地人，对香港情况的熟悉远远超过我。因此第一天我就知道我没有希望，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媒体工作过，很想知道编辑工作如何运作，以及报纸出版的流程，因此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也不会放过。果然，我下的标题他们很不满意，这是做编辑最重要的一课，标题必须最具概括性又能吸引读者，因此要了解读者的心态。
▲做编辑最重要的一课，标题必须最具概括性又能吸引读者，因此要了解读者的心态。Getty Images
香港有个笑话说，只要发现有女尸，报章的标题一定要用「艳尸」才能吸引读者的目光，哪怕那是老太婆的尸体。《明报》报格高，不会这样做。总之，我刚到香港没有几年，对社会的了解与语言的运用都不如他人，所以实习结束后没有聘用我，我毫无怨言，继续在工厂里做。
1980年，台湾报人傅朝枢带了一笔军方收购他《台湾日报》的数千万美元资金，雄心勃勃来香港创办《中报》，创办时以《明报》作为对手，声势很大，挖了《明报》一批人，例如胡菊人、圆圆等。由胡菊人出任总编辑、1978年被中共放到香港的著名报人，前《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担任总主笔。陆铿曾在《明报月刊》写了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而活跃文坛。但是《中报》的阵容没能撼动《明报》。
当时中共为了进行统战分化，还由邓小平分别接见《明报》社长查良镛与《中报》社长傅朝枢。据说傅在报社高层以邓小平接见他的时间比查良镛多一些而自得，暗示邓小平重视他超过查良镛。
《中报》办了一两年亏本，辞掉一些高薪挖来的员工，再请来薪水低一些的。当时有人介绍我给他们的二公子傅献堂认识，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有意做中国版编辑。在这个情况下，我就向工厂请辞，但是因为工厂正好要查账、改组，金先生要我多做几个月，因此我就没有去《中报》做。等到我辞职后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那个工作并没有等我，于是我陷于「失业」状态。不过厂方对我很好，我主动辞职，还给我遣散费，而且给的不少，这当然是金先生的意思。于是我手里就有一、两万元的现款。
▲在1985年之前，股市对中国人来讲是相当陌生的。Getty Images
入境随俗投资股市
当时除了写点稿，还有许多时间。雅加达新华学校的同学李健辉当时在一家股票行做经纪，便邀请我去看看。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也想了解股票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新中国」完全没有这个东西，只有在茅盾的小说《子夜》有提过，那是「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玩意，我既然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中心的香港，就必须入境问俗，长长见识。
当时还没有联合交易所，而是四个「会」分开经营，我去的是远东会，李福兆是远东会「校长」。当时股价显现在股票行大堂（台湾叫「号子」）不断流动的大屏幕上。看了以后，虽然没有甚么认识，去了几次以后，还是禁不起诱惑，心痒试试「投资」。
当时李嘉诚在北角新盖的「城市花园」刚刚出售，新闻很大，而且有单独的股票上市，叫做「国际城市」，因此我第一次买的股票就是它。我之所以买地产股（台湾叫「营建股」）是因为买不起一间房子，而房价一直在涨，那么我就从小股东做起。
当时在华侨补校同宿舍的日本侨生文庆添与姜一郎已经在1960年代初到了香港。我曾经请教有参与投资的姜一郎投资股票的要诀，他简单回一句：「要看大户怎么做。」我后来「小本经营」玩了几十年股票，真的了解这句话非常经典。甚么利多、利空，全看大户怎么操作再由股评家进行事后的解释而跟着做。所以香港人叫「跟红顶白」。但是问题在我们不知道大户想怎么做，何况还会有许多假信息与假动作误导，岂可乱跟？不过，我是一直在努力从种种信息中揣测大户在做甚么打算，来检视自己的智慧，像赌博一样也会上瘾。
糊里胡涂先赔后赚
当时糊里胡涂进场（香港叫做「入市」），进出几手，有点小赢。但是接着1982年秋天英国首相撒切尔（港译「戴卓尔」、中译「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中国决定收回香港，她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几乎摔了一跤，港股暴跌。我相信中国政府必然要制造「大好形势」，但是忽视大户从中造势赚钱，所以跌势比我想象的厉害，在被吓坏以后，把手上股票清掉，资金所剩无几。
那时我已经在《中报》工作，一次在同仁的宴席上，与《中报月刊》的主编寿孝椿（后来去了美国《侨报》）与编辑裴立平（都是中国出来的，所以比较有「共同语言」）喝了点酒，想起好不容易挣到一点钱就如此灰飞烟灭，不禁悲从中来而伤感流泪。这是我的第二次酒后失态，也许也是此生的最后一次了。
但是我不会怪任何人，只怪我自己失去警觉，判断错误。我更努力工作与写稿，从新累计资金，当形势开始好转，再度投入。当时中国派驻香港成立光大集团的刘少奇妻舅王光英却错判形势，以楼市「死水一潭」为由，把买来的一批城市花园房子「退货」给李嘉诚（还亏王光英是甚么资本家，居然因为看淡前景而可以退货）后，股市反而逐渐复苏，尤其跌得最惨的地产股很快涨起，这次我赚到钱了，加上我的工作薪资并在多家报刊杂志写专栏的稿费收入，遂在1986年12月，也就是我来到香港后的第十年，付了首期买了一个700呎（不到20坪）的二手楼，总算给自己一家四口有个安身之地。
也因为涉足股市，经常看本来没有去看的财经专业报章《信报》，发现它有高质素的政治评论版，从此进一步改变了我的命运。（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