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国财政赤字暴增，政府负债逼近法定上限，主权评等因而被调降，财政问题甚为严重。要完整分析这问题并提出正确对策，先要厘清一些事实和观念。财政问题的对策，简单来说就是「开源节流」，但政府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不够，却因一些不正确的想法而更积极「弃源放流」。本文将讨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值得重视的事实与观念。
一、1990年代的减税而不加税使税收比例偏低
1990年我国税收占GDP（国内生产毛额）的17.76%，若加计公卖利益则达18.99%。但因为一连串的减税和结构变化，2000年政党轮替时这比例降到12.92%。民进党政府未再减税，这项比例维持在13%上下。这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低的税收比例，政府支出当然会缺乏足够财源，而使财政问题日益严重。
1990至2000年税收占GDP比例下降的原因，若由各项税收占GDP的比例来看，关税由1.80%降至1.05%，货物税由1.96%降至1.36%，公卖利益也由1.23%降为0.52%。这些间接税的下降有些是因经济结构改变，有些是因自由化降低税率所造成。当时政府错失了同时提高其他间接税特别是营业税来弥补税收的机会，甚至连营业税收占GDP的比例也由2.69%降至2.12%。
同一期间证交税占GDP的比例由2.66%降至1.08%，土地税由2.18%降至1.33%。主要应是泡沫经济消退所造成。所得税由4.92%降为4.48%应该也和减税有关，但政府一直未能提供具体的资料和分析报告，让大家可清楚了解对企业租税奖励以及「两税合一」政策到底造成多大的税收损失。政治上减税讨好而加税很难，因此主政者若不承认降税对税收的伤害，不愿在减税时同时加税，财政很难改善。
二、潜在负债是几十年制度化寅吃卯粮的后果
税收比例下降如前所述，是1990年代国民党上次执政时所造成，但国民党下台后却曾以税收比例偏低来批评民进党。国民党更翻出以前隐而不提的政府8兆潜在负债的资料，让人民误以为民进党执政让政府债台高筑。但8兆3千多亿的潜在负债中91.6%（约7兆6千亿）是公教人员退休金、公保、军保、劳保、以及农保的应付支出或亏损。这乃是当初的制度对人民做了未来政府支出的承诺，却未编列对应的准备金，或未收取够多的保费所造成，金额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而根本的原因则是当初订制度的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其他8%（约6千亿）的潜在负债，如征收既成道路应付款，也都是国民党上次执政时期遗留下来这种的问题。只有不到1%（613亿）的金融重建基金负债，是民进党时期才发生，但那也是为解决国民党上次执政留下的巨额银行呆账而发生。
潜在负债已在那里，追究起因也许不重要，但政府千万不要有把责任赖给别人之后，又再做同样的坏事。这两年的国民年金和劳保年金、存款保证、股市护盘、以及国发基金借钱对企业的直接投资，都可能扩大未来的政府潜在负债，政府应该清楚估算，不要把潜在负债偷偷塞给下一任政府或下一代人民。
三、政府支出并非不断成长才有贡献
负债多而税收少的国家，应该减少支出；但政府为了权力和收买选票却多偏好增加支出。马政府甚至误以为政府增加支出才有贡献。马总统在竞选著作「治国」一书的124页上说「民进党执政七年半，政府对经济成长的贡献是负的」。但有什么研究能分析出政府所做所为对经济成长有多少真正贡献吗？恐怕没有。
只有一种数字贡献率而非真正贡献的算法，即是把经济成长率分析为GDP各项支出因素（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的成长率的加权平均。例如民间消费若原占GDP的60%，则民间消费若增加5%，即是让GDP增加3%，而GDP的成长率若为6%，这种分析公式即说GDP的成长率中有50%是民间消费成长的贡献。这方法是一种纯粹数字的表现，只要支出增加就有贡献，支出成长愈快贡献就愈大，哪怕是增雇人员（支出薪水）去关闭合法企业，都是对GDP有贡献，而支出减少的项目贡献率就是负的。这种分析方法根本不能用来看真正的贡献。马总统却用这种方法说「民进党执政七年，一共花掉人民纳税钱12.4兆…对经济成长竟然是负贡献」。他基于这样误解，上任之后自然拚命想增加政府支出，例如今年3月11日他说「只要想到过去8年，每年政府投资都是负成长，我们就觉得很严重」。7月14日又说上任政府「8年政府投资都是负成长…新政府上任后希望政府投资比前一年有5%成长」。
这种支出增加才有贡献的想法根本错误，支出用于正确有益的项目才最重要。但马政府基于上述误解，拚命想增加支出，结果不只让财政恶化，为支出成长而成长支出，恐怕也会造成更多浪费和劣质甚至危险的公共建设。
四、减税效果要有客观精细评估
我国乃至其他国家乱减税的原因除了政治买票之外，也常以养鸡生蛋或薄利多销为借口，即低税率可吸引更多资产或投资活动，或可降低逃税诱因，结果反可使税收增加。这种说法不是全无道理，零税率收不到税，极高的税率吓走了所有经济活动也收不到税，所以中间一定有某个税率可使税收最大。但那个税应是多少，由现在的税率要提高或下降才可以收到更多税，却需要详细的研究才能有较可靠的答案。但我们每次要减税时，却很少做精细的研究。
两税合一时，政府说税收不会受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显非如此。人民甚至一般学者都拿不到资料来做详细的分析。降低遗赠税可吸引多少资金回流，对经济有何贡献，也没有可靠的研究。政府把最近回流的资金都当成是减税的效果，而忽略国际经济情势变化的影响，正足以显示政府没真正深入研究。财政部李述德部长降低证交税的主张受到各界批评，如今降税方案过不了，股价和交易量却已回升。当初若匆忙降税率，税收又要损失一笔。由此可见降税政策该有更公开而详细的评估。
五、举债不是唯一的选项
当政府有某项政策任务须达成时，举债来花钱并不是唯一的选项，但现在政府却非常倾向于举债花钱。例如八八水灾的灾后重建是政府要达成的任务，但达成的方法却有很多。在给灾民同样照顾的前提下，有些方法可能只需较少经费，因此政府要精打细算，不能因为经费是特别预算借来的，就不计成本地乱花。就算非花不可的钱，政府也可以减少其他支出来移用。特别是四年5,000亿振兴景气的经费乃是为提振景气而找地方花钱，有些钱可能用在不必要的地方。现在八八水灾虽是不得不花钱，但花的钱一样有提高内需提振景气的作用，行政院主计处也迫不及待说这笔支出可提高经济成长率0.26%。因此从财政上看最合理的做法就是把四年5千亿提振经济特别预算用一部分来做灾后重建，但政府却坚持要另外举债。
灾后重建也可用加税来取得财源。50年前的八七水灾就有一个特别捐，郭台铭先生也建议加税，但政府根本不愿考虑。政府说的加税都是未来甚至等别人执政之后的事。其他如出售政府产业以取得财源，以经营权、土地权或其他权益支持民间来投资等等，都是可能的替代方案。
新上任的行政院吴院长却不顾上述这么多可能的选择，而用一个奇怪的方式来说非举债不可。他说：「在举债和印钞票之间做选择，举债是不得不的作法，因为印钞票是毒药。」其他的选择就在他这说法中不见了，而印钞票是正常国家根本不可能的选择，所以他的结论必然是要举债。这种说法是小孩子用的狡辩，不是执政者程度的思考。依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财政问题恐难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