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到香港後，我一直想進入媒體工作，那是我的興趣，也是理想，尤其是到中國版。那時只有《明報》有中國版，但是沒有請人。孫大姐了解我的心思，有一次《明報》請編輯，她就要我去應徵。但那是港聞版，而且要我試工，我沒有把握是否可以獲聘，所以不敢辭掉工廠的工作。港聞版的負責人是後來號稱「紫微楊」的楊君澤。試工兩個星期，我每天從工廠下班後立即趕到《明報》上班，好在是回家必經的路上。一般到半夜一兩點鐘下班，第二天一早再去工廠上班。
媒體工作初體驗
但是同時試工的還有一位，原是《明報週刊》的編輯，他的人事關係不但比我好得多，而且是香港本地人，對香港情況的熟悉遠遠超過我。因此第一天我就知道我沒有希望，但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媒體工作過，很想知道編輯工作如何運作，以及報紙出版的流程，因此有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也不會放過。果然，我下的標題他們很不滿意，這是做編輯最重要的一課，標題必須最具概括性又能吸引讀者，因此要了解讀者的心態。
▲做編輯最重要的一課，標題必須最具概括性又能吸引讀者，因此要了解讀者的心態。Getty Images
香港有個笑話說，只要發現有女屍，報章的標題一定要用「豔屍」才能吸引讀者的目光，哪怕那是老太婆的屍體。《明報》報格高，不會這樣做。總之，我剛到香港沒有幾年，對社會的了解與語言的運用都不如他人，所以實習結束後沒有聘用我，我毫無怨言，繼續在工廠裡做。
1980年，台灣報人傅朝樞帶了一筆軍方收購他《台灣日報》的數千萬美元資金，雄心勃勃來香港創辦《中報》，創辦時以《明報》作為對手，聲勢很大，挖了《明報》一批人，例如胡菊人、圓圓等。由胡菊人出任總編輯、1978年被中共放到香港的著名報人，前《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擔任總主筆。陸鏗曾在《明報月刊》寫了篇〈三十年大夢將醒乎〉而活躍文壇。但是《中報》的陣容沒能撼動《明報》。
當時中共為了進行統戰分化，還由鄧小平分別接見《明報》社長查良鏞與《中報》社長傅朝樞。據說傅在報社高層以鄧小平接見他的時間比查良鏞多一些而自得，暗示鄧小平重視他超過查良鏞。
《中報》辦了一兩年虧本，辭掉一些高薪挖來的員工，再請來薪水低一些的。當時有人介紹我給他們的二公子傅獻堂認識，有一次他問我是否有意做中國版編輯。在這個情況下，我就向工廠請辭，但是因為工廠正好要查帳、改組，金先生要我多做幾個月，因此我就沒有去《中報》做。等到我辭職後已經是半年後的事情，那個工作並沒有等我，於是我陷於「失業」狀態。不過廠方對我很好，我主動辭職，還給我遣散費，而且給的不少，這當然是金先生的意思。於是我手裡就有一、兩萬元的現款。
▲在1985年之前，股市對中國人來講是相當陌生的。Getty Images
入境隨俗投資股市
當時除了寫點稿，還有許多時間。雅加達新華學校的同學李健輝當時在一家股票行做經紀，便邀請我去看看。我是一個很好奇的人，也想了解股票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新中國」完全沒有這個東西，只有在茅盾的小說《子夜》有提過，那是「舊中國」的資本主義玩意，我既然生活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金融中心的香港，就必須入境問俗，長長見識。
當時還沒有聯合交易所，而是四個「會」分開經營，我去的是遠東會，李福兆是遠東會「校長」。當時股價顯現在股票行大堂（台灣叫「號子」）不斷流動的大屏幕上。看了以後，雖然沒有甚麼認識，去了幾次以後，還是禁不起誘惑，心癢試試「投資」。
當時李嘉誠在北角新蓋的「城市花園」剛剛出售，新聞很大，而且有單獨的股票上市，叫做「國際城市」，因此我第一次買的股票就是它。我之所以買地產股（台灣叫「營建股」）是因為買不起一間房子，而房價一直在漲，那麼我就從小股東做起。
當時在華僑補校同宿舍的日本僑生文慶添與姜一郎已經在1960年代初到了香港。我曾經請教有參與投資的姜一郎投資股票的要訣，他簡單回一句：「要看大戶怎麼做。」我後來「小本經營」玩了幾十年股票，真的了解這句話非常經典。甚麼利多、利空，全看大戶怎麼操作再由股評家進行事後的解釋而跟著做。所以香港人叫「跟紅頂白」。但是問題在我們不知道大戶想怎麼做，何況還會有許多假資訊與假動作誤導，豈可亂跟？不過，我是一直在努力從種種資訊中揣測大戶在做甚麼打算，來檢視自己的智慧，像賭博一樣也會上癮。
糊里糊塗先賠後賺
當時糊里糊塗進場（香港叫做「入市」），進出幾手，有點小贏。但是接著1982年秋天英國首相柴契爾（港譯「戴卓爾」、中譯「撒切爾」）夫人訪問北京，中國決定收回香港，她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幾乎摔了一跤，港股暴跌。我相信中國政府必然要製造「大好形勢」，但是忽視大戶從中造勢賺錢，所以跌勢比我想像的厲害，在被嚇壞以後，把手上股票清掉，資金所剩無幾。
那時我已經在《中報》工作，一次在同仁的宴席上，與《中報月刊》的主編壽孝椿（後來去了美國《僑報》）與編輯裴立平（都是中國出來的，所以比較有「共同語言」）喝了點酒，想起好不容易掙到一點錢就如此灰飛煙滅，不禁悲從中來而傷感流淚。這是我的第二次酒後失態，也許也是此生的最後一次了。
但是我不會怪任何人，只怪我自己失去警覺，判斷錯誤。我更努力工作與寫稿，從新累計資金，當形勢開始好轉，再度投入。當時中國派駐香港成立光大集團的劉少奇妻舅王光英卻錯判形勢，以樓市「死水一潭」為由，把買來的一批城市花園房子「退貨」給李嘉誠（還虧王光英是甚麼資本家，居然因為看淡前景而可以退貨）後，股市反而逐漸復甦，尤其跌得最慘的地產股很快漲起，這次我賺到錢了，加上我的工作薪資並在多家報刊雜誌寫專欄的稿費收入，遂在1986年12月，也就是我來到香港後的第十年，付了首期買了一個700呎（不到20坪）的二手樓，總算給自己一家四口有個安身之地。
也因為涉足股市，經常看本來沒有去看的財經專業報章《信報》，發現它有高質素的政治評論版，從此進一步改變了我的命運。（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