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农委会禽流感疫情行政调查结果出炉，结论是「没有隐匿疫情」，并认为过去有「高病原病毒」但没有「高病原疫情」。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导演李惠仁到场聆听调查结果后，对于结论相当不满，数度与农委会针锋相对。
与此同时，对岸也传出消息，政协、人大两会刚结束不久，中共高层随即打算在国际知名维权人士艾未未交保期满后，以会中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为由，再度将他抓捕，并有可能判以重刑。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执法人员对嫌疑人或被告人执行监视居住后廿四小时内，除了无法通知之外，应把拘押的原因和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告知当事人家属，但并不适用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案件。此条文的「但书」惹来舆论批评，指变相让「秘密拘押」合法化，专门用来对付异见人士。
两岸对比1 异议人士抗议后果大不同
民间抗议人士，只隔个海峡，处境却天差地远！李惠仁花了六年拍片揭发政府隐匿禽流感疫情，并在记者会上直接和官员针锋相对，其后在舆论压力下，农委会主委陈保基终于在3月21日至立法院出席经济委员会备询时，首次坦承2009年台南新市禽流感案的条件皆符合高病原性案例，防检局却毫无后续行动，确实有隐匿的情况。反观对岸，从事艺术创作的艾未未，只因对中国毒奶粉事件背后的政治腐败、汶川大地震中因政府兴建学校偷工减料而倒塌导致大量学生死亡事故等进行调查，以及声援被迫害的维权人士等，即遭受牢狱之灾，连交保期限都未满，就传出将再入狱的消息。
此外，2002年广东爆发SARS疫情，中共从上到下隐瞒疫情，2003年医师蒋彦永揭露了中国卫生部谎报SARS疫情，循正规途径上报政府、媒体均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向美国《时代》杂志踢爆疫情真相，从而引发舆论之重视，中国政府这才公开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况。
虽然同样是揭露政府隐匿疫情，但对岸的蒋彦永医师无异踩到中共痛处，当局随即于2004年将其夫妇软禁，同年被释放后，继续再将他软禁在家。2005年中共虽然「解除」其软禁，「重获自由」的蒋彦永仍然不准接受媒体采访，连夫妇俩想去美国探望女儿也被禁止出境。
其实，因为蒋彦永享誉国际，中共已经算手下留情，并没有「按例」将其处以「扰乱社会秩序」、「泄露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但没有奥援的个人，处境就很惨了。曾任香港《文汇报》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姜维平，1999年时写文章披露最近因「包围美国领馆」引发轩然大波、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的贪腐事迹，2000年被国安局逮捕，2002年被以涉嫌「非法泄漏国家机密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八年。
前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红冰提到，若李惠仁导演在中国大陆揭露政府隐匿疫情，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就会被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以「泄漏国家机密罪」与「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待将其秘密拘捕，让他「合法」地人间蒸发，完全不用告知家属。
两岸对比2 隐匿疫情究责机制大不同
不只异议人士遭受的对待不同，两岸官员面对的待遇也大相径庭。
前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董立文谈到，台湾是民主政治，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在这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里，对官员的究责机制差异很大。
在台湾的究责机制分成三个层面：行政、政治、法律，也就是官员犯法，必须负起行政、政治、法律上的三种责任。
但中共的一党专政下，官员失职，只需负起行政责任。董立文说：「中共官员失职，被换下台后，过两天风头过去后，又回去当官了。」
像是2008年轰动国际的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春引咎辞职，但过了一年事件降温后，又复出政坛，担任起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2010年还多了许多官衔，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而毒奶受害民众的法律求偿却遥遥无期。
两岸对比3 媒体、公民力量大不同
李惠仁导演独立调查禽流感疫情六年，拍了纪录片《不能戳的秘密》。虽然一开始没有主流媒体愿意播放该片，但疫情爆发后，社会惊觉李惠仁的先知先觉与勇气，媒体与民众给予大力赞赏；对于官员涉嫌隐匿疫情，则是大加挞伐。
这股人民与媒体的力量，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是非常薄弱的。就媒体而言，中国也有很多有良知的媒体工作者，也有人不断尝试冲撞出更多的舆论空间，但都被严厉打压，在体制内能激发出的改变有限。董立文说：「中国大陆在体制内也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包括媒体记者，但媒体记者过不了他们的编辑台；就算他们的总编也有专业良知，但还是过不了中共这关。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媒体总编被撤职。」
那么中国民间的团体是否能扮演公民社会的力量？袁红冰认为，中国因为是中共一党专政，所以根本没有所谓公民社会的存在，「公民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前提，没有自由民主哪来的公民社会？」
董立文解释，中国大陆的民间团体都必须经过官方认可，甚至官方都进到民间团体监控。全国性的团体，中共尤其牢牢掌控：「中共对民间团体的控制力量是越抓越紧的，像是『维稳』经费已超过国防预算。这些『维稳』经费就是花在大陆内部的控制上，这些有组织的所谓公民团体，只要是脱离中共的控制，就会被中共视为不稳定因素。」
出生于上海的政治学者以及政治评论家、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的前中共胡耀邦智囊阮铭痛批：「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概念，自由民主国家里的社会团体才叫公民社会，这个中共是不容许存在的。中共容许的，就是只要你不批评政府才行，那不叫公民社会。」
资深媒体人杨宪宏表示，李惠仁代表的是台湾新生代记者的反省与再出发，他所从事的调查式报导，是每个世代的媒体人应有的使命。李惠仁的出现对台湾的新闻界起到标竿的作用。
两相对比，如果对岸能出现相当于台湾李惠仁的人物，将是中国政治社会能否真正转型的重要标竿与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