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茉莉花革命以來，中國人也一直在探討，革命在中國是否有可能發生？我毫無疑問地相信：不是有可能，而是一定會發生。這和中國人素質如何，中共高層是否內鬥沒甚麼關係，它只和中國人是人類的一分子、中國的人心和整體人類的一樣有關。
中國曾在世界「革命」的潮流中發生了兩次革命：辛亥革命和共產革命。而那兩次革命還是在中國和世界有相當距離的情況下發生的。今天，中國和世界，只隔了一張千瘡百孔的「防火牆」。它能擋住牆外革命烽火的種子、火苗嗎？
迄今已經蔓延到全世界每一個洲際的民主制度是從兩場革命開始的：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這兩大事件對人類的走向影響巨大：美國革命建立了民主憲政，今天世界民主國家，基本都是走美國這種道路。法國大革命則建立了斷頭台式的暴政，後來的列寧十月革命，毛澤東的共產革命，都是法國模式的升級版。
印刷機席捲君王
美、法兩場革命前後腳發生（相隔13年），被稱為「姊妹革命」。為甚麼人類（即使自公元算起也）穩定了近一千八百年的君王統治，突然在世界的兩半球同時爆發了扭轉歷史航向的革命呢？
遭中國當局迫害的維權盲人陳光誠逃進美國駐北京大使館之際，我正在讀美國作家納爾遜（Craig Nelson）的《潘恩傳》（Thomas Paine）。潘恩是人類歷史上重要而獨特的思想家：他是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這兩場重要事件的思想孕育者和接生婆。他的《常識》（美國有權選擇獨立建國）一書，吹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號角；隨後他又起草了法國大革命的重要文獻《人權宣言》。
目睹陳光誠事件的媒體報導和其戲劇性的結果，感覺走進《潘恩傳》中所描述的那種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為甚麼？因為今天和當年太相似，納爾遜的書給我提供了一個用歷史的眼光看今天的角度。在英、法這兩場革命爆發前的幾十年中，人類在科技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印刷機的普及，使書籍大量出版，訊息空前傳播；思想火花的撞擊，使人們有了新視野、新思想、新願望，最後終於促使了行動，創造了一個趕走君王的新時代。
為何不反抗貧窮專制
在工業革命前，世界的貧窮是今人難以想像的。據納爾遜引述的統計：在潘恩出生的1737年，即距今二百多年前，倫敦的居民60%都活不到10歲。在潘恩1774年（美國獨立前兩年）從英赴美時，英國人的平均壽命才36.6歲，還不到今天的一半。當時英國20%孕婦死於難產。該書舉例說，有位英國藝術家的妻子，懷孕20次，生出7個孩子，但只有1個活到成年。
今天從倫敦到紐約，橫跨大西洋只需飛行七小時（用美國黑鳥超音速偵查機不到兩小時）。而當時只有輪船航渡，需10到13個星期，長達90天！不要說遇到暴風雨可能船翻人亡，漫長航程導致的食物腐爛（那時哪有冰箱）以及疾病（醫學相當落後）等，就會奪去許多生命。潘恩那條船就有4名乘客死亡。抵美時，潘恩也因船上跳蚤感染熱病，奄奄一息，被從甲板用吊籃送下，治療了六週才活過來。
如此的貧窮和漫長的專制，人們為甚麼不起來反抗？主要因為缺乏訊息，缺乏新的思路。思想是行動的前提，沒有思想，就沒有變革。在1710年前，整個英國除了倫敦，再沒有任何印刷廠和出版社。1620年時，英國出版圖書六千種。到了美法革命前夕，增至五萬六千種，增幅近10倍。1710年，英國的報紙發行250萬份，到了1770年，也就是美國獨立前6年，增至1,200萬份。人類從那時起，才第一次有了科幻小說、女性雜誌、兒童圖書、自傳，以及暢銷書作家。圖書館也是那時才出現的，而在那之前，多數家庭只有一本《聖經》可讀。
新科技「革專制的命」
最引人注目的訊息變化，是出現了很多「政治小冊子」，刊載新觀念，傳播新思想。潘恩的那本《常識》當時就是一本政治小冊子，篇幅不長，毫無學究之氣（今天讀來都不拗口），更充滿政治激情。當時很多酒館，都成為人們討論政治之地，被稱為「閒聊大學」（tattling university）。潘恩抵達美國費城後，就常在當地「酒館大學」進行政治辯論。
當時在大西洋兩岸最有影響的政治雜誌是《旁觀者》（spectator），主要傳播亞里斯多德哲學（現實才是真實和重要的，而不是不可證實的虛幻世界）和洛克的古典自由主義（保護人的權利）。跟潘恩一樣成為美國建國之父的富蘭克林、傑佛遜、華盛頓等，都是這本雜誌的推崇者，他們在談話，跟朋友通信，以及政治辯論中，都引述和論證《旁觀者》的哲學。
這些美國先賢們跟朋友的通信非常頻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正在編輯的傑佛遜通信集就有75卷，收入五萬封信，計劃在2026年出齊。哈佛大學編輯的約翰‧亞當斯（第二任美國總統）的通信集更長了，有150卷。由此可見美國的先賢們多麼重視訊息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如果說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促發了美國和法國這兩場重要的革命的話，那麼當時的工業革命，則為傳播思想的啟蒙運動提供了科技能力。出版業促使圖書、報業蓬勃發展，訊息傳播為人的思想解放提供了可能。或者說，印刷業的革命性進展，迅速把大西洋兩岸的人的思維推向了「要革專制的命」的高度。
手機給了陳光誠自由機會
中國辛亥革命之前，也是報業剛剛開始，卻迅速在中國發展之際。引導思想風潮的梁啟超等人，都是靠辦報紙雜誌，當時鼓吹變革的報刊有百種。相互激盪的訊息開啟了民智，醞釀了革命之前的思想和心理準備，最後才推翻了大清王朝。
今天，距離美、法革命才二百多年，人類又到了一個科技革命的轉折點——電腦、互聯網、手機、臉書、部落格、推特等等，更迅速地把世界推到一個新境地。人們或許還沒有意識到，這個科技變化也必將如火箭騰空一般，把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推向一個新進程。
潘恩的時代，報紙靠馬車運輸，酒館可裝的人數有限。今天訊息的傳播則是電傳速度，而網絡更是無限大，可參與討論的人員超越國界。所以，變化的可能更大。
陳光誠事件的戲劇性變化，沒有今天的新科技是不可想像的。離開美國使館後在朝陽醫院，由於他有三支美使館給的手機，所以得以跟朋友和醫院外面的記者聯絡。朋友馬上把和他談話的內容送到了網上，讀者幾乎是同步瞭解了他的狀況。CNN記者則連夜報導了對他的採訪，使世界聽到他的聲音，他的故事，隨即形成強大國際輿論，導致中美兩國交易破局。可以想見，沒有那三支手機連夜發出的消息，沒有互聯網引起的全球關注，陳光誠絕不可能有今天的命運。
互聯網「解僱」知識精英
網絡的迅速、同步的消息，使專制政權的防火牆如同用漁網擋海風一樣荒謬。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部落格、推特、臉書等等，導致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三言兩語的評論，還是長篇大論。每一個人都是記者、作家、評論家。只要是有質量的內容，無論是名家高見，還是匿名宏論，都會迅速被傳播，沒有任何力量能完全阻擋。這是比消息傳播更有意義和價值的，因為這等於「解僱」了知識精英，打破他們在媒體、思想界一手遮天的「悲慘」局面。
在專制國家，文化人的主體是專制機器的維護者；在民主國家，文化人的主體是左傾烏托邦症狀患者。而來自大眾的聲音，則是「常識」占主導地位。這個常識，無論在專制國家，還是在民主社會，都比政府的決定、精英的指導更正確，更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常識的勝利，就是真實的勝利，自由的勝利。
中東的革命，沒有磨刀霍霍幾十年的「民運領袖」組織，也沒有一肚子謬論的「公知、理論家」們指導。大眾的常識，普通百姓的心聲，贏得了突尼西亞革命，趕走了埃及獨裁者，推翻了利比亞暴政，譜寫着敘利亞人民浴血奮戰爭自由的壯麗篇章……
這一切，都得力於網絡等新科技的無可估量的巨大幫助。今天科技的變化，比潘恩的時代更迅猛，它將帶來革命性的、歷史性的變化，就像當年一樣，還不被更多人深刻認知，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革命的岩漿，正隨着新科技的大潮而洶湧。革命，從來都是在人們感覺甚麼都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就到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