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喜歡請外國名人來訪並向名人請教。但外國名人多不了解台灣的問題，因此對各項提問常只能隨便答一些大原則。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席姆斯（Christopher A. Sims）2012年來訪後，我曾在《看》雜誌第126期本論壇寫了一篇〈遠來的和尚不會唸咒？〉來評論這現象。當時席姆斯很清楚說他不是台灣專家，但大家還是要問。他指出台灣的財政有問題，卻沒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重視。最近台灣又花了據說近千萬元找來美國聯準會前主席柏南克（Ben S. Bernanke）並引起熱烈的參與和報導。但國人和媒體卻似乎不在乎他對各項問題的答覆到底對不對。俗話說外行的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我們該利用他帶來的熱鬧，檢討一下相關問題的門道。
各國間的貨幣政策彼此影響，尤其大國的政策更影響全世界。美國的量化寬鬆（QE）就影響台灣甚多。Thinkstock
國外的月亮沒有比較圓
先從較簡單的問題來看，柏南克針對台灣產業外移的問題說，「失去了低薪的工作機會並非壞事，政府和企業可更積極投入教育、培訓、提升勞工技能，同時也培植新興產業」（2015年5月28日《自由時報》A9版）。這種何不食肉糜的言論不輸給台灣官員。產業外移而失去工作的低技術工人要是那麼容易經培訓而提升，產業還未外移大家就會努力提升了，美國也不必那樣一天到晚指責別人傾銷或壓低匯率，反正產業被搶走就再培訓發展新產業就好。
針對中央銀行彭淮南總裁說「美國的量化寬鬆（QE）之副作用讓我們很煎熬」一事，柏南克說英、日等國用浮動匯率就不會受QE明顯影響，所以也未抱怨。他說很多新興國家管控匯率不升值就會受外國貨幣政策如QE影響（2015年5用27日《經濟日報》A3版）。他這說法是不正確的。QE帶給彭總裁的煎熬應是指資金流入所造成的股市波動及匯市壓力，我們若採浮動匯率理論上確可能降低資金流入的數量，但卻會造成新台幣更大幅的升值，而對產業造成甚大的衝擊。台灣做為高度依賴貿易的小型經濟，這種實質傷害比股市波動還要嚴重。柏南克不可能不懂這學理，卻好像誤導聽眾說只要升值就不會受QE傷害。
柏南克不贊成讓貨幣貶值增強出口競爭力。他說人為干預匯市並未增加貨幣供給就會引發貨幣戰，但QE是為刺激國內經濟，貶值只是其副作用（前引《經濟日報》）。這話好像不太容易懂，沒增發貨幣的政策是貨幣戰，競爭印鈔票的竟不叫貨幣戰？把他的話譯成可以懂的話就是說，大國QE印鈔票讓其他國家貨幣升值不是貨幣戰，小國拒絕升值就是人為干預和貨幣戰。這樣沒有道理的話當然讓人不容易看懂他的道理。
「全球大師」並不懂「在地台灣」
柏南克有個主張倒是對的，他說QE使美國經濟改善，對其他國家也有利。由於全球需求不足，貨幣擴張確有其利益，我在2008年QE剛開始時即斷言，雖然很多人批評QE，但等QE停了恐怕大家又要拜託大國再QE（2008年10月20日《聯合報》〈全球資本主義的五大風險〉）。如今美國QE已三次，日本、歐洲、中國也都大量擴張貨幣，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要求美國不要升息，可見QE確有其利益或不得已之處。
不過其他國家若照柏南克的說法，讓貨幣因美國的QE而升值，則依國際金融理論，國外經濟變化的影響將會被匯率變動抵銷而隔絕在外（這也是前述柏南克說只要採浮動匯率就不受QE影響的理論基礎），因此也就得不到美國經濟擴張的好處。換言之，若照柏南克的話做，柏南克就不能在那裡吹說QE對其他國家也有利。
若照柏南克的說法，各國不可以干預匯率，但可以擴張貨幣來讓別人升值自己貶值，那我們是否也要來個QE呢？柏南克卻回答說無此必要，因為台灣只是通膨率低，GDP並未萎縮，當初美國是陷入很嚴重的衰退才推QE，台灣還有利率工具可用（2015年5月28日《自由時報》A9版）。這話並不符事實，美國今年經濟成長預測可達3.1%，高於十多年來的經濟成長率，台灣今年及近年的成長率只有3%左右，是比正常時期偏低的水準，美國可以QE，台灣為何不可？
他說台灣還有利率工具可用也不正確，我們的利率已低到很難再低，而且利率在台灣一向不能有效促進投資。台灣目前（甚至多年來）的情況是超額儲蓄和金融機構超額準備或濫頭寸太多，卻因種種因素而難以增加放款和投資，所以現在台灣採利率或QE政策都沒甚麼用。柏南克不了解台灣情有可原。
在和QE相關的問題之外，柏南克在和張忠謀先生談到課徵全球富人稅的問題時說，這種稅根本行不通，有人藏富於開曼群島，完全課不到稅（2015年5月27日《經濟日報》A3版）。全球富人稅確實很難做到，但美國的高官卻不該這麼消極。柏南克和美國政府可以批評甚至制裁外國的匯率政策，也可以為防堵國際洗錢及美國人在海外逃稅而管控全球金融機構的帳戶，為何不能在國際組織倡議全球各國對資本家或富人要有個最低稅率？說穿了恐怕還是如很多人所指責的，有錢人對美國政策畢竟有絕大的影響力。
台灣實質薪資倒退15年：柏南克無解
最後來看個較複雜的問題。柏南克被問到台灣實質薪資倒退15年時顯得相當驚訝，他說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比人口成長率還高，實質薪資應該成長才對（2015年5月28日《自由時報》A9版）。GDP只有一部分會成為人民的所得，人民的所得分配給受雇者的比例會改變，受雇者占總人口的比例也會改變，因此每個受雇者平均分到的並不等於每個人口平均分到的GDP。前述各項因素改變時，兩者的成長率也會不同。所以柏南克把經濟成長率高於人口成長率，也就是每人平均GDP應增加（實際上也增加），當成每個受雇者平均薪資應增加，從資料定義上來看就不正確。
也許柏南克以為前述各因素是固定不變的，但偏偏台灣這幾年那些因素變化很大。其他因素不說，GDP和人民得到之所得間的差距近年變化就很大。GDP衡量的其實是國內總生產而非國人的總所得。國民所得統計是以「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這項統計來代表本國人民的總所得（一般經濟學教科書都有這些統計的定義）。而依我國主計總處的統計，2007年到2013年實質GDP的成長了18.77%，但實質國民所得卻只成長7.43%，每年平均只約1%。而這幾年我國受雇員工人數增加了9.4%，所以每個受雇者平均的實質所得是下降的，因此即使受雇者分到的總所得之比例不變，平均實質薪資下跌也是很自然的事。
柏南克沒弄清楚這些，所以覺得很奇怪，因此也隨便開了藥方。國民黨馬政府也許是不懂或不願承認執政時期人民所得仍幾無成長，因此一直用GDP的成長來說明政績，而不願面對國民所得只成長1%的事實。我從2010年就一再指出實質國民所得成長率遠低於GDP成長率的現象和其原因，但國民黨馬政府和很多人民乃至專家學者都不願了解，所以也不必怪柏南克這外國人不懂（請參閱拙著：《經濟日報》社論，〈經濟成長前景不容樂觀〉（2010.10.6）；〈復甦，何以無感〉（ 2010.12.30）；〈人民所得沒有復甦〉（2011.8.29））。2014年因為油價下跌等因素，國民所得有較快速的成長，但這是否只是一時現象，還要看未來油價的變化，以及相關出口產品的價格是否隨著下跌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