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芬蘭與芬蘭人的角度，他看見許多不一樣的事物，
也累積著各方面的興趣與能力，找到不同的想法和自己該做的事。
電影《練習曲》裡，主角背著吉他和背包單車環島，看見前所未見的美麗風景與生活態度。隨著《練習曲》的鏡頭，觀眾可以看見主角的決心與勇氣，其中，電影裡的一句話：「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激勵了許多踟躕不前的人，包括陳聖元。
看完《練習曲》，陳聖元終於下定決心申請成為交換學生，在念完高一後休學一年，獨自前往北國芬蘭。
如今就讀政治大學土耳其語文學系二年級的陳聖元，回想作為交換學生在芬蘭的一年，可說是人生中重要的轉折。「我高中的時候很喜歡玩吉他，要放下平常的習慣、自己喜歡的東西、課業和朋友，真的很猶豫，因為回來後全部要重新適應。」然而這些焦慮最終並沒有阻擋陳聖元，在經歷一番掙扎之後，他做出了出國的決定。
驚豔芬蘭小鎮
與寄宿家庭相處融洽
他形容，父親的思想自由開放，多次建議陳聖元趁著年輕的時候，暫時擱下手邊的種種壓力，去一個可以慢下來的國家，探索自己的興趣，也可以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在做些甚麼，是不是也和我們一樣。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陳聖元也喜歡強迫自己接受新的事物。
2008年12月，二十七個小時的輾轉旅程，陳聖元終於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街區乾淨簡潔，一條街道可以望盡這座小鎮的市中心。陳聖元第一眼見到芬蘭小鎮曼查拉（Mantsalan），和認識芬蘭一年之後的感觸幾乎相同，鎮上沒有繽紛撩亂的商品與招牌，對他而言十分新奇。
抵達芬蘭後的第一個星期，還沒前往曼查拉高中（Mantsalan lukio）報到之前，陳聖元先在寄宿家庭適應芬蘭生活。出國之前聽聞不少學生與寄宿家庭產生磨擦，陳聖元卻和家人相處融洽，感情親密。他滿懷感謝地說，芬蘭的家人很包容異地生活的難處與習慣的差異，自己真的很幸運。而寄宿家庭的爸媽接納陳聖元，是因為他們有兩個女兒，想要有個兒子，「他們真的把我當親生兒子對待，很感動。」
把自己歸零
面對並挑戰困難
結識芬蘭人的過程，也讓陳聖元體會到不同民情的相處模式。芬蘭的高中採選課制度，沒有年級和班級的分別，同學們下課就直接離開教室。類似台灣的大學學制，陳聖元體驗彈性自主的學習過程，並培養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但是，「剛開始上課那段期間，其實是不快樂的，沒有人跟我講話。」不會說芬蘭語的隔閡，加上當地並不熱絡的人情，讓他根本與同學說不上幾句話。
「但他們其實很想跟我做朋友。」陳聖元隨即笑著說。逐漸熟識之後，他才發現芬蘭人的性格相對保守拘謹，不熟的話不太理人，熟悉之後又很好聊。他們曾說：「我們不是社會人（we are not social people）。」讓最初擔心交不到朋友的陳聖元恍然大悟。「我後來問他們為甚麼一開始不跟我說話，得到的答案竟是：『我們超想跟你講話，不過那時沒喝酒所以不敢！』」這句話說出芬蘭人的與人相處之道，卻也成為陳聖元突破自己的絕佳機會。
從小不太敢講話，不會主動發言，遇到害怕的事常選擇逃走，對陳聖元而言，語言隔閡無疑是個挑戰，卻因此帶來不小的轉變。在這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無處可逃，寄宿家庭也不能替他解決問題，去面對是唯一的路。「任何事情就是逼自己，所以我把觀念改掉，把自己歸零，因為沒有人認識我，可以重新開始塑造自己，滿好玩的。」侃侃而談的笑語裡，說著一段碰撞的過程。這確實是離開熟悉地的收穫，能夠從不同的角度認識自己，也透過接觸不同人群，找到自己的嚮往。
芬蘭人英語有一定能力，卻不太與非本國人說英語，加上上課使用全芬蘭語，語言成為陳聖元最初遇到的重要問題。為了融入陌生語言的環境，陳聖元到社區教室和小鎮其他人一起學習芬蘭語，每天與寄宿家庭的家人對話，看報紙、看電視，半年之後幾乎可以對答如流。
肯定芬蘭注重思考的教育體制
然而，他回憶前三個月不會說芬蘭語的上課過程，卻反而大有收穫。因為聽不懂上課的內容，老師鼓勵他先把上課當成有趣的體驗。於是，陳聖元專注於觀察這個國家的教學方法、同學上課時的彼此互動，也嘗試開始思考芬蘭、台灣教育方式的異同。其中，芬蘭學校注重互動的學習過程，為陳聖元帶來很大的衝擊。
透過實作去學習，也透過發表意見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只是念些理論──他從芬蘭的音樂課、地理課、歷史課等，看見最大的不同。其實，早在尚未決定要前往芬蘭之前，陳聖元對高中生活已經深感無力。如同許多台灣學生，沉重的課業壓力與升學導向的教育體制，是長期以來無法擺脫的束縛。雖然母親十分擔憂，不知道高中生兒子能不能融入人生地不熟的異國生活，然而，出自對生活狀態的困惑，和在國外工作的父親極力鼓勵，陳聖元毅然做出申請出國、暫時離開熟悉環境的決定。
如今，芬蘭的教育體制確實成為陳聖元此行一趟關鍵的收穫，對他而言，這是身為高中生的自己切身關心的問題，也是他企圖跳出在台灣並不快樂的高中生活而尋求的答案。陳聖元肯定地說：「他們教的重點是思考，而不是知識。」自己也開始反省接受教育的方法，能不能不只是一味地接受與記憶。
陳聖元回到台灣後，卻面臨一段適應期──回來後每天要考試念書，重新讀高二，還要面對大考，更因為習慣以芬蘭人角度思考，幾乎完全被影響。「上課不想聽，考試亂寫，有點自暴自棄。」大概經過半年的時間調整心態，身為學生的陳聖元，不可能影響體制，只能選擇從自身做起。他說自己喜歡攝影、寫東西、與人分享，平衡學校的課業很重要，結合自己的潛能和熱情也很重要，用柔性的方式訴諸自己的改變。
教育方式的種種差異，最直接表現在兩地學生高中畢業後的未來選擇。回台後與芬蘭朋友聯繫的過程，陳聖元發現同樣是高中畢業，芬蘭學生竟然可以做那麼多事，而不只是準備考大學。學生有充分選擇的自由，無論是進入各行各業、重考自己有興趣的科系，或者升學，「他們在乎的，是你的熱情在哪裡？」記得在芬蘭，陳聖元曾經偷偷去問寄宿家庭的爸爸，對妹妹想要當保全的看法，沒想到他的反應是：「你怎麼會問這個問題？」因為他們貫徹的想法是，妹妹想去做，有熱情，那就鼓勵她。
寫書說故事 帶領讀者遊芬蘭
陳聖元決定再回到芬蘭一個月。他想知道的是，芬蘭的人怎麼選擇自己的未來，為甚麼可以自由去做想做的事。於是他發現，芬蘭人選擇工作和目標的判斷標準是活得快不快樂，能不能享受當下生活。
與第一次交換學生的身分不同，陳聖元第二次回到芬蘭，已不再是適應異國情調，而是有意識想帶回甚麼。他充滿憧憬，雖然不確定可以寫成一本書，卻是想要更多地理解芬蘭學生的選擇與社會的期待。
兩次的芬蘭行，陳聖元出了兩本書，想記錄自己看見不同事物的過程。「同時要念書，要交朋友，得想沉重的事情，但又不能把它變成一本很沉重的書。」陳聖元笑著說，寫書的過程其實是很掙扎的，幾次都打給朋友說想要放棄。不確定有沒有人要看，或自己講的有沒有說服力的壓力，貫徹了寫書的過程，「每天抱著電腦是很孤獨的一件事」。
而現在，「我希望讀者跟著我的腳步去一趟芬蘭。」陳聖元看見芬蘭人的力量，並透過書中每一篇故事，有趣的對話，希望與台灣的學生、家長、老師分享，「我一直在想我們可以怎麼做。」這也成為大學生的他，目前覺得可以從自己出發，開始產生影響的事。
陳聖元說，自己從芬蘭與芬蘭人的角度，看見許多不一樣的事物，也累積著自己各方面的興趣與能力。然而他強調，「去芬蘭只是一個方式」，透過這個方式他找到不同的想法和自己該做的事。雖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機會出國或出書，但是每個人卻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裡，找到熱情和目標，並用各種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