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老朋友：一高一矮；一個熱情外向、臉上總是笑容燦爛，一個嚴肅深沉、銳利的眼神充滿堅毅；一個是政治家，一個是律師。
這對老朋友，在國際的舞台上對人權的促進不遺餘力、戰功彪炳。
在爭取國際人權的戰場上，他們是老練的戰士，打過無數戰役。但是，今日他們得拋棄以往的作戰方法，兩個人必須以自己的力量單獨面對當今世上最大的專制體制──中國政府，在國際舞台上殺出一條人權的血路。否則，每天都會有無辜的人在中國喪失性命。
這是一個全新的戰役，不像以往他們對人權的努力。這次，他們沒有政府的奧援，沒有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面對的卻是最專制的政權。
這兩人，就是來自加拿大的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2009年國際人權協會（IGFM）人權獎得主。而這場戰役，就是停止中國政府血腥活摘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大衛之一：微笑的政治家
加拿大最資深的議員大衛．喬高
高瘦的大衛．喬高總是和藹可親、熱情活潑，談話間不時來個笑話，常被自己的笑話逗得哈哈大笑；看不出來曾經是加拿大最資深的國會議員之一。從1979年起，喬高在加拿大國會裡連任八次議員，國會生涯高達27年，之後並擔任加拿大南美、非洲司長與亞太司長。
喬高從小生長在幸福的中產家庭。但他發現照顧他的保姆們，都是從東歐國家來到加拿大，都有一段被政府迫害的悲慘故事。這使得喬高從小就對共產國家殘害人權的情況特別關注。
1979年，這位年輕的律師當選上國會議員，開始為他的故鄉──愛德蒙頓（Edmonton）這個充滿移民人士的地方發聲。1987年，印度出兵斯里蘭卡，喬高選區內一位選民的親戚在斯里蘭卡遭軍隊槍殺，該選民求助於喬高後，喬高對於國際事務越來越投入。他不只敦促印度與斯里蘭卡和平協議的簽訂；90年代，他也在加拿大國會裡積極幫助越南難民，營救過許多越南政治犯；他還在國會大聲疾呼，呼籲政府關注盧旺達大屠殺。1994年4月至6月，短短百日之內，非州國家盧旺達境內有80萬圖西族與胡圖族溫和派遭胡圖族人殺害，是繼二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種族滅絕罪惡。
在就任拉丁美洲與非洲司長時，喬高一以貫之地大聲譴責非洲辛巴威軍政府實施種族迫害，也積極監督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的民主選舉發展；2005年他還嚴厲批評加拿大政府漠視非洲蘇丹境內發生的達佛（Dafur）種族屠殺，並敦促政府軍事干預。
大衛之二：寡言的律師
加拿大最資深的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
相對於大衛．喬高在政治領域為人權發聲，大衛．麥塔斯是在律師這條路上貢獻心力。
麥塔斯身形稍嫌矮小，笑容不多，話也不多。當喬高在一旁逗趣地說著笑話時，麥塔斯則在一旁嚴肅地沉思著。
別看他身高不高，麥塔斯可是加拿大最資深的人權律師之一，執業的專長領域在移民、難民、人權。
麥塔斯是猶太人，生於1943年。讓麥塔斯踏上人權律師為移民或難民辯護的原動力，正是二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還好早年祖先就移民加拿大，不然他也可能是被納粹迫害的對象。雖然如此，猶太人遭恐怖大屠殺的事實令他無法釋懷。麥塔斯說道：「小時候聽到大屠殺的事情，我嚇壞了。我無法理解為甚麼世上會發生這種事情。因此之後我一直試著瞭解為甚麼大屠殺會發生，我的心裡一直有這個想法，就是從納粹大屠殺中獲取教訓、採取行動。」
「說出口號『Never Again！』（永不再發生！）很容易，可是要做到並不容易。事實擺在面前，二戰後，大屠殺又一直發生，對柬埔寨人的屠殺，對非洲胡圖族（Hutu）、圖西（Tutsi）族、索馬利亞（Somalis）人的屠殺，對波士尼亞（Bosnins）人的屠殺，到現在是對法輪功信仰者的屠殺。」麥塔斯解釋。
在80年代，麥塔斯改變了加拿大對於難民的司法慣例。一次，一位智利人為躲避迫害來到加拿大。當時加拿大司法系統尚未完善，法院從來不告知申請難民者准許或拒絕難民身分的理由，申訴管道通常窒礙難行。當時這位智利人的難民身分申請被法院駁回。
年輕的麥塔斯初生之犢不畏虎，堅決向法院要求說明駁回的理由，再以自己在英國牛津大學習得的深厚法學功力打贏了這場官司。加拿大法院之後也因此改變政策，對於是否批准難民，都會公布判決理由。
這個改變加拿大對於難民判決的司法事件，讓麥塔斯更清楚地立定志向：自己要以法律專業，為弱勢發聲。
兩位大衛攜手並進：
全新人權倡議策略 用「個人」對抗強權
麥塔斯和喬高彼此是多年的好朋友，以往在各自的領域為人權奮鬥著。但是，近幾年來，他們密切合作，用以往沒使用過的策略，對中共這個龐然大物發出抗議，為民眾爭取人權。兩人因此被加拿大媒體「溫尼培自由新聞」（Winnipeg Free Press）稱為人權「十字軍戰士」（crusaders），不僅被國際人權協會推崇尊重，也受到諾貝爾獎的青睞。
到底是甚麼原因，讓兩位人權大將攜手並進，踏上向中共爭取人權的旅程？而這次必須採行的策略，為何跟以往的人權奮鬥有所不同？
6月26日，這兩位大衛為他們共同的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中文版問世風塵僕僕來到台灣。這是他們第三次踏上台灣的土地。
「血腥的活摘器官」？這駭人聽聞的書名，到底是講述甚麼悲慘的故事？
2006年，當時大衛‧喬高剛從加拿大政府亞太司長一職退休。「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簡稱CIPFG）委託他和大衛‧麥塔斯調查從中國傳出的消息──法輪功信仰團體被大規模屠殺，方式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活摘器官」，而且是中共政權以國家之力，利用這些器官進行移植手術牟利！
這是這兩位人權鬥士第一次共同合作，肩並肩地調查這個他們前所未聞的反人類罪行。
資深人權律師麥塔斯，處理過許多悲慘的人權案例，但是，當他聽到這消息時，閱歷豐富的他心頭不禁打了個冷顫：「我一開始聽到這事時（法輪功學員遭活摘器官），我希望這不是真的，我希望人性不是這麼糟糕……」
大衛‧喬高也驚嘆道，這是他看過眾多違反人權案例中最糟的例子：「很難理解這種事情會發生在廿一世紀的今天！」他們沉痛地形容：這是「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兩人經過四個月的嚴密調查，在2006年7月完成了第一版的調查報告。他們發現，法輪功信仰者真的在中國被活摘器官！麥塔斯面色凝重地表示：「我於是決定要採取行動！對於這個調查結果，我們無法放一邊不管。」
兩位大衛開始全面揭露這個人權災難，他們義務地寫了無數封信給政府官員、媒體、學術界、醫界、非政府組織、各方朋友等，只要是認識的，他們都竭盡所能地把這個訊息傳遞出去，並開始走遍全世界60個國家，講述他們的調查結果。
但這次的人權倡議之戰，是一次艱苦的戰役。加拿大曼尼拖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教授落沃倫．卡瑞（Warren Cariou），描述了兩位大衛的窘境：「其中的困難來自中國全球的經濟、政治力量。麥塔斯和喬高發現，他們無法依賴國與國之間、非政府組織間的網路力量來協助尋找線索與證據。因為這些組織與政府都得與中國妥協或是談判交易，以維持外交、經貿關係。他們不會去碰觸『法輪功』這個中國政府特別敏感的問題。」
麥塔斯繼續談道，聯合國與一些國家政府之間草擬人權的各種宣言很容易，但落實這些宣言就很難。尤其當違反人權的指控是針對世界上的強權時。
因此，兩位大衛採取的行動，就是以「個人」的名義發表倡議，獨自行動！因為「個人」無須與政府交易、妥協，無須維持經貿、外交關係，可以針對任何敏感議題發表看法。
沃倫．卡瑞認為：「這給人權活動提供了一個實用策略（real politik）的好例子！」
兩位大衛堅定地表示：「民眾普遍對於人權迫害案例的感覺是，涉及的範圍太廣，或是與自己的關係太遙遠，或是感到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但我卻認為，匯集世界各地的『個人』力量，最有辦法提升人們對人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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