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期）當中英談判完成簽訂協議後，中共的統戰也有了一定成果。所以以《明報》為首，大事讚揚中英簽署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說香港人要甚麼就有甚麼，但是中共是否會信守承諾，卻避而不談。而我在專欄裡，主要講的就是中共歷來的過橋抽板、不可信任。包括趙紫陽回覆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信件承諾「民主治港」我都不相信。但是許多人說，中共已經改革開放，與以前不同了，還認為我「過激」。
不信中共
中共即使改革開放了，也經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但是左傾思潮無法克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批判非常膚淺。對「四人幫」的電視公審也沒有說服力，因為沒有審訊「幫主」毛澤東。所以我反而佩服江青在法庭裡公開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咬誰就咬誰。」張春橋始終保持沉默，也是一種骨氣。我反而討厭那些隨風倒來倒去沒有骨氣的奴才。
在西單民主牆被鎮壓後，又出現對白樺《苦戀》的批判，再就是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鄧小平還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甚麼「四根擎天柱」，尤其是「黨的領導」那根嚇人的擎天柱。共產黨還有改革的意圖嗎？共產黨還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當作並行的兩手，其實是自己打架的兩手，也注定改革無法成功。
但是在當時民族主義的氛圍下，我不敢說反對中共收回香港，只能說反對九七收回香港，因為中國既然不承認不平等條約，怎麼可以承認「九七」這個新界租約的大限？而中共作惡多時，應該以更長時間來觀察中共是否真的改惡從善，那時離開九七時間太短，無法證明。
當時中共一直宣傳香港的繁榮靠的是中國的支持，例如食物的支持，我則反駁說，北京、上海也是中共提供食物，怎麼沒有繁榮？因此關鍵在於制度！中共還一直宣傳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著名導演李翰祥拍了電影迎合中共，所以我很討厭他。我說，圓明園雖然被破壞了，但英國人建造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更加偉大，是東方明珠，全世界華人最自由的地區，它的價值無可估量。但是，這一切很可能在九七後被共產黨破壞。
但是既然中英簽署協議，我們小民能夠怎麼辦？只能接受，然後監督中共，不許他們違背承諾。但是我們有這個能力嗎？我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共保證50年不變，其實九七前的13年，香港肯定已經大變，果不其然乎？
因為從談判開始，香港就開始變了。本來香港只有港英政府一個權力中心，但是香港新華社也成為權力中心。許家屯的一言一行就會導致股市上落，例如有一次他拿著中英聯合聲明，摘下眼鏡，以眼鏡敲著桌子指責英國人「不按本子辦事」，股市立即大跌；有一次他在新界錦繡花園講話讚揚香港，股市立即上升。因此輿論說港英已經成為跛腳鴨。
在新華社的強大壓力與統戰下，被許家屯指責的港英「孤臣孽子」（指行政局、立法局議員與政府高級官員）逐漸轉軚，程度不同。有的繼續效忠港英，最早被統戰的是行政局議員羅德丞，一度傳說他可能出任第一屆特首，但是最後被中共拋棄，鬱鬱而終。最保守的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被戲稱粵語諧音的「終是完」，也逐漸變成「一僕二主」。還有乾脆徹底轉軚，例如譚惠珠、范徐麗泰，被稱為「舊電池」中的「忽然愛國」。但是英國人還是努力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秩序。
首次赴台
1984年9月下旬中英簽署有關香港前途協議的草案後，政局有片刻的寧靜。我在《信報》工作也正好滿一年，有一個星期的假期，於是我決定離開香港外遊台灣，時間是11月中下旬。離開前，我把一個星期的稿都寫好，沒有空窗期。這是我離開中國到香港後第一次離港外遊。
那時，俞國基、李義仁已經離開美洲《中報》，到了美洲《中國時報》，但是李義仁因為太太在紐約水土不服，辭職回到台灣，因此由他接待。
當時中國到香港的新移民，要住滿5年才可以申請去台灣，但是還需台灣方面的政治審查。據說政治審查是到你家裡，與你談話，了解思想狀況，還有沒有經常回中國，家裡的擺設有沒有問題。例如是否掛中國領導人的照片，或者你看甚麼書籍等等。我因為給《中國時報》寫稿，與當時中時駐香港特派員江素惠關係不錯，常常到他們在灣仔的辦公室交稿，許多國民黨人都知道我的反共立場，因此免去「審查」步驟拿到入台證。
那時台灣在政治、經濟方面都落後香港許多，也比較封閉。當時經營台灣旅行團有個「行規」，會託遊客攜帶一批台灣需要而遊客帶去可以免稅的物品，記得的有棉襖與一些中藥成品。到了旅館後，打電話給旅行社的「線人」，他們就會拿現款根據原先訂好的價格收購。如果帶滿名單上所有物品，利潤接近來回的飛機票費用。但是我嫌麻煩，只帶幾樣簡單的。其實這也算是「水貨客」了。當時沒有想到，如果有人塞進毒品進去，被查出來還得了？也許那時人心還沒有那樣壞。
我住在博愛路上的一個賓館裡。下午李義仁就帶我逛龍山寺。那時外面還有許多攤位，相當熱鬧。移居台灣後，我就住在龍山寺附近，也算是緣分吧。第二天一天，我去故宮參觀，能夠看到這些珍品自然十分高興，但是我對那些展品也沒有特別的興趣，即使是真品。因為我更加關注的還是現實與政治。當時還有「瓷器上龍紋特展」，不幸我很不喜歡「龍」這個怪物，更討厭以龍進行統戰。
除此，其他時間我接觸一些朋友，再就是自己到處亂逛的「自由行」。朋友中見到了倫敦教授介紹的徐世棠，他請我在老爺飯店吃飯，還從當時是新聞局長宋楚瑜祕書那裡要到兩張金馬獎頒獎儀式的票子，我和李義仁去了。我也去了李義仁在永和的老家，見了他的家人。此外，江素惠也約了中時集團的太子女余範英在來來飯店（現在的喜來登）喝咖啡。在美國的表弟周曦也介紹我認識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柏楊兒子。
我因為住在博愛路，除了去重慶南路的書店看書，因為離開西門町很近，所以常常去逛，包括看了一場電影，不過放映前要起立唱國歌，讓我覺得這點比中國還差勁，另外就是到處都有太多的政治口號。在香港住了幾年，對此已經不習慣了。在西門町還被人「阻街」去馬殺雞，嚇到我。賓館晚上還有小姐敲門要陪伴我。這都是我沒有過的人身經歷。
我還到第一飯店找一家旅行社去花蓮玩。但是到了花蓮，一部計程車來接我，因為只有我一個團員，司機兼做導遊，走橫貫公路到天祥。回來半途又接了一位東南亞華僑。在花蓮住了一晚。除了旅遊勝地，自然還有購物，我知道這些玩意，所以除了買點貓眼戒指，其他甚麼都不買。
我最有興趣的還是黨外刊物，買了一批，有《鐘鼓鑼》、《蓬萊島》、《亞洲人》、《雷聲》、《時代》、《西北雨》等等。不過回去過海關時還有點提心吊膽會不會查行李。
回香港後我用新筆名在《爭鳴》雜誌寫了長篇感想，分兩期刊出。但是我故弄玄虛以便老共猜不到作者的身分，避免被套上「國民黨反動派」的帽子。我一直記得，我在中國那個年代，偷渡到香港被遣送回去，是經濟問題而「勞教」，但是偷渡到金門是「叛國投敵」而槍斃。但是這時我還是以中國人身分到中國的台灣來旅遊，還談對「統一」的看法，雖然批判中共的武力統一。（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