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维持操守和争逐利益越来越失衡的现代社会，秉持良心经营的商人显得弥足珍贵。中国从商朝就开始有以物易物的商业行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富甲天下的商人。而古代不少著名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信用至上、利人为先。
商圣范蠡
弃政从商 聚财是为了散财
说起古代著名的商人，你会想起谁？
代表人物之一是春秋末期的范蠡，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朱公。「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四句话，就足以概括他的一生。范蠡和西施在湖上泛起一叶扁舟而去的浪漫传说，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不仅如此，范蠡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从政坛退下之后，「二度创业」成功的奇人。
范蠡被称作「商圣」，是中国商人的鼻祖，也是最早的慈善家，还曾被视为「财神」供奉。他成功献出计策，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因为太了解勾践鸟尽弓藏，可以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性格，于是不顾勾践威胁利诱，留下辞别信，带上简单的盘缠离开，一去不复返。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更姓名为鸱夷子皮，带着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以垦荒耕作为主，兼营经商，没过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的家产。《史记》中记载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聚财功力惊人。
范蠡不仅会赚钱，更是仗义疏财，赚的钱多拿去从事各种公益活动，从不将钱财聚集在身边。他的贤德之名甚至传进齐王耳里，齐王将范蠡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此时他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范蠡又决定离去。他认为对一个白手起家的平民百姓而言，为官到卿相而久受尊名，不是吉祥的征兆。他说：「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范蠡再度急流勇退，归还相印，把钱财分给朋友和乡邻后，孑然而去。
现代人看到范蠡的作为，大概会感到不可思议，为甚么他对钱财和权位毫不留恋？答案是范蠡明白「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诚如他多次告诉后辈「物聚必散」是天道一般，范蠡看透大局离开越国，又从宰相位置退下，散尽家财而去。
商祖白圭
良商须兼备智、勇、仁、强
另一位不以争取私利为先的，是人称「商人祖师爷」的白圭。为甚么战国时期的白圭被誉为「商祖」呢？因为他经商致富，名满天下，更是最早对市场营销有自己一套的商人。
白圭曾经把「经商」比喻成筹划谋略的伊尹、吕尚，和用兵打仗的孙子与吴起。白圭可说是古代最早收徒弟传授经商之道的商人，收授门徒的标准非常严格。他曾经说，良商必须具备几个特点：「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也就是说，商人要通权达变，要果断勇敢，要有仁德之心，才能明白取舍之道，还必须有耐心，懂得坚守等待。唯有兼备智、勇、仁、强，才能称作良商，才有资格投入他的门下。
白圭的经商之道是「乐观时变」，他随时都在注意农业的生产状况和市场的行情，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市场上商品太多时大量买进，等到市场需要的时候就能价高卖出，因而累积致富。
致富后白圭坚持简朴的生活，《史记》形容他：「薄饮之，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白圭明白吃穿节省、胼手胝足，才能开创家业。史书对白圭的记载虽然不多，他的经商思想却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时期很多徽商都保有他的遗风。
戏剧里的古代商道
《商道》与《乔家大院》
不少古装戏剧对于「商道」精神多所著墨。韩剧《商道》讲述韩国红顶商人林尚沃从贫无立锥之地到富可敌国的故事。林尚沃生活在相当于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的韩国，为商过程不断遭到坑陷，却始终坚持正派经营，在他眼中的「商道」就是「视信用为首」之道。更戏剧化的是，林尚沃临终前身边只留下20块，其它所有财富和土地全数捐出。
清朝末年的乔致庸也是中国著名的红顶商人。去年夺得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的中国演员陈建斌，在《乔家大院》里演活了这个角色。乔致庸原是儒生，跨足商界并不是自愿，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扶济天下的愿望。他的经营理念围绕着「义、信、利」三个字，先是做人以义，以诚信为本，而后从商以信，然后才是以义取利。 当时的晋商乔致庸有胸怀天下的格局，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用马车和骆驼队伍开辟出一条路，这条盐路和茶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的戈壁沙漠，经过西伯利亚直通欧洲，是继古代丝路没落之后，新兴的国际商路。乔致庸可以说完成了「汇通天下」的心愿。
有一次他千里迢迢从武夷山运茶回来，每块一斤重的茶砖，他都准备了一斤一的重量，他只担心在运输过程中减少重量，卖出时会失去诚信。这种宁可自己吃亏的作法，在现代商人中不多见。山西发生大饥荒时，乔致庸更是倾家荡产救济灾民，因为他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就如现代的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一般。
《史记》如此论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句话千年来曾被多少人误读，以为天下人都是为利益而来。事实上司马迁同时引用了管仲此句：「食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有百姓都能衣食无缺，才会讲究礼节、注意荣辱。所以司马迁强调获利，是认为君子富有了，就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人民富有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也就是重点应该是提升生活质量后所行的「仁德」。
商人行商道，除了童叟无欺、回馈社会，更像《老子》所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不为自己累积私有财物的人，是因为明白唯有利他、为人，自己才会拥有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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