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與多數國家截然不同。其他國家強調「公益、倫理、透明」的原則，中國的器官移植，卻帶有強烈的商業性質，更像是醫院與病患之間的市場行為。
無人監督！醫院自找器官、事後通報
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可以從其官方發布的《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報告》中看出一些關鍵資訊。
不論是2018年或2023年版本，報告中都特別指出，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與西方國家如美國的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或西班牙的ONT（Organización Nacionalde Trasplantes）存在顯著差異。
具體來說，西方國家的OPO或ONT是獨立運作的法人機構，具備一定的透明度與監督機制；而中國的系統則完全不同。中國的器官獲取與分配單位，是以醫療機構為單位所設立的「器官捐贈與獲取專業團隊」，並非一個與醫院分離的第三方組織。
台灣國際器官移植關懷協會副理事長，也是台大醫院雲林分院泌尿部主任醫師黃士維指出，中國的器官分配機制是「以資訊化為手段，政府主導、行業自治、醫院自查」的監管模式。簡單來說，這套制度實質上是讓醫院「自己找器官、自己執行移植手術、自己回報系統」，政府並未實質負責全面監督。
也就是說，所謂的「器官分配系統」，其實更像是一套事後「通報」用的資料上傳平台，而非一套真正負責分配與審核器官來源的監管系統。
在這種「行業自治」的運作邏輯下，每家醫院可以自行尋找器官來源，自行判斷何時進行手術，再將手術資訊通報上系統。至於器官是怎麼來的、是否符合倫理規範，資料內容是否真實——都未有外部機構監督或強制審查。
換言之，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並非透明且公平的器官「分配」機制，而是一種「計劃通報制」，核心仍是計劃經濟式的行政管理。醫院如何報、怎麼報、報多少，往往依照內部默契進行操作。「你懂的」，也成了這種系統在運作上的潛規則。
數量、來源、流程皆遭疑「黑箱」作業
世界衛生組織（WHO）明確指出，器官捐贈與分配系統，應具備透明性與可溯源性，且資料應公開供社會監督。然而，中國目前的器官移植系統，並未向公眾開放查詢，相關數據只有特定的醫療單位與內部管理人員才可存取。
此外，中國也未公開說明，每月進行多少器官移植手術、各家醫院的手術數量與來源，僅提供一個籠統的統計數字（figure），外界無法真正了解器官的來源，和分配流程。
然而，一方面缺乏對外資訊的透明化，另一方面卻積極尋求國際名人或專家，為其器官移植體系進行宣傳與背書。這樣的雙重操作策略，使得中國器官移植制度的可信度與道德正當性，持續受到外界質疑。
心死到腦死：話術演變，器官到底從哪來？
至於器官從何來？中共政府的敘事策略不斷改變。
在早期，由於中國法令尚未正式承認「腦死」的概念，器官來源皆聲稱來自「心死公民捐獻」。然而，外界普遍質疑，這些器官實際上多數來自死刑犯和良心犯，而是所謂「活摘」——摘取器官事實上就是執行死刑的過程。
儘管外界長期懷疑，中國官方最初仍統一口徑，堅稱所有器官均為「心死捐贈」。直到2006年，中國政府才首度公開承認，高達95%的器官來自死刑犯。即便如此，官方敘述依然包裝為「死刑犯因嚴重創傷導致心臟停止，進而捐贈器官」，試圖在語言上保留其合法性與倫理性。
隨著時間推移，中國逐步引進「腦死」的醫學概念與判定標準。「從此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官方或醫院在說明器官來源時，話術也隨之改變，常用的說法變成『嚴重創傷後的腦死捐贈』。」黃士維指出。然而，器官的實際來源仍由醫院自行通報、撰寫與定義，醫療機構對如何填報資料、如何描述死亡方式，顯然都有一套心照不宣的內部流程與默契。
因此，中國器官來源，歷經「心死公民捐贈」到「死刑犯心死捐贈」，再到今日「腦死創傷捐贈」的轉變，核心問題始終未變：缺乏外部監督、資料不透明，以及對死者身分與死亡過程的刻意模糊。
國際期刊質疑563器官來源？「不知情就投稿」
從一個具體案例中，便能清楚理解實際運作存在哪些問題。
2014年，浙江大學附屬醫院肝移植醫師鄭樹森在國際期刊《肝臟國際》（Liver international）發表一篇關於器官移植的論文，因學術爭議最終遭到撤稿。
本身亦是學者的期刊總編輯馬里奧（Mario Mondelli）同時指出，鄭樹森將終身被禁止向期刊提交研究論文。
這篇論文聲稱，該院自2010年至2014年10月期間，共進行了563例肝臟移植手術，且所有器官均來自「合乎倫理的心死捐贈者」。國際學界對此迅速提出質疑，認為期刊不宜刊登有關論文。
根據中國當時公開資料，整個國家的心死捐贈者總數僅為2,160位。依照一般情況，心死捐贈者中，約僅有30%的肝臟可成功移植使用。換句話說，即使全中國的器官分配全部集中於浙大醫院，也不可能在該段時間內取得563個合乎倫理的肝臟。
在遭到國際批評後，鄭樹森仍在回應中堅稱，這563例肝臟來源皆為心死捐贈，沒有使用死囚器官，甚至宣稱中國的「肝臟可用率」可達90%。這一數據明顯違反國際醫學常識。但期刊要求提出器官來源證明，卻沒有得到回覆，於是決定撤回有關論文。
事件持續延燒，時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甚至公開指出，根據官方資料，浙大附屬醫院在該段期間，實際通報系統的心死捐贈僅有166例，文章是造假的。這代表論文所提的563例肝臟來源中，至少有超過400例未經通報。
對此，鄭樹森接受中國媒體訪問時的回應更加荒謬。他表示，這篇論文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投稿的」，雖然他是通訊作者，卻聲稱自己並不知道文章內容與發表情形。
一器一價！當器官有標價，生命是否也有價格
醫院可能實際進行超過500例移植，但只向官方系統通報166例，已被中國政府親口證明。但是如何通報、通報多少，卻全看當時的「政策口徑」與官方指示，這種「按需通報」的機制，掩蓋了大量未被記錄、來源不明的器官使用情況。
不僅流程、來源令人懷疑黑箱作業，器官甚至有標價。「一器一價」甚至衍伸出「組合套餐」式的建議——肝腎聯合、肝胰聯合、心肝聯合……醫師不再是基於醫療必要提出建議，而是依據你「還能多付多少錢」為你「設計療程」。
台灣人在中國進行一次心臟或肝臟移植，所需支出動輒新台幣600萬至1,000萬元。中國的器官是「一器一價」，若要同時進行心肝聯合移植，費用可能飆升至1,500萬甚至2,000萬台幣以上。
器官成了醫療產業鏈中的「商品」，醫院與病患成了交易雙方，而倫理審查只是紙面程序。況且既是商品，就必須在市場上有供有需，不得不再次面對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的器官來源極為充足，這一現象在全球器官供需失衡的背景下，顯得格外異常。
在這樣的體系下，醫療機構——無論是醫生或醫院——往往能從中獲取可觀的利益。因此，器官移植在中國，不只是醫療行為，更多時候是財富與名聲的象徵。同樣可想而知，病患的醫療需求與手術必要性，反而未必是最優先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