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曾經轟轟烈烈的海外民運，至今屆滿20年了卻還是沒有顯著的成效？
前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中國過渡政府議長袁紅冰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在中國的知識界，或是中國支持民主的人群中，流行著一種「對共產黨的幻想」，幻想中共會通過自身的改良來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他認為在這樣的幻想下，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在政治意志上顯得極為軟弱，錯把祈求中共暴政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作為自由民主運動的一種主要的訴求。袁紅冰很感嘆：「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從來沒有形成像台灣那種堅定的政治意志。」
民主運動需要堅定的政治意志
袁紅冰表示，20多年來的中共暴政暴行歷史也充分說明了一個道理，就是「沒有共產黨，才會有新中國」。他認為民主的中國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獨裁專制徹底瓦解作為前提，中國過渡政府就是以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做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他認為中國過渡政府現在的理念和六四運動時很多知識分子的理念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對待中共暴政的態度上。
基於這樣的共同認識，中國過渡政府於焉成立。袁紅冰說得鏗鏘有力：「中國過渡政府首先是一個政治意志的象徵，其內涵就是要運用現代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所允許的一切方法，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不再抱有任何幻想。過渡政府的成立，還意味著我們將和中共暴政進行毫不妥協的政治決戰，直到中共暴政、反人類罪的犯罪集團，退出歷史的舞台。」
除了作為一種毫不妥協的政治意志之外，袁紅冰表示過渡政府還具有「現實性」的政治作用。他認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越來越廣泛，起自民間的各階層的「維權運動」。維護基本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已經成為當代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主流。「我們也希望中國過渡政府的成立能夠從組織協調性上、從政治意志的明確化上，對中國的維權抗暴運動有一定的引導和幫助。」
學生時代因參與六四而被判刑的中國過渡政府發言人唐柏橋，對於中國過渡政府的歷史價值有著和袁紅冰一樣的解讀：「過去或現在的民運，有些叫民主促進會或協進會。協進誰？當然不是協助老百姓，是協助共產黨，因為現在中共掌權。但過渡政府卻非常清楚地對中國百姓發出信號──我們不再給中共機會，不再企求它自我改良。」
唐柏橋不認為改良中共會實現中國民主化，這是他們和其他民運不同的地方：「我們把一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我們要按照我們的方式、我們的步驟、我們的思路去推動民主，就是『解體共產黨』，使政權從專制向民主過渡。」
中國新啟蒙運動全民抗暴退黨
對於中國發生的變化，唐柏橋認為「退黨運動」發揮了重大關鍵：「今天形成這種態勢就是很多人對共產黨本質有更深瞭解；為甚麼會行動起來？就是很多人看《九評共產黨》和接觸到我們的很多訊息以後，被重新啟蒙。他們知道有方法可以表達他們的意願。退黨這種表達，是很多人認為風險最小的一種方式。」
《九評共產黨》是海外華人媒體《大紀元時報》於2004年11月發表的一系列社論，因而引發風起雲湧的「退出中國共產」的「三退」風潮（參見表2「九評與退黨」）。
「過去他們認為共產黨邪惡，就到此為止，最多發發牢騷，但現在知道可以以退黨行動杯葛。」唐柏橋舉出《人民日報》主任邱明偉、著名的維權律師高智晟等很多維權領袖都公開退黨。
唐柏橋特別釐清一般人對於退黨運動的迷思說：「今天中國的退黨是空前絕後的，將來歷史上也不會再有，也不允許有這麼邪惡的共產黨政權！現在已經到6,000萬人退黨。有人質疑退黨到6,000萬，你共產黨員才8,000萬，怎麼還沒倒？退黨到9,000萬不是鬧笑話了嗎？因為我們談的是三退，包括少先隊、共青團，中國人95%以上加入過少先隊或共青團（註：中國學生人口約占全國人口1/5，以中國13億人口計算，中國約有2億4,000萬的就學人口），所以三退達到6,000萬，還遠遠沒到達那個程度。」
唐柏橋認為退黨運動提供一個全民抗暴、向中共說不的機會，是中國人民形成共識的過程。他認為中國人一旦聲明退黨，就會開始去思索、去尋求中國的出路：「因為他要退黨前會有一個思想鬥爭，思考前因後果。有的人選擇不退，因為害怕或者要維護一些既得利益；有的人選擇退黨，那他就會走到正義的一方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