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20年（中共官史称之为「五四时期」），中国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的弊端在民品劣、民智卑。胡适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当中的反贫困理论一致）。
胡适的「五鬼闹中华」之说，当时就遭到了亲共文化人梁漱溟等的批判，认为他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毛领导的中共革命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便迎刃而解了。
但60年后看中国，党的「丰功伟绩」并未驱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
贫穷从未离开过中国
中国人均GDP早在2003年就超过1,000美元，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3,000美元（台湾为17,116美元）。短短5年之间人均GDP涨了两倍，国家统计局宣称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但众多国民却未分享这种喜悦，反而感觉度日艰难，从未「小康」。在言论「相对自由」的互联网上，许多人表达了对国家统计局所公布数字的质疑：我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真的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种由统计局统计出来的数据是真实的吗？我们大多数人的收入为何比人均收入要低呀？网友们由此还发明了一个网络新词：「收入被增长」。最后国家统计局不得不被迫响应种种关于「收入被增长」的质疑。
姑且将收入是否增长这一点放置一旁，中国事实上还存在数以几亿计处于赤贫状态的穷人。为了「大国崛起」的面子，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与政府财政负担，中国政府将农村贫困线设定为每人每年683元人民币，这样一来，中国只有约8,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而按照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标准（每日每人1美元，每年约为2,500元人民币），中国的贫困人口应为3亿。
从「东亚病夫」到疾病大国
从上世纪初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深为「东亚病夫」这一称号感到羞耻。1933年东北运动员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被中国视为雪耻之举。自中共建政以来，举凡建立低水平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展金牌体育无不是为雪「东亚病夫」称呼之耻。奥运金牌之梦倒是因为不计成本地「举国投入」圆了梦，成了世界第一的金牌大国（有「一枚奥运金牌7亿元」之说），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却乏善可陈，各种疾病开始蔓延。以下仅列举中国卫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
中共建政后的前30年曾消灭了梅毒与血吸虫，现在这两种病又卷土重来。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例，但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被严重低估。梅毒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被称为「瘟神」的血吸虫病曾在中共建政前十余年得到控制，毛泽东为此专写的那首「送瘟神」词曾脍灸人口。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崩溃，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目前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人口达6,500万人，血吸虫病人高达80多万。
其他各类疾病的人数同样惊人：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感染人数在亚洲位居第2位，在全球居第14位。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结核菌感染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此外还有3千多万乙肝（B型肝炎）患者、1.2亿乙肝病毒带原者。高污染导致癌症村遍布全国的报导更是时常见诸报端，污染受害者走投无路的绝境，让人读后顿生窒息之感。
2009年7月河南民工张海超剖胸验肺之举，让国人既震惊又伤感，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全国64万尘肺病人当中的一个而已。据CCTV（中共中央电视台）报导，全国有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受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失去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面对政府的「面子」──那一块块昂贵的奥运金牌，与民族的躯干──国民的健康，任何政府都应该惦量出二者孰重孰轻。中国近年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的崛起，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现状，讨论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我安慰之梦，可能更为现实。
愚昧：从阿Q到今日愤青
衡量一国国民的愚昧通常有软硬两套标准：硬指标是国民受教育程度与文盲率；软指标是国民的素质，比如对历史与现状是否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对权力的态度是盲目服从还是保持一定的独立，对外来文明是开放接受还是盲目排斥等。
中共统治60年正是世界各国大幅提升本国国民教育程度的60年。中共比较乐于纵向比较，总说自己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多少、文盲率又下降了多少；但如果横向比较，则乏善可陈，与台湾、香港两地都相差一大截。从国民素质来看，现阶段的民智自然要比毛时代开化得多，但阿Q精神却仍然表现为不少国民尤其是愤青的精神特质──所谓阿Q精神（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人物），其实就是民族失败主义和盲目的民族自大狂相结合的产物。前者是百余年沦为落后民族的深重屈辱，后者则来自于五千年文明的骄傲。这种极度的失败感与骄傲感的结合，使愤青在遭逢到的各种屈辱面前逐渐失掉正视现实的勇气，甚至企图用荒唐的方法来掩盖自己的屈辱，麻醉自己的灵魂。比如，明明是本国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却硬被他们说成是外国资本的压迫。毫无疑问，愤青现象是被统治者不自觉地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思想俘虏的可悲现象。这种「愤青」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它标识着中国人政治理性的成熟还需要假以时日。
贪污腐败已经天怒人怨
全国县处级以上官员犯罪率逐年上升。据统计，2003年至2008年，全国查处县处级以上官员共计2万余人，其中有35位省部级高官。政治领域（买官卖官）、公共采购领域（如中国的土地批租）、医疗卫生领域和司法这四个领域既是腐败高发领域，也是导致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领域。一组数据表明，公务员群体尤其是法官群体成了犯罪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其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政治腐败已经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
扰乱不止
这扰乱在今天的内涵远比国民政府时期要丰富，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国民与政府之间缺乏互信这种社会信任的缺失，也表现为因各种恶性刑事案件频发引起的安全感下降，更表现为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社会反抗。作为中国人的悲哀在于，目前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到居住环境，没有一样堪称安全。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只是掀开了中国食品安全隐患的一角。但中国政府目前只在意防范社会反抗，前两者引发的问题已不在政府考虑之列。
如今「五鬼」依旧。但按照中共的说法，1949年以前的「五鬼」是封、帝、资三座大山（即社会制度）所造成；今天这「五鬼」身影虽然庞大，但社会政治制度却是好的并应该被坚持。这就是今天中共宣扬其建国60年伟大成就的特点。
凡事皆应有逻辑。在同一套价值观里，一件同样的事情，别人做了就是罪该万死，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自己做了就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成就，就应该被人民感恩。这种通过控制舆论造就出来的「成就」解说，在两个30年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