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目前处于九七后最分裂与混乱的时候，前途令人担忧。香港年轻人为掌握自己的命运，提出独立、自决或自治等等主张。也有许多年轻人怀念过去英国统治的日子。40年前我有幸从上海移居香港，住了整整21年，历经香港经济起飞与中国收回香港的重要时刻。我也正在写我一生的回忆录，正好香港部分已经基本结束。应《看》杂志编者之邀，我把香港部分的初稿率先刊出，不但可以让台湾的朋友认识香港的过去，更让香港的年轻朋友从中了解过去的香港与现在的区别，并且认识中国收回香港的一场骗局，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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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独立纪念日）我离开上海飞广州。目标是印度尼西亚；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当年离开印度尼西亚时盖上手印宣誓不再回去，因此只能滞留香港。在上海延安东路的民航局上车到虹桥机场，家人、亲友只能在这里送行。飞机是当时新买的波音707。在广州一位印度尼西亚梭罗朋友的姐姐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搭火车，循21年前的路径回到深圳，再回流香港。时为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十周年。这一切真是白云苍狗，世事如幻。
1980年代中期中英签署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以后，大批中国人移居香港，他们声称是「初到贵境」，这个词在香港《信报》首先使用，并且流传，显然是以「客人」身分到达香港。但是在这以前，捷足先登的则是我们这一批侨生，虽然是以香港为「中转」，也算是过客，但是因为到原来侨居地非常困难，而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环境给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天地，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它重启我的第二个生命，因此我尽量让自己成为真正的香港人，把香港当成自己的国家那样去热爱、去维护。
我离开中国到香港时，非常明白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们来香港是充当「三等公民」，但是这三等公民，也比在中国充当「主人翁」却要天天担惊受怕来得实在。当然，我也不晓得要多少日子才能适应香港的生活，尤其如何谋生，那得靠自己的努力。
从深圳走过罗湖桥到了香港，一阵惊喜，我终于摆脱「危邦」，得以自由了。
香港地狭人稠，居住大不易。Fotolia
顺利入境
进入香港，由入境处的工作人员在小房间里与我谈话。因为事先有其它侨生传授的经验，所以我没有讲出大学毕业的身分，怕因此被询问许多问题，制造麻烦，因此是以我在上海化工机修二厂工作时的工人身分来回答问题。工作人员询问有关唐山大地震与河南大水灾的问题，我就根据报章上的消息来回答，他们也问工厂的机械产品与产量，我也模模糊糊的回答。之所以如此，乃因有侨生一到这里，就破口大骂共产党，一到住处，就有人打电话来警告他们，把他们吓坏了，原来入境处早有共产党渗透。期间，一位英国上司走进来，用英文与我打招呼，我能听懂，他很高兴，没有问我甚么就走掉了。总之，过关很顺利。
走到香港境内的罗湖车站月台，眼前一片明亮，蜿蜒往前的铁路，似乎给自己指出了前进的道路。看到月台上有人卖可口可乐，在印度尼西亚时已有这玩意，所以认得出，也因此感到格外口渴，因为天气很热。正想买来喝，却看到那不是瓶装，而是密封的罐装，在上海华侨饭店也没有见到过，不知道该怎样打开来喝。那时深港两地来往的人很少，没有看到有其它人买来喝，我又不好意思问怎么打开喝，怕被当作乡巴佬，于是只好忍住口渴上了火车，直奔红磡车站。那里有我表弟接我。
这时，我弟弟因为经历1973年的股市崩盘，几经折腾，离开香港回到印度尼西亚发展。表弟比我早两年离开中国，到了香港，由我弟弟接待，并在弟弟原来的船公司任职，因此弟弟离开后，由他来接应我。
表弟把我带到妈妈那里。妈和我暂时住在早在印度尼西亚认识的世交金先生夫妇那里，在九龙窝打老道的太子道口，属于高尚住宅区，就在著名的王仁曼芭蕾舞学校隔壁。「窝打老」其实就是英文「滑铁卢」的粤语译音，广东话发音不准的江浙人就会读成「我打老豆」而沦为笑话，因为粤语的老豆就是老爸的意思。金先生是留学比利时工程师，大陆变色前夕到了香港与印度尼西亚，又回到香港，但是对共产党很有戒心，所以一直没有在香港买房子，随时做跑路的准备。每次见面，他都要与我讨论中国的形势。
小心翼翼的「新移民」
我在他们家里住了两个星期，稍微熟悉周围环境，才搬到同一条街的曾榕大厦，在培正道路口，靠近旺角与油麻地热闹地区。妈妈租了两个房间，有一个单独用的卫生间。二房东离了婚，带了一位小女孩住，还有一位妗婆（父亲或母亲的舅母，即舅婆）为他们服务。两个房间月租800元（港元，下同），我算了一下，我在中国领取的退休金只能付5个月房租，不禁为之咋舌。
客厅虽号称公用，我从来不去，也没有看他们的电视，避免无谓争执，因此广东话学得很慢。当时电视台正在播出周润发、缪骞人演出的《狂潮》长篇剧，非常轰动，但是我没有机会看，很可惜。
「新移民」当然是敏感的字眼，有甚么治安新闻，如果犯事的是新移民，必然点出这个身分。然而我是自愿来香港的，所以决心融入这个社会，我的语言能力很差，也很胆怯，只能硬着头皮学粤语。就像回国后不想别人认出我是侨生那样，我也不想香港人认出我是新移民。所以买衣服情愿贵点的香港出品，不要便宜的大陆货，以免被人一眼看出是「大陆佬」。当时流行的是宽裤脚管，也留较长的头发，我也要跟随潮流。
到香港没有几天，不想闲着，就到太子道的一间英文补习学校补习英文，但是因为用广东话授课，所以很吃力。半年后我去工作，就没有再补习了。不过认识了几位同学，有本地的、也有中国出来的，中国出来的后来大多去了美国。
刚到香港，妈妈与亲友们自然来接风，让我见世面。妈妈带我到九龙的半岛酒店与港岛富丽华酒店的旋转餐厅吃自助餐，这是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新生事物」。想起在中国挨饿的日子，体验资本主义的「幸福」。听妈说，在中国是网球教练的当年日惹朋友，饭量很大，刚到香港时，弟弟第一次带他吃自助餐，他可以吃下7片牛排。我自然没有这个本事，不过也是死撑，最好能把餐费赚回来。金先生也带我到九龙会大吃。而我自己在外吃饭，因为广东话不会说，怕出洋相，加上为了省钱，只学会「牛腩面」与「牛丸面」两个词，而且只到大排档（香港特有的街头露天饮食）吃。当时一碗才两块钱。（未完待续）
