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成长是指全国总生产的成长，而总生产增加的来源可粗分成三类：第一、要素质量，即人力、土地、资本等可拿来从事生产之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善；第二、生产效率，即组织运用生产要素之能力和效率的提升，包括更好之技术、企业家、法令制度，以及更高之利用率或更低之失业率；第三、国际机会，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比较利益，将产品或生产要素以更高价格卖给外国，或以更低价格由国外买入。这三类基本成长来源都很重要，但在不同时期各个来源可以扩大的空间并不相同，因此成长策略的重点也不相同。
台湾经济成长初期 得力于要素质量和国际机会
在台湾经济成长的初期，要素的质量是最重要的成长因素。先民努力生更多小孩，开垦更多土地，建更多灌溉沟渠和养更多牛，生产就逐渐成长。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快速引进新的品种和耕作方法，即是透过生产效率的提升让生产成长。但那时期更重要的成长来源是国际机会的扩大运用。依技术效率提升而增加的生产能力，若非产品可高价销到日本和国际市场，就无法实现为生产以及所得快速的成长，反而会形成失业和生产过剩的情况。
战后一直到1990年代，虽然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也仍有重要贡献，但国际机会还是一直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不过近二十年情势已经不同，很多人却仍迷失在过去的成长经验中，过度强调国际机会，而忽略了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正确发展方向，因此使我国经济成长陷入困难。
由过去的经济和经济理论来看，利用国际机会当然是绝对重要的事。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要成功发展的国家都不能不利用国际市场以及国外的技术和资源。日本时代台湾若不能将糖和米卖到价格较高的日本，我们生产的米和糖会太多卖不掉而跌价，然后只好减产，很多人和土地没有别的产业可做只好失业，我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快的经济成长。战后若非美国为主的先进国家开放市场，让我国劳力密集产品大量出口，我们也会有很多人力乃至储蓄不知要做甚么用，因此也就不能有工资快速上涨和经济的快速成长。这种经验使我们了解国际市场的重要性，也认为贸易乃至经济自由化以使人民更方便利用国际市场是个重要而正确的策略。
但很多人却未了解，自由化和国际市场的利用虽是必要的策略，却是一个有极限的策略：当我们完全自由化之后，我们就无法借着更自由化来使经济更进一步成长。从极少利用国际机会开始，利用愈多的国际机会可使我们有愈多产品卖到更好价格且生产更多产量；但当我们已高度自由化和利用国际机会之后，进一步自由化所能增加的利益就相当有限；到完全自由化之后，也就不再有藉自由化而成长的机会。就像呼吸空气是健康和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当我们已呼吸充分的好空气之后，我们虽仍要维持呼吸好空气，却不能藉呼吸更多好空气而更健康。
在国际经济高度自由化之后，我们固然要继续维持高度自由，却已很难以更自由做为新的成长来源。已有够多好空气之后，我们要藉更好的营养、运动和生活习惯来增进健康。已高度自由化和利用国际机会之后，我们要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及效率（请参阅2012年8月2日，118期本专栏，〈叶公的龙和开放的梦想〉）来做为成长的来源。可惜近年来政府却过度迷信国际自由化的效益，而忽视生产要素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政府未真正努力提升人力质量
人力是最根本的生产要素，但我国的出生人口已长期下降，可新加入劳动力的人数也开始下降，这当然会使我国的成长潜力相对下降，短期内我们虽无法改变劳动力人数下降的趋势，但人员质量的提升应大有可为。只可惜政府并未真正努力提升人力质量。
我们重量不重质的大学教育可说把更多年青人引入无法或不愿工作的歧途，但政府却愈毫无改善的努力，只是用延后毕业和补贴雇用等方式，来掩饰部分人力过剩或能力不足的事实，甚而用引进陆生来掩饰部分大学缺乏有用之教育能力的罪过。十二年国教只求以花钱和免试升学讨好人民，缺乏因材施教以使青少年潜力更有效发挥的规划与改革（请参阅2012年5月24日，113期本专栏，〈由王作荣教授对九年国教的批评 看十二年国教〉）。政府未能提高长期生育率，只为了一时提高出生率的数字，甚至不惜鼓吹龙年的迷信以让龙年出生率暴增，而不管今年新生儿将来可能面临较大的升学竞争及较差的教育培养。
土地有限又放任炒作 不利成长
经济学上把各种自然资源都归为土地这项生产要素，不过由于我国其他自然资源不多，主要的自然资源就是真正的土地，而我国人口密集度在全球名列前茅，每人平均可耕地面积也几乎是最少，我国的土地制度与政策更造成大量投机炒作和浪费，因此土地乃是我国成长的限制因素而非成长来源。
同样能力的一个采苹果工人，在土地广大的国家可有大片便宜且不必施用大量农药肥料的果园可采，那一大片果园所生长的苹果价值大部分都可以成为他的工资。但在台湾他可能只有一小块高山果园可采，其中地租、农药、肥料以及运输成本都很高，因此可留下来的工资就比外国少很多。所以台湾人民生在这每人土地较小的国家已相对不利。
而政府领导和放任土地炒作的结果，不动产价格愈高，在任何产业可以留下来当工资的钱也愈少。台湾过去人民的努力及国际机会所带来的生产，有极大部分因而进入地主和投机炒作者的荷包。那些因土地获利的人若未把大部分收入重新投入国内生产用途，我们就像被外国课走一大笔税金，一般人民的所得和国际竞争力也将因而偏低。所以我们虽然无法增加土地面积，但仍有不少藉更好之土地政策来提升竞争力和真正所得的空间。
资本成长速度低 经济成长自然慢
资本是最可能累积的生产要素，我国以往也藉资本累积做为成长的重要来源。然而近年来人民虽还大量储蓄，国内投资却节节下降，2012年预计全国的净投资金额将不到2007年的六成。这使我国资本成长的速度比以前缓慢很多，资本和人力的成长都变慢，土地不能成长，经济成长率当然变慢，甚至可能衰退。我从约两年前就一再提醒政府国内投资减少的事实，但政府毫不关心，仍继续高唱其无效的海外招商。政府不仅无法提出有效改善国内投资的对策，反而用一些错误或个案的说法来误导人民，不让人民了解投资大幅减少的事实。
政府和部分学者以可以提高国内投资并减少对中国投资作为鼓吹ECFA的理由，尽管当时我已指出其道理和研究方法都错，政府却仍一意孤行。如今事实恰和我当时的分析一样，国内和外人来台投资不增，对中国投资反而增加，但政府和一些人士仍然昧于事实地宣传ECFA的利益，并继续鼓吹产业和资金外流的好处。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虽然政府极力鼓吹自由开放，但藉更进一步自由化以利用国际机会带动经济成长的空间已经很少或甚至没有。生产要素质量虽仍有些提高的空间，但政府却未采取正确的对策，甚至放任土地炒作而鼓励产业和资金外流。因此，「提高生产效率」或许是人民最有机会的努力方向。
陈博志
作者为前经建会主委、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暨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任台湾智库荣誉董事长，为台湾经济发展与国际金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